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校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升级”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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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深刻转型的新时期，与经济领域的产业转型升级一样，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需要“转型升级”。为何转型？如何转型？朝哪儿升级？本文试图从教育的两个“基础”和文化的两种“心态”出发进行思考。

一、关注两个“基础”

1.基础教育要培养的“基础”

在“基础教育”一词中，“基础”的基本内涵是指：“人在未来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和起点。”从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指向“未来”。一是为上大学做准备，二是为生活做准备，两者不可偏废。由此可见，“基础”对于人一生的重要，真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那么，基础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基础”？在我国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看来，“基础”的具体内容往往是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即 “双基”。我们把人在未来“进一步学习和发展的根本”定位为扎实的“知识体系”，而非一个人的学习兴趣、好奇心和自信心等构成的“能力体系”。这两个体系的差别在哪里？“知识体系”强调“学会”，“能力体系”强调“会学”。［1］两相比较，高下立判，优劣立现。强调“学会”的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学生离开学校带走的是沉甸甸的“基础知识”，而强调“会学”的基础教育体系，学生离校时拥有的是充足、轻松的思维空间和浓厚、持续的探究学习的兴趣。这一对照，告诉我们，就中国的基础教育而言，打好基础是基础教育的第一要务，但寻求基础与创新的平衡也不可忽视，不能为基础而基础，打好基础的过程应孕育着创新。有了创新意识的引领，基础才能具有内在的活力。［2］

当然，中国基础教育工作者如此沉迷“知识体系”，除了历史的客观原因，更深刻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我们的高考评价体系主要还是一种“知识导向型”的目标体系。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逻辑：教育以培养人才为目的，人才以知识拥有为标准，知识传授以“灌输”为基本手段，就这样，应试教育水到渠成。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国民教育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九年义务教育业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趋于普及，整个基础教育由“寻找适合教育的学生”时代进入“寻找适合学生的教育”时代，而高等教育则由少数人能够上大学的精英时代过渡到大多数人能够上大学的大众时代。

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基础教育的“基础”已经发生了逆转！现时亟待需要做的就是与时俱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重建基础教育体系。在这其中，“兴趣”和“信心”是教育最重要的两个核心元素，是学校教育的张目之纲，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两个“基本点”。只有学生的兴趣、好奇心和自信心被有效激发，主体性得到尊重，自主性得到发挥，学生才能走向乐学之路，教学才能走向高效之道，教育才能走入幸福之门。［3］

2.基础教育要改革的“基础”

当基础教育的“基础”发生转向时，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亟待“转型升级”。如何转型？朝哪儿升级？我们一直推行的基础教育改革从理论到实践已经给出不少答案（包括改课程、改教学、改班级、改管理以及改校长、改教师），也已积累了相当程度的成果。可是，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一线亲历者，我们肯定遭遇到了这样的困境：改革轰轰烈烈，学校教育的底色却变化不大，甚至基本没有变化。这样的困境促使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一个起点性的问题：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改什么？换句话说，哪里才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基础”？

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解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学校的发展在其本质上是文化的发展，文化特征是学校的最本质特征。没有文化，便没有学校。当前学校发展改革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学校自身文化建设没有形成明确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抓住某种“连根拔起”的东西。因此，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化！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是一生的。

由此看来，基础教育改革的“基础”核心就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用龙应台的话来说，文化就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学校文化就是所在学校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也就是全校师生表现出来的整体气质。所有基础教育的改革，其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学校层面的“文化变革”――改变和转换师生已习惯的生存方式，用一种先进的学校文化来凝心聚力，形成学校独特的办学理念、办学风格、办学气质和办学特色。所以，认识学校，一定要认识学校的文化。研究学校，也一定要研究学校的文化。办好学校，更需要找寻先进的学校文化来引领学校建设。

二、需要两种“心态”

我们为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升级”开出了“文化”的处方，意味着学校建设需要经历一场文化的重建，而我们这些一线的教育实践者与改革者更应保持良好的文化心态，有意识地将人才培养上升到文化层面来进行思考和实践。

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心态？

1.需要“包容”的文化心态

教育哲学是一种“平衡”哲学，需要教育工作者排除那种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用“包容”之心来对待教育改革中的“钟摆现象”（指在不同的模式和理念之中，来回摇摆交替的现象），在新与旧、破与立之间找到平衡点。

例如，我们谈论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升级”，强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立足人的“能力基础”，着眼于开发个体内在潜能和培养个体自主建构能力，但绝非全盘否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之所以突出“转型”，是期待渐进改革，达到“升级”的目的，而非以激进的姿态颠覆以往的文化传统。事实上，从逻辑上来说，现阶段的“注重创新”与历史上的“偏重双基”之间应当是一种包含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教学活动，仅仅指向实现某一方面的发展目标或结果。

又如，掌握知识，而不发展技能、提高能力，或者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不产生影响。其实，“在学习过程中，知识、技能和道德品质的学习都是密切关联着的。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包括技能的学习；不包括必要的技能，特别是心智技能的学习，是不存在的。”［4］

还如，学校文化重建。我们把学校文化建设看成是学校最高层面的建设，并不意味着文化建设可以简单替代，复制照搬。鲁迅先生曾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者对待文化应有的态度是“扬弃”而不是“抛弃”，旧文化之“旧”不等于“无用”。总之，良好的文化心态有助于我们将文化传统改造成新文化的根基和底座。

而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土壤，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核。而且，学校文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不只是学校文化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学校文化所处的大的文化生态有关的问题。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既是对教育界的刺痛与鞭策，也是对社会各界的诘问与警示。然而，只有当学校文化、教育文化与社会文化生态达到和谐共生之时，“钱学森之问”才有望得以破解，我们的学校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2.需要“从容”的文化心态

教育是一项“慢”的事业。慢在哪里？慢在文化上。文化的改变，人的价值取向、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不是听几场报告，读几本理论著作或几篇文章，上几堂公开课，开几次研讨会就能解决的事情。无论是旧文化的改变，还是新文化的生长，都有自己的速率和节奏。文化需要提炼，文化需要积淀，文化需要修为。

教育同时还是一种“慢”的艺术。为何慢？大概跟生命成长的特性有关。《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表明，人的教育成长应当顺应人的自然禀赋，勉强不得，急不得，快不来。对此，张文质先生有过详尽而精辟的论述：“有时候我们简直没有办法使一个人学得更多、学得更好，也没有办法让他迅速形成所谓良好的习惯，我们也经常无法对自己的教育行为作出恰当的判断，也无法洞悉一个成长中的儿童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恰到好处地保护和帮助他……”［5］此时此刻，教育工作者所需要做的，就是“要等待一个儿童的成长：他智慧的觉醒，力量的增强，某种人生信念与价值的确定；他需要你对他这个具体的人而给予的帮助，即温情的理解，真挚的同情，诚意的鼓励，恰当的提醒。也许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耐心、敏感、克制、清醒的边界意识，同时要有乐观的态度，积极恰当的行动能力（一种临场智慧）”。［6］换句话说，就是要克服“气喘喘”“急吼吼”的心态和姿态，尽其心，倾其性，从大自然中寻找力量，依托大自然赋予生命的一切可能性，高度信任和尊重学生，以全面依靠学生的方式，促使生命舒张，促使人之天性充分发扬，至善至诚，至德至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慢”的事业，“慢”的艺术，需要“从容”的心态，尽性知命，顺势而为，真正的教育或许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工作者既是生命的“助产士”，也是生命的守候者，需要时刻保持从容之态，尽可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静观生命之树拔节，静待生命之花绽放，静候生命之春降临！

参考文献：

［1］王红.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反思――从中美教育比较获得的一些启示[J].人民教育，2011（9）.

［2］张奠宙.寻求基础与创新的平衡[J].人民教育，2010（18）.

［3］方展画.从“建筑学”走向“生物学”:人才培养模式亟待“转型升级”[J].人民教育,2011（11）.

［4］陈佑清.适应新的发展取向的学习类型多样化探讨[J[.课程・教材・教法，2007（3）.

［5][6］张文质.教育是慢的艺术――张文质教育讲演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