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我国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本文以我国各界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表现为例,分析了在我国对外传播的主要路径――官方路径与非官方路径中各传播主体的表现,以及此次我国对外传播方式中的不足之处,并就此提出建言。

【关键词】对外传播 哥本哈根 气候外交

北京时间2009年12月18日,为期两周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叹息声中落下了帷幕。近120个国家首脑的到场,全球数十亿人关注,数十万人上街示威,数千人的媒体报道队伍。这次气候大会将气候问题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政治前沿。

此次会议上,我国代表团积极、建设性地发出中国声音。代表团成员在各个场合的新闻会上严厉的措辞、强硬的态度,使得中国的新闻中心成为各方媒体的焦点。世界开始倾听中国的声音,不仅仅源于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之一,更重要的在于我国正积极步入全球气候谈判的舞台中央,中国气候外交的政策与行动也走向了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正确的路径将我国的理念传播出去,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本文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例,检视我国在对外传播工作中表现,并提出建言。

本文以国内网络媒体人民网、新华网、东方网、南方网、凤凰网、网易的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新闻报道为样本试图了解中国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根据大会召开的时间,样本时间定为2009年12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官方媒体样本总数为337,非官方媒体样本总数为172(见表)。本研究主要选取的是专题报道中的图文报道内容。

一、官方机构的对外传播

外交是国家对外传播的主要通道。本次大会上体现更多的则是气候外交,即包括国家或经过授权的国际组织(如欧盟),在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从事的调整国际关系的各类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国代表团此次的表现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评述:

1、积极谋求话语权,广泛参与国际言论

随着我国对国际事务由“一般参与者”到“重点建设者”再到“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转换,中国声音也经历了从“失语”到“话语稀缺”到“谋求话语权”的变化。会前,我国政府一改过去在气候问题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单积极主动地开展与欧盟、美国等关键力量的双边气候外交,并且主动出击,尝试引导国际舆论。例如于2009年11月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年度报告》,重申中国的减排政策。于大会开幕前10天,中央更高调地宣布了新的减排目标,提出在2020年将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基准减少40%――45%的目标。作为传播主体的中国政府,通过此举占据了议程设置的先机,在国际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通过一系列宣传举措,中国展现了将环保工作提高到空间高度的决心与诚意,势将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

2、高调发声,与媒体保持良好互动

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外记者明显的感觉是,中国除了积极参与谈判,也更加勇于表达了。一周多以来的吹风会上,中国代表团负责人纷纷出场,解振华的一针见血,何亚非的睿智,苏伟的幽默,于庆泰的清晰,让中国“声音”充分传递出来。此次大会,中国是唯一单独设立新闻与交流中心的发展中国家。新闻与交流中心确立,很好地抓住了此次机会,建立起了一个平台,第一时间把握外国受众的关注点、兴趣点,全面介绍我国政府、各部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以及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对误解与恶意攻击立即作出回应,在良好的互动中,达到了极佳的传播效果。

3、行动严谨,理性对待各方信息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谈判,对中国代表来说是一场对智慧、谈判技巧与身体极限的多重考验。中国代表团一抵达哥本哈根,就发现了大会会标存在缺陷――大会的会标只有COP(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而没有CMP5(《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这与中国奉行的“双轨制”谈判――同时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进行,下设两个特设工作组――是有严重偏差的。中国随即向大会秘书处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此举也得到了G7国集团的响应。短短一天,会标的问题便得到了解决。中国官方在此次博弈中体现出了在相互交流中取得理解和认同的态度,展示了不卑不亢、严肃谨慎的中国形象。

二、非官方机构的对外传播

非官方外交,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愈来愈被各国所倚重的对外传播通道。相对于传统外交(官方外交),非政府组织、企业事业团体(也包括以民间身份的官方背景之团体和个人)、思想库、学术界、大众媒体及其他民间团体、个人(社会名流、重量级名星等的私交)等非官方外交,又被称为“第二跑道外交”(或“二轨道外交”)。在此次气候峰会中,无论是媒体、NGO、甚至个人,其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

1、大众媒介

传播已进入全球化、多方位、多渠道的新时代,在这次气候峰会上,中国派出了前所未有的庞大报道阵容。无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都在此次峰会上上演了时间与内容的争夺战。《南方周末》的“绿色”板块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进行了一个月的深入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会议进行了全程直播,网易、新浪、搜狐、腾讯等门户网站纷纷开辟专题,联系各路人马对峰会进行多侧面的解读。专业记者、学生、公益人士纷纷加入了报道行列,通过博客、微博等渠道了第一手的会议观感。公民新闻在此次报道中大放异彩。

2、非政府组织NGO

中国NGO和青年志愿者首次集体亮相国际气候大会,象征了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中国的社会化。NGO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推动全世界能够达成一个公平的,积极的,并且有约束力的最后成果,中国的NGO也不例外。在哥本哈根的NGO组织包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绿色和平、全球环境研究所(GEI)、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乐施会等。企业家、记者、志愿者走出国门推介我们的祖国,推介我们的产业,推介我们的光荣与梦想,参与到全人类的生存环境保卫战中。NGO作为一种带有宣传性质的国际公关,其行为带来的后果是正面的,很好地在国外培植起了信任和理解,它影响的不单是会议进程,更是全球的舆论。

3、个人

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在哥本哈根亦是初登气候舞台,学习其他国家的参与经验。好利来的罗红、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都被联合国环境署邀请乘坐气候列车到哥本哈根,同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的十多名企业家,参加了“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并发表宣言,展示中国企业家承担气候责任的意志。会场内唯一绿色和平青年志愿者代表,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普通大学生李木子和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同伴,在贝拉地铁站人群必经的路口,一同敲起“wake up call”,并喊出口号――“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决定。”这些来自中国的民间力量把中国各界的声音带到了峰会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达到了官方传播手段达不到的效果。

三、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对外传播处于相对被动局面

此次峰会是中国代表团面临的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可谓明枪暗箭都指向了中国。美国气候特使先声夺人,利用媒体打口水战,引君入瓮,将中国锁在被动的回应澄清上,使中方只能否认,不能正名。奥巴马通过CNN宣布与中国等达成共识,抢占诊释权,在民众面前邀功。反观中方,虽然在媒体沟通上有所突破,每天主动召开记者答问会,但整体策略仍显因循呆板。在重大事件面前,我们的媒体应当做到旗帜鲜明,快速准确地作出反应,从而树立媒体公正开明的形象,取得国际受众的信任。

2、“对外宣传”大于“对外传播”

我国的新闻媒体在对外传播时,生怕外国受众理解不了中国国情,总是想方设法要对所报道新闻事实进行解释、说明,效果适得其反。在此次峰会上,关于中国阻碍会议进程的报道层出不穷,可新华社最后只撰写了一篇名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的报道,以大量的细节详述了从12月16日至18日在哥本哈根出会期间的60个小时密集行程,来修正西方媒体的说法,很难达到对症下药的目的。更主动、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更灵活的新闻,才是中国对外传播的必走之路。

结语

对外传播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树立国际形象、奠定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此次气候峰会,我国的对外传播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在对外传播的内容、形式和视角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了传播效果欠佳。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要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指导思想变成“以正面效果为主”,注重传播技巧,借鉴先进技术,提高媒体公信力,淡化传播主体色彩,力求客观公正的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①刘小燕,《论国家对外传播的通道及其利用》[J],《国际新闻界》,2009(3)

②何翔,《我国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当代传播》,2008(5)

③卢思骋、王之佳,《哥本哈根:气候政治的新起点》[J],《南风窗》,2010(1)

④周绍雪,《气候外交的发展态势及中国的应对》[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1)

⑤曹辛,《减排承诺该不该接受国际监督?》[N],《南方周末》,2009-12-3

⑥唐勇林,《气候峰会 胜算几何?》[N],《南方周末》,2009-12-3

(作者: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传播学硕士)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