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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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逸周书》这本古籍，倒是颇有几分神秘色彩。为什么这样说呢?它为什么被称为《逸周书》呢?这一个“逸”字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典籍。它的内容按朝代可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其中《周书》记载的是西、东周时代的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逸周书》里的文献也是西、东周时期的史料。从内容形式等诸多方面来看，它都与《尚书・周书》的篇章相类似，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尚书》中“周书”的逸篇，即散失掉的篇章。这也正是《逸周书》书名的来源。

问题是《逸周书》还有一个名字，在隋唐以后它又被称为《汲冢周书》。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什么是“汲冢”。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一作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或二年，汲郡(今在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偷盗魏襄王的陵墓，发掘出竹书数十车，全是蝌蚪文字(即流行于东方六国的籀文)。于是晋代统治者组织学者进行整理，前后经过大约20年，整理出了古书16种75篇。其中在杂书19篇中就明确记载有《周书》(详见《晋书・束皙传》)。于是《逸周书》在后来即又被称为《汲冢周书》了。

说到这里，就有一种疑问产生了。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逸周书》确是出自“汲冢”，那么当它面世已经是在很晚的晋代了。而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写文字学名著《说文解字》的时候，就曾经引用过《逸周书》的内容；无独有偶，著名的学者郑玄注《周礼》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过《逸周书》的内容。这就奇怪了，于是很多人就认为《逸周书》早就存在，出自“汲冢”乃是一种误传。

那么《逸周书》到底是自古就有呢，还是出自“汲冢”?历史中产生过很多争论，最终莫衷一是。其实，还有一种折中的看法可以比较圆满地停息这种争吵，即《逸周书》在汉代作为一种零散的文献早就存在，而在晋代的汲冢里也确实出土了一部内容大致相同的《周书》。以这种角度看来，历史上的《逸周书》可能存在两种版本。

关于《逸周书》是如何成书的，历来也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这是孔子整理古《尚书》时删去不要的篇章；有的说这是战国时代一些人仿照《尚书・周书》制作的一些赝品。现在人一般认“真伪参半”(梁启超语)，认为此书确实有一些西周时代的作品，同时也有一些战国时期的拟作，甚至有一些作品的年代可以定在西汉时期。

《逸周书》历来被称为史学遗珍，它所记录的历史内容有时候和我们经典著作里所记录的大相径庭。比如《逸周书・世俘》载：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武王向四方征讨，计攻灭九十九国，杀敌一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生俘三十万又二百三十人，总计征服六百五十二国。)

这里的记载与我们固有观念中的殷周易代的历史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在《史记》里，武王兴起的是仁义之师。虽然也提到了四方征讨之事，但却没有什么痕迹显示出上述引文中所记载的血腥杀戮。我们知道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曾普遍存在一种美化先王的集体意识，尤其以儒家为甚。儒家崇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自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为周代先王进行粉饰。譬如孟子云：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对于殷周易代的历史，儒家的立场显然会偏向武王一方。对于《逸周书・世俘》记载的血腥杀戮，儒家自然是相当排斥的。所以这也是《逸周书》“逸”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不符合儒家历来所坚持的政治理想。但如果我们要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殷周易代的历史，去掉一些理想化情绪化的东西的话，那么《逸周书》所记录的内容恐怕是最接近历史原貌的。

《逸周书》多数篇目，标明是记录的文、武、周公、成王、穆王等时代的史实，其中《商誓》、《度邑》、《世俘》、《作雒》、《明堂》等篇目给我们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周史料。在近现代学者看来，它的真实与详细都是别的史料所不能比拟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是《逸周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朱右曾在《逸周书集训校释序》中说，这本书虽然未必一定是文、武、周公、成王时代的人所写的，但也一定不是战国秦汉时代之人所写的伪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中一个证据即是此书所记录的场景太真实了：

《克殷篇》所叙，非亲见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门》、《芮良夫》诸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仿佛。

历史学界对于史料有一个处理原则，即较之地上文献，我们更愿意相信地下的文物。这是因为地下文物没有经过后人人为的修饰与改造，往往更接近于历史的原貌。另外有一点也需要注意，即在把握好经典文献的同时，也应该充分注意到处于主体意识边缘的一些所谓的“杂史”(在后世一直被归入杂史一类里)。正由于处理边缘，所以这些“杂史”被改动和加工的可能也就比较小了，因而有时它比所谓的“正史”更加可信。像上文《逸周书・世俘》所记载血腥杀戮就十分符合奴隶制时代的社会特征。

再有《逸周书》许多篇目比较古奥。譬如《皇门》一篇曰：

维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闳门，会群门。曰：“呜呼!下邑小国，克有老，据屏位，建沈人，罔不用明刑。维其开告于予嘉德之说，命无辟王，小至于大。我闻在昔，有国誓王之不绥于恤。乃维其有大门宗子，势臣，罔不茂扬肃德，讫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国王家。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成献言，在于王所。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监明宪。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

我们知道古奥也是一种特殊的美，古奥会带给阅读者一种疏离感，造成理解上触动与震撼。古奥同时也是《尚书》文章一般特征(唐朝散文家韩愈曾经在散文《进学解》中评论《尚书》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证明《逸周书》与《尚书》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譬如上文中周公的谈话风格与语言特点就与《尚书》中著名篇章《无逸》里的周公极为相似。

就其历史内容而言，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有礼制、地理、兵戎、民族概况、历法、训诂、政令、说教、财政管理等。如关于周代早期礼制的记载颇为详尽：

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

季冬之月……天子乃与公顷大夫饬国典，困时令以待来岁之宜。

上述引文是记载天子在具体的日期里需要举行的具体仪式。除了一些具体的仪式，还记载了对于礼制本质的追问，如《本典》篇记载周成王问周公一个问题：“今朕不知明德所则，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礼乐所生，非不念而知，故闻伯父。”周公给他做了非常详尽的回答，非常深入地探讨了礼制的本质。又如对于“谥”的记载与讨论，谥号是对于一个人一生行为的评价。所谓“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谥号虽然仅仅有一两个字，但其内涵非常丰富，褒贬不一。《逸周书》就专有一篇《谥法》对当时的谥号进行了解释说明。如关于“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关于“孝”：“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谥号褒贬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离娄上》说：“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莫能改。”(早孤陨位曰幽，雍遏不通曰幽，动静乱常曰幽，暴慢无亲曰厉，杀戮无辜曰厉。)

《史记・苏秦传》有一句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话：“苏秦乃闭室不出，出其书偏观之……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苏秦是先秦时代著名的纵横家，以讲权术著称。苏秦既然认真地研读过《周书》、《阴符》(著名的兵书)，则可说明这两部书中必有大量能够使他得益的内容(兵法、权术)。一般认为《逸周书》应该归为史类，但由于书中大量篇章属于兵家之言，因此黄震说此书“多类兵书”(《黄氏日抄》)，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也认为应该把此书归入子部兵家。《逸周书》里蕴藏着很多的军事经验，如：

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战。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战。(《大武》)

四攻者，一攻天时，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大武》)

凡攻之道，必得地势，以顺天时，观之以今，稽之以古，攻其逆政，毁其地阻，立之五教，以惠其下。(《小明武》)

另外《程典》、《柔武》、《宝典》、《周祝》、《铨法》等篇讲述的是权谋管理之道。此处便不赘述了。

《逸周书》好的注本有清代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十卷，今人有西北大学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逸周书校补注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