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正走到愿望的反面?老外:中国走向“逆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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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应考虑到当地历史、景观以及地形，不过恐怕中国的很多改造正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在建筑设计师Bernd Seegers眼中，中国20年急速发展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的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是一个有惊人一致性的言论。中国画家张仃去山东，感叹这些城市都似曾相识，与江浙一带没有区别；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规划师苏解放说，北京正在“有系统地被改造成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挪威的艾伦写文章说，“中国的每个城市都看起来像深圳一一中国城市的楷模。深圳大概是想模仿香港，香港想模仿纽约。”

这也是一个基于生活经验的疑惑。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在环路上堵车，看到车窗外路边“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大都市”的巨大广告牌。然后，他便问：难道如此堵车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化大都市的特征吗?

最新、最高、最大。无人刷洗的玻璃幕墙、塞车的双向12车道、卖细菌超标烤鸡翅的超大型Mall。这是陷入了新生活激情的中国城市，大师级的诡异建筑和混乱的城中村并存的中国城市。在新一轮的旧城翻新和造城运动中，城市的规划时常被套用一个简单逻辑：用西方模型修改它一一上海有卖汽车的“德国镇”，北京有模仿南加州橙县的“橘郡”，超过183个中国城市为自己确立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未来定位。在一篇《城市规划也刮“崇洋风”》的报道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则表达了一种无奈：“目前，城市规划设计中采用洋设计师成为项目运作的关键。”做小维也纳或小纽约中国的部分城市正迅速被全球格式化。

尽管如此，我们有时仍不可避免地走向愿望的反面。在Bernd Seegers看来，中国和国外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广泛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的绊脚石，是政府通常缺少足够支撑公共建设项目的资金。他们经常把大量的新土地使用权出售给开发商以提高预算。”他认为，这会造成严重的“逆城市化”，“尤其是他们往往把城市的中心地带售出挪为商用，迫使文化和公共设施，如政府机构搬到城市的边缘．在那里他们拥有大片额外的土地。这种情况只能通过重整国家和省市的预算才能改善。”

政府搬迁在中国有拉动人气的作用，是城市发展的常见做法，但外国人似乎和我们有不同理解。建筑大师库哈斯今年3月被邀请到深圳谈中国的城市规划问题，他担心城市规划中对“公共文明”设施的普遍忽略，会让一个城市成为“没有器官的城市”。城市规模增大，文化、公共设施、政府机构边缘化、生活功能和商业功能的分裂，让人想起建筑师马清运的说法――其实北京是一个小城市。在北京，住通县的人要到CBD上班，CBD没有生活的功能，办一件事数个小时都在路程上，使北京变得没效率，成为一个由很多不同功能的小城市组合起来的大盘子。

从Google地图看拉斯维加斯，道路整齐得如同作文纸的方格。但经过数千年时间生长而成的中国城市，难以参考这种模型冲国的新城规划，有的学习欧洲的高密度规划，有的学习美国的低密度规划，但有时，我们只学会了法国别墅的建法，却没研究法国对城市密度的规划和管理冲国的文明沉淀、城市化的超常发展，来自国外的规划者未必遇到过――他们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觉，可以指出中国的规划病，但中国人的问题还是需要中国的规划部门来判断，提升自身素质才最重要。否则，我们又将听到19世纪末进入高昌时，雷格尔发出的惊呼：“啊，那里有一个如同罗马城市一样的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