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校勘《礼记正义》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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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于《礼记正义》大量采用南宋卫《礼记集说》的材料，由于版本的判定和使用犯了重要错误，使得大量校勘记条目与卫《礼记集说》原文事实不符，所采材料不可靠。通过对卫《礼记集说》版本源流的清理，比勘宋郡斋本、明影钞宋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各版本，发现阮元所用《札记集说》的版本非宋本，而是经过重大改动的通志堂经解本。

[关键词]阮元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礼记集说》　版本

[分类号]G256.3

清代大经学家、文献学家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春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时，将《校勘记》附刻于群经各卷之末，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秋完工。经过这一整理，该书成为经学研究的名著，也是文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阮校《十三经注疏》十分重视版本对校。他搜集、利用的历代版本甚多，尤重宋明旧版。

每条校记无不历载各本异同，间下案语，考证案断，证是存疑，每精要迭出。书刊成之后，倪模又校出93条，余成教校出38条。朱华临于道光六年(1826年)汇合二书，详加勘对，并监督刻工逐条更正，使此书更加完善。以这样的态度整理古籍，应该是很精审的了。遗憾的是即使这样，该书在版本的判定和使用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由于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使得部分校勘与事实不符，材料的可靠性值得质疑。

1　问题的提出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在校点卫的《礼记集说》(以下简称《集说》)时，查检《礼记正义校勘记》作为参考。发现《校勘记》中大量使用了卫的《集说》。充分利用这个版本是很好的，因为卫的《集说》是保存下来的有关《礼记正义》的稀有南宋版本之一。但是，当我们将《校勘记》中所引《集说》的条目同原书核校时，发现有很多并不相合，问题十分严重。举例如下：

・《曲礼上》：“主人延客祭。”郑玄注：“客若降等则先祭。”阮校：“闽监本、毛本同，岳本同，卫氏《集说》同。惠栋校宋本‘若’作‘不’，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是也。”

按：“若”当作“不”，阮元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校勘记判断卫氏《集说》作“若”，则误矣。今检《集说》，本作“不”，而不作“若”，版本是正确的。《校勘记》以为《集说》作“若”字，判断《集说》同误。非也。

・《曲礼上》：“毋放饭。”郑玄注：“去手余饭於器中。”阮校：“闽监、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卫氏《集说》同，《考文》引宋板‘於’作‘放’。”

按：今检《集说》，本作“放”，而不作“於”，与《考文》所引宋板同。阮校非。至于究竟应作“於”，还是作“放”，则当别论。

・《曲礼下》：“苞屦、圾、厌冠，不入公门。”孔颖达疏：“厌帖无者疆，为五服丧所著也。”阮校：“闽本同。惠栋校宋本‘疆’字同，‘者’作‘耆’。监、毛本‘者疆’作‘梁’，卫氏《集说》同。案：当作‘耆疆’，宋本是也。古训‘耆’为‘疆’。《逸周书・谥法》云‘耆，疆也。’《左氏・昭廿三年传》：‘不懦不耆。’杜预注亦云：‘耆，疆也。’疏意盖谓无耆疆之谓，厌帖而已。‘耆’，作‘者’，形近之误也。”

按：《逸周书・谥法》：“耆意大虑曰景。”孔晁注：“耆，疆也。”阮元所引误以注文为正文。作“耆疆”是对的。作“者疆”，当然是形近而误，作“梁”亦非。问题是阮校说“监、毛本‘者疆’作‘梁’，卫氏《集说》同”，其判断与所引宋本卫氏《集说》并不吻合。给人的信息是卫氏《集说》作“梁”是错误的，当作“耆疆”。但是，检核宋本《集说》，发现原文并不作“梁”，而是作“耆疆”，与惠栋校宋本相同，说明宋本不误。

・《曲礼下》：“庶人曰妻。”孔疏：“‘庶人曰妻’者，妻之言齐也。庶人贱，无别称，判合齐体而已。尊卑如此。若通而言之，则贵贱悉日妻。”阮校：“惠栋校宋本作‘贵贱悉’，此本‘贵贱悉’三字阙。闽、监、毛本‘贵贱悉’作‘上下通’，卫氏《集说》同。”

按：此段文字是就贵贱尊卑而言，作“贵贱悉”比作“上下通”义长。检核卫氏《集说》，原本作“贵贱悉”，与惠栋校宋本相合，说明宋本原貌如此。作“上下通”者，当是后世所改。而阮校谓卫氏《集说》同闽、监、毛本，作“上下通”，既与宋本不合，亦与文章原意不能完全融汇。阮校误矣。

・《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犏。”孔疏：“昆仑在西北，别统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昆仑东南一州耳。于一州中更分为九州，则禹贡之九州是也。”阮校：“‘于一州中更分为九州’，惠栋校宋本作‘一’，是也。此本误。闽、监、毛本作‘神’，亦非。卫氏《集说》同。”

按：“于一州中更分为九州”，直接承上句“昆仑东南一州耳”，是就州之数目说，因此作“一”是正确的。惠栋校宋本作“一”，说明宋本之可贵。可是同为宋本的《集说》，为何会同闽、监、毛本作“神”而致误呢?复核《集说》，发现《集说》并不作“神”，而是作“一”，与惠栋校宋本正相合。阮校误。

・《曾子问》：“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郑玄注：“封，亦当为‘窆’，改服、括发、徒跣、布深衣、圾上衽，不以私丧包至尊。”“布深衣、圾上衽”下，阮校：“宋监本亦作‘扳’，闽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监本‘’误‘扳’，卫氏《集说》同。毛本‘圾’误‘扳’，‘上’误‘止’。”

按：作“”是也。陆德明《释文》亦作“”。作“扳”，乃形近而误。检《集说》，本作“”，而不作“扳”。阮校谓卫氏《集说》同监本作“扳”，与事实不符，非也。

・《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郑玄注：“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耒耜之为用也。‘人情以为田’，‘修礼以耕之’，此是也。大备，自耕至于食之而肥。”阮校：“惠栋校宋本同，宋监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闽、监、毛本‘而’误‘弗’，卫氏《集说》同。”

按：惠栋校宋本、宋监本、岳本、嘉靖本作“而”，是也。如以闽、监、毛本作“弗”，则正好相反，不合文意。复核卫氏《集说》，本作“而”，并未误作“弗”。其版本是正确的。阮校非。

・《大传》：“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孔疏：“‘异器械’者，器，为豆、房俎、礼乐之器也。”“器为褐豆”下，阮校：“惠栋校宋本作‘榻’，此本‘褐’误‘’。闽、监、毛本同，卫氏《集说》同。”

按：作“”是也。豆，古祭器，是一种不加装饰的木制高脚盘。《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以榻豆，殷玉豆，周献豆。”郑玄注：“褐，无异物之饰也。”孙希旦集解：“褐豆，断木为之，而无他饰也。”其器与“车”无涉，闽、监、毛本作“”，误。阮校是正确的，但是所说卫氏《集说》与闽、监、毛本同，误作“褐”，则非。《集说》实同惠栋校宋本作“榻”。

・《内则》：“取豚若将，刘之刳之，实枣于其腹中。”郑玄注：“‘将’，当为‘’，，牡羊也。”阮校：“闽、监、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卫氏《集说》同。惠栋校宋本‘群牡’作‘牝’，宋监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牡’亦作‘牝’。”

按：“”应是牝羊。《诗・小雅・苕之华》：“羊坟首，三星在。”毛传：“羊，牝羊也。”《庄子・徐无鬼》：“吾未尝为牧而生于奥。”陆德明释文：“，子郎反。《尔雅》云：牝羊也。”《韩非子・五蠹》：“千仞之山，跛易牧者，夷也。”因此惠栋校宋本、宋监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均作“牝”，是也；闽、监、毛本、岳本、嘉靖本作“牡”，误。复检卫氏《集说》，发现并不作“牡”，而作“牝”，与惠栋校宋本、宋监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阮校误。

・《乐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孔疏：“云文谓鼓也，武谓金也者，金属西方，可以为兵刃，故金为武；鼓主发动，象春，无兵器之用，故鼓为文。”阮校：“惠栋校宋本作‘象春’，此本‘春’字同，‘象’误‘众’。闽、监、毛本‘象春’误‘众音’，卫氏《集说》同。”

按：武，金也，金属西方，象秋，主杀伐，与“文”相对；鼓主发动，属文，故“象春”，是也。作“众春”、“众音”者均误。复核卫氏《集说》，发现并不与闽、监、毛本作“众音”同误，而是作“象春”。阮校以是为非，误。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阮校引《集说》与原书不合者，多达数百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初时颇感纳闷。经过反复核校，结果发现问题原来出在阮氏对《集说》的版本判断和选择使用上。因此，要破解这个问题，还必须从《集说》的版本说起。

2　《礼记集说》的成书和版本

《集说》作者卫浞，字正叔，自号栎斋。南宋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昆山人。累官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宋史》无传，《艺文志》仅载“卫浞《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淳佑玉峰志・人物》有传，载其行事较详。卫浞一生酷爱书籍，收书“山聚林列”，建栎斋以藏之。他有感于各家说礼散见杂出，“后人掇拾前言，而观者据新忘旧，莫究其始，先儒之书，日就湮晦”，乃以郑注、孔疏为主干，网罗旧闻，博采诸家，荟萃辑录，积二十年之精力，于宝庆二年(1226年)七月编成《集说》一百六十卷，并《统说》一卷。

此书辑录诸家著述，均各记其姓名，并于书前详列《集说名氏》，眉目清楚。所取各家之说，或专治《礼记》之作，或于他书有所论及，或见于别书引用，均广泛辑录，而于个人意见则不措一词。所辑资料极其宏富，足供研治《礼记》者自择。所取著述达144家，他书所涉《礼记》而有所采取者，尚不在此数，基本上能保存各书的宋代面貌；所引大半著作今已亡佚，更赖此书得以窥其梗概。其内容不仅比《礼记》的单注单疏本或注疏本更有益于研究，而且为古籍校勘、辑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其书于《礼记》正文和郑注，均原文照录，不加改变，保存了《礼记》及郑注的宋代版本状况，于版本学、校勘学之价值甚高。郑注以下，乃“剪除芜蔓，采摭枢要”，多为摘录、缩写、改编，而非原文。

卫氏《集说》的版本主要有四种。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大资政赵善湘捐资初刊《礼记集说》，惜未见传世。之后作者又“披阅旧帙，搜访新闻，遇有可采，随笔添入，视前所刊，增十之三，间亦删去冗复”，历时九年，于嘉熙四年(1240年)刊刻于新定郡斋。新定郡宋改名严州，故或称严州本；咸淳元年(1265年)严州升为建德府，故又称建德本。这是所见《集说》最早的版本。其增补内容，原附于各卷之末，如卷第七十三，增补“金华范氏”说四段，卷七十六增补“金华范氏”说四段，卷七十七增补“金华范氏”说九段，卷九十一增补“新安王氏”说，卷九十六增补“山阴陆氏”说，卷第一百二十七之后增补“四明袁氏”说等。书末有作者宝庆二年(1226年)自跋识语、嘉熙四年(1240年)续跋和真德秀收到《集说》后的手书谢翰。原刊应有魏了翁序，存本已残，仅存序末“了翁”二字和“鹤山书院”印鉴一枚。宋版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版残缺者，由后人据他本配补。卷首副页有清黄丕烈签跋一则，称“内缺十七卷：卅四后缺七卷，九十三后缺三卷，一百后缺七卷，俱旧时钞补”。此外，卷二第十八至二十二页，卷五十第十一页，卷七十八第一至十一页，卷七十九第十八至二十三页，亦为清钞配页，卷八十三第十七页为明人钞配，上有明华亭朱氏藏书印。

新定郡斋刊刻《集说》后直到清初，因受元代陈灏《集说》的冲击，且因卷帙浩繁，便没有再翻刻，而只有一些明代钞本行世。今所见国家图书馆藏明影宋钞本，前有宋宝庆元年(1225年)魏了翁序全文和卫浞《进礼记集说表》和自序。钞本大体内容与宋本一致，比较接近宋本面貌，但文多乖误，衍、脱、讹、倒者甚众。尤多俗别字，版本甚差。

清纳兰成德《通志堂经解》刊本，刻于清康熙年间。书前有纳兰成德康熙十六年(1677年)重刊《礼记集说序》、宋魏了翁序、卫浞自序，并将卫宝庆二年跋语、嘉熙四年补跋提到书前。《统说》后有卫浞《进礼记集说表》。这次刊刻由著名藏书家徐乾学总其成，因未见宋刻本，只好用两个钞本为底本付刻。《通志堂经解》本对钞本进行过大量文字校勘整理，改正了书中的部分明显错误；将卫浞原增刻于各卷之末的内容变更位置，调到相应的经文下，基本统一了浞书体例；并据所见钞本尽量补齐序跋，是一个经过整理的较好版本。但是由于文字改动甚多，已非宋本面貌，且又间有刊刻自误。

《四库全书》本，以两江总督采进的《通志堂经解》刊本为底本，并进行细致校勘，誊录成帙。这是卫氏《集说》最通行的版本。只是在收入《四库全书》时，又带入了一些新的错误。

3　阮校所用版本

在《集说》众本之中，阮校究竟使用的什么版本呢?阮氏没有说明。我们试把阮校引用《集说》的条目摘出，一一对比，发现绝大多数条目都与通志堂本一致。上文列出的10条，所引《集说》无一例外，与通志堂本相合。下面再举出几例：

・《曲礼上》：“以脯惰置者，左朐右末。”孔疏：“棰而施姜桂曰锻。”阮校：“闽本同，监、毛本‘捶’作‘棰’，‘锻’作‘’，《考文》引宋板亦作‘捶’、作‘锻’。《周礼・腊人》注‘棰’从‘木’旁，‘锻’从‘金’旁。卫氏《集说》作‘捶’。”

按：“捶”与“棰”同源，“锻”与“”同源。古常通用。复核宋本卫氏《集说》，发现作“锻”，而不作“”；通志堂本作“”，是阮校所本。

・《曲礼下》：“鸡曰翰音。”郑玄注：“翰，犹长也。”阮校：“惠栋校宋本作‘犹长’，宋监本同，岳本、嘉靖本同，闽、监、毛本‘犹长’作‘长声’，卫氏《集说》同。此本‘犹长’二字阙。《释文》出‘翰长’，《通典》四十八引‘翰，长也’，无‘犹’字。”

按：复核宋本卫氏《集说》，并不同闽、监、毛本之“长声”，而是同惠栋校宋本、宋监本、岳本、嘉靖本，作“犹长”，是也。通志堂本作“长声”。

・《檀弓上》：“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孔疏：“若申生初则置罪，经六日其酒必坏，何以经六日其酒尚好?明临至加药焉。”阮校：“闽、监、毛本‘罪’作‘毒’，卫氏《集说》同。惠栋校宋本‘毒’作‘药’。”

按：作“罪”，明显错误，而作“毒”还是“药”均可通。不过复核宋本卫氏《集说》，并不同闽、监、毛本作“毒”，而是同惠栋校宋本作“药”，古本如此。阮校非。通志堂本作“毒”。

・《檀弓下》：“而内人皆行哭失声。”郑玄注：“内人，妻妾。”阮校：“闽、监、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卫氏《集说》同，‘妾’下有‘也’字。惠栋校宋本‘妾’作‘室’。卢文云：宋板、古本俱作‘妻室’，不必从。”

按：“妻妾”、“妻室”皆通。宋本卫氏《集说》作“妻室”，与惠栋校宋本同，而与闽、监、毛本、岳本、嘉靖本作“妻妾”不同。阮校反之，误矣。作“妻妾”者乃通志堂本。

・《礼器》：“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郑玄注：“四物于天下最得气之本，或柔刃于外，或和泽于内，用此不变伤也。”阮校：“惠栋校宋本亦作‘伤’，宋监本同，闽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监、毛本‘伤’作‘易’，卫氏《集说》同。”

按：据经文“不改柯易叶”，作“易”为佳，四库本作“易”，可取。复核卫氏《集说》宋本，发现并不同“监、毛本‘伤’作‘易”’，而是作“伤”，与惠栋校宋本、宋监本、闽本、岳本、嘉靖本以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相同。阮校正相反。通志堂本作“易”，为阮氏所本。

通过全面调查，发现阮校所引《集说》校语除个别四本均不合者外，凡与宋本不合者，都与通志堂本相合，可以推定阮校所用版本应是通志堂本无疑。至于是否用四库本，则不大好判断。因为宋本、明钞本、通志堂本、四库本都有承继关系，故所引很多条目，各本是相同的。特别是通志堂本、四库本更接近，正与误均基本一致。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四库本与其他各本都不同，而阮校所引又与四库本同，则可以证明阮氏用了四库本。可是根据调查，这种情况一条都没有发现。因此只好认为阮校可能没有采用四库本。

阮元时代应该是可以看到宋刊郡斋本的，不知何以不用宋本，而用通志堂本。究竟是阮元没有见到郡斋本呢，还是认为通志堂本经过整理，更好使用而有意选择呢?如果是后者，则阮元所犯的错误就大了。

4　所引《礼记集说》与各本均不相同

阮元《礼记正义校勘记》所引卫浞《集说》，有个别条目与上面提及的四个版本都不相合。谨举两例：

・《曲礼上》：“之序，祭之。三饭，主人延客食，然后辨。”孔疏：“炙之属，虽同出于牲，今祭之，故种种次序偏匝祭之也。”阮校：“闽、监、毛本同，卫氏《集说》‘虽’作‘本’。”

按：孔疏“炙之属，虽同出于牲，今祭之”，《礼记集说》各本均无，连与此类似的句子都没有。不知阮氏校勘之语取自何处。唯所引郑玄注有“、炙，脍也，以其本出于牲体也”。是否以郑注作“本”为校语呢?姑且存疑。

・《檀弓上》：“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孔疏：“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阮校：“闽、监本同。毛本‘狈’作‘’，卫氏《集说》同，《续通解》同。”

按：作“狈”是，作“”乃是形近讹误字。检核以上列出的《礼记集说》各本，均作“狈”，而不作“”。究竟是阮校本身有误，还是阮氏另有所本，由于没有旁证，也只好暂时存疑了。

以上事实证明校勘之学、古籍整理于版本的依赖实在太重要了，稍不注意，连大学问家也会犯错误。阮元的这一失误，影响后世，一直延续到现在。如北京大学出版《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所出之校记，全面吸收了阮元的《校勘记》。具体到《礼记正义》，凡涉及阮校所引《集说》者，均一依其旧，其错误被全部继承下来。同样，喻遂生等校点的《礼记正义》，被收入“传世藏书”，其校勘凡涉及《集说》者，也是全部采录自阮校，错误依旧。

正因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而不回避矛盾。直接指出其问题之所在，目的完全在于澄清事实，避免其错误再延续下去，并且希望今后重新整理《礼记正义》时，能够使其错误得到彻底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