略论《孙子兵法》“诈变”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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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子兵法》是一部先秦兵家的杰出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其中有大量篇幅论述“诡道”、“诈变”之术。它与同时代司马穰苴等军事家的思想有着显著的不同点，体现了孙武独特的军事思想，同时与社会环境和所处地区文化特点有着密切联系。孙武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吴国，切实的战争经验丰富了《孙子兵法》的内涵，使其具有吴文化特征，抛开“军礼”束缚，而更注重运用“诈”术取得胜利，以达到“全胜”的境界。

关键词：孙子；孙子兵法；司马穰苴；“诈变”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165-03

一、“诈变”是孙武军事思想的特色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最突出的一个军事思想便是全胜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1]，孙子把不损失一兵一卒称为“全胜”，称为最上之法，在书中的许多地方孙武都有所论述。但如何能够全伍全军，有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伐谋”是为最上乘方法，它的作用胜于用外交手段取得胜利。因为有外交就有盟约，虽说避免打仗，却不得已要用城池或其他资源换取，用谋略、诡道取得战争胜利，可减少兵力损失和资源消耗，甚至可以不损一兵一卒，以“威势”取得战争胜利。强调“兵者，诡道也”[2]的“诈变”思想，这在之前或是同时期的的军事论著中，是看不到的。孙子的“诈变”之术很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它能够成为《孙子兵法》和孙子兵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不仅与春秋后期争霸愈演愈烈的历史特点有关，更是与孙武所处的国家文化特色分不开。

孙子所处的吴国虽然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新兴国家，地处南部还不具备争霸中原的实力，但是它作为国家已然立国有几百年的历史。泰伯、仲雍奔吴建立句吴，地处南部，远离中原，受到所谓中原正统文化影响较少，加上原有的荆蛮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影响形成吴国特有的文化特点。史载：“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3]吴国兼容并蓄的文化特点，吸引众多有志之士前往吴国，孙武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孙武所具有的独特军事思想，不但与以往众多军事家不同，与他同时代的军事家，也表现出不同。司马穰苴是春秋后期齐国一位著名军事家，他因退却燕晋军队，解了齐国燃眉之急而闻名于世，被齐景公尊为大司马。他比孙武大概早三十年出生，大致属于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虽然两人都深受齐军事思想的影响，但是两人的军事思想却体现出很大不同，尤其在“伐谋”、用诈方面。孙子讲究的是“兵以诈立，以利动”，司马穰苴受到自西周以来齐国正统“军礼”文化影响，更加注重道义，认为军事也是一种“礼”。

司马穰苴将他的兵学思想编成了一部兵法叫做《司马法》。对于《司马法》一书学界至今仍然有着很多争论，其中的很多思想是来源于西周早期的军事思想，注重“军礼”，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内容不符合当时的战争环境，不是其所作。但是这些重“礼”的军事思想，在齐姜尚的军事思想中就能找到来源，司马穰苴继承了这些思想。司马穰苴与孙子在年代上是一先一后，但都是齐军事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我们可以以《司马法》和《孙子兵法》者两本兵学著作，来分析探索二人军事思想的变化发展。孙武与司马穰苴军事思想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军事政治思想和军事战略思想这两个方面：

二、孙武与司马穰苴军事政治思想的比较

首先，两人对“道”的阐述不同。《司马法》载：“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4]司马穰苴认为，战争要遵守一定的仁义道德，不只体现在对于本国百姓要不违农时、不乘灾疫疫病时打仗，也体现在敌方百姓身上，有丧事不发兵，更不能乘别国遭受灾害凶患时发兵；同样，打仗应该避开冬夏两季，不适宜的气候环境不适宜发兵。

在司马穰苴看来，战争应该遵守一定的作战原则，尤其要怀抱一份仁义之心，在战争这般使百姓受灾受苦的情况下，也要尽可能地保证百姓受到最小伤害。对于敌军也要拥有一份仁义之心，战胜是目的，但不能乘人之危，胜之不武。战争是所谓“为王者”行使的一种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权利，其目的多是称霸、降服异族等。但这与普通百姓其实并没有太多关系，百姓最重要的是安居乐业、和平生活，所以司马穰苴虽然不反对战争作为解决一些国家政事的手段，但坚决反对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战道”也应该是在“民本”和“礼”的基础之上。

而在孙武看来，“道”则有其他的意义，“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2]。孙武并不认为战争应遵守某种道德规范，在他看来，在战争中的“道”是体现在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上。一切的准备皆以胜利为目的，而胜利的首要条件便是我方军民同心。他主张君王要善待自己的百姓，而百姓愿意为君王奋战，上下同心，就是“道”，“主孰有道”[2]也成为判断胜利与否的首要条件。孙子跳出了所谓“礼”的限制，着眼于国家的扩张和称霸，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礼”上的降服，而更具实际意义。

其次，两人对战争目的的看法不同。杨善群先生曾经提出，司马穰苴崇尚的是一种西周封建式的宗主领主制[5]。“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6]，周天子行使礼乐，诸侯环绕拱卫中央。战争的权利在周天子手中，不能越出“礼”的限制，司马穰苴打心里是追求这份礼制的。但身处于“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的春秋末年，他清楚地看到周王室衰败，无法恢复到西周初年的理想状态中去，只有以战抑战，以王霸约法天下，逐步扫清诸侯平定战乱。“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材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同利以合诸侯，比小事大以和诸侯。”[7]司马穰苴想通过战争的努力，以诸侯制诸侯，从而维护周王室的正统地位和天下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