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愿与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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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建立一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是资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增加，而非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意味着，继续维持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将难以为继，而且对于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发育以及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将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国家意愿；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89―06
一、引 言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中国实现并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对此，已有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解释。二十世纪末，在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背景下，旨在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此外，近期全球战略性能源产品需求上涨，以及国家能源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也给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近年来西部地区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通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考察不难发现，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自始至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近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所伴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资金的大量注入和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当地GDP)的迅速上升。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资本投入在短期内会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而不断降低。对前苏联、东亚地区以及近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近乎一致地认为，单纯依靠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实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必须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为此，有必要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进行实证检验，即西部地区目前快速的经济增长是来源于要素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或是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亦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能否带来西部地区长期发展水平的改善而非短期增长率的提高。这对于理解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已有的关于经济增长持续性以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简单的回顾；第三部分则是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起来的增长核算方法，提出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以陕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经济增长绩效的实证分析，考察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最后为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回顾
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种观点：技术进步说和制度变革说。熊彼特…指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其本质而言，在于不断地实现“创新”。随后索洛发现，受制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仅靠资本投入的增加将不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在于技术进步。之后新增长理论也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重新的审视。诺思通过对大量经济史的考察，指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认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其他经济和政治政策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的变革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从而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央政府的战略决策和角色定位对于全国乃至各地区经济的增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战略决策，对西部经济增长方式和绩效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有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最多的是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的研究，提出了加快产业结构转换、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等具体的战略措施。在这些研究中，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政府在西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要政府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如应宏锋等人认为，西部地区由于投资不足、自身积累能力有限，其发展必须依靠经济内生增长型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经济起飞。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课题组的一项研究也认为，投资对西部经济增长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直接投入力度，同时注意投资结构的优化，关注西部可持续增长问题。
对于已有关于西部地区发展战略选择的研究成果，孙早在其文章中给予了比较全面、深刻的评价，其分析认为，目前国内主流市场化改革理论严重忽视了西部地区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过程的特殊性；由中央政府国家意志催生出的产业结构与西部市场制度生成缓慢之间矛盾的激化，即当西部地区的市场制度无力支撑其独特的产业结构及其演进时，将致使西部本已处于劣势的所有制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放慢，甚至发生逆转。进而削弱西部的长期发展潜力，反过来又会威胁到“改善生态环境”等战略目标的实现。
通过对已有关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研究文献的回顾不难发现，学术界就西部开发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的讨论甚为丰富，但对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的却寥寥无几。也就是说，多数学者仅就政府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应采取的具体措施提出各自的建议，而未对这一政府主导型战略的实施能否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行实证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此点考虑，通过考察近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对这一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能否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进行实证的检验。
三、基于陕西的实证研究
陕西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传统的产业结构等特征，具有很强的西部代表性，而且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又被赋予了西部“第一阶梯”、“增长极”等的期望。为此，本文以陕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的实证研究，进而考察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
在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背景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各项建设资金、优惠政策的逐步到位，陕西经济近年来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2000--2003年GDP年均增长达9．7％，GDP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见图1)。
根据索洛基于简单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
提出的增长核算模型，在不变的规模报酬、外生的技术进步以及竞争性市场的假设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可以分解为：
(2)式表明，人均产出比率的变动是资本一产出比率的变动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TFP没有增长或出现恶化，不断提高资本一产出比的增长速度，人均产出也会实现一定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形成速度将最终受制于递减的边际报酬这个定律，从而导致产出的增长不可长期维持。资本投入在短期内会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而不断降低；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实现稳定的增长，则即使资本―产出比不断下降，人均产出仍能实现不断的增长。可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必须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要素投入的增加。
因此，本文拟通过考察西部大开发以来资本一产出比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模式，以检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
1．资本一产出比变动分析
在对陕西的资本一产出比率进行量化分析时，首先要对其历年来的资本存量以及产出数据进行计算。在对陕西历年资本存量的估计过程中，本文借助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张军教授等编制的“中国各省份1952―2000年资本存量K数据库”所提供的相关数据，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指数对陕西1978―2000年资本存量进行了测算，并根据张军的估算方法，以及2001―2003年陕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对陕西2001―2003年的资本存量数据进行了估计。陕西1978―2003年产出数据(GDP，亿元)取自2004年陕西统计年鉴，并按1978年不变价格指数进行了折算。陕西1979―2003年资本产出比变动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1978―1996年间，陕西资本一产出比增长非常缓慢，年均增长仅为2．78％而1996年以后，资本一产出比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态势，1996―2003年资本一产出比年均增长达7．01％，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增长更为迅速，年均增长达到7．79％，2003年资本一产出比达到了4．97，是1978年的2．64倍。
通过对1978―2003年陕西资本产出比的变动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陕西近年来GDP的持续增长所伴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存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可以推断，投资拉动很可能是近年来陕西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对此观点进行验证，根据公式②，我们仍须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模式进行考察。
2．TFP的变动分析
对中国转轨经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模式的考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因而也异常丰富②。在对陕西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效率的变动模式的分析，我们采用“索洛残差”法对陕西1978年以来的TFP进行了测算。
假设陕西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当规模报酬不变，即 时，对两边取对数得：
则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第t年的TFP增长率为：
在估算资本产出弹性a时，所使用的产出数据y为按1978年可比价计算的1978―2003年陕西国内生产总值，基础数据来自2004年陕西统计年鉴；资本投入数据K同上文测算的陕西1978―2003年的资本存量数据；劳动投入数据L为历年全社会从业人员人数，数据取自2004年陕西统计年鉴。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利用简单最小二乘法对陕西历年资本产出弹性进行了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模型拟合优度为0．827，资本的产出弹性为otkO．513，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则劳动的产出弹性为oqO．487。根据定义，则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分别为：
表2绘制了1978―2003年陕西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数据，由表可知，近年来陕西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为负增长，仅2003年稍有好转，增长率达到2．03％，1999年以来平均增长仅为-2．7％。也就是说，近年来陕西经济在实现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其技术或动态效率整体上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正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
四、国家意愿与增长模式变动
通过对陕西1978―2003年以来的资本一产出比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模式的考察，不难发现，近年来陕西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伴随的重要特征是，资本一产出比率在不断上升，而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在不断恶化，这意味着投资拉动不可避免地成为近年来陕西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长期来看，受制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降低，从而致使经济的持续增长难以为继。
而令我们困惑的是，在一个劳动力近似于完全供给的经济环境中，为什么资本―产出比率会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索洛发展起来的增长核算模型，只要有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投入相匹配，除非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恶化，否则资本一产出比率就不可能出现过快的增长趋势。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完全能够与稀缺的资本进行匹配，资本一产出比在短期内不应该有上升的压力，然而在西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一产出比率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由于西部地区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自主选择经济增长方式范围的有限性。从大跨度的时段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西部地区的开发一直被纳入在中央政府的战略考量之中。从大唐的“屯垦戍边”到晚清的“移民戍边”，再到建国后的“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以及20世纪末的西部大开发。可以认为，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由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所决定的，中央政府所期实现的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
此外，政府在追求它的政治、宗教或财政目标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作为更大目标的经济利益①。对西部地区的开发，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开发，其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角度进行考虑的。由此决定了西部地区不可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自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充足的劳动替代稀缺的资本，在实现扩大就业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建国以来，基于全局战略以及国防安全的考虑，国家在西部地区逐步建成了以国防军事、能源采掘、重型机械制造等重化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工业体系，重化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有绝对比重。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重平
均为69．95％，而西部地区平均为73．33％，西北地区更高达83．19％。二十世纪末，以改善生态环境、扶持主导产业以及发展特色产业为目标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能源、原材料、重型机械制造、国防军事以及高科技产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将得到大力扶持。毫无疑问，西部地区“重型化”的产业结构还将会进一步深化。
然而，由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所决定的西部地区“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严重背离了西部地区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根据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国防军事、重型机械制造等重化21131业，受制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固有缺陷，将最终成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当政府的战略目标与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冲突，西部地区的市场制度、经济发展程度无法起到相应的支撑作用时，为了维持西部“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保证稀缺的资本不断配置到这些产业，国家介入并利用价格信号(利率、汇率、工资等)扭曲等手段来集中资本以投入该产业将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近年来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西部地区投资率由1980年的22％上升到了2002年的42％，高于东部7个百分点②。以陕西为例，1978-2003年平均投资率为32．55％，而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年平均投资率竟为47．68％，2003年更高达53．31％。由此，近年来陕西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一产出比率的不断上升也就不难理解了。
就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而言，近年来西部地区国有投资比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003年西部地区国有投资比重达到了54．77％，高于全国近12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同样处于主导地位，2003年其比重达到了67．26％，高于东部地区近31个百分点。已有研究表明，国有产权变量对于产业绩效具有明显的负效应；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制度变革的结果，而且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实现的。
受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所决定的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形成，意味着大量低效且受政府预算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存在于主导产业中，并占据主导地位。这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该行业的进入壁垒，抑制了具有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的进入，进而抑制了西部地区市场的发育以及要素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而且，在落后的西部地区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一方面严重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致使充足的劳动无法与不断增加的资本相匹配，从而加速了资本一产出比率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劳动力要素的市场价格显著低于东部地区，致使大量人才继续外流至东部，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扭曲，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将进一步恶化，进而不利于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的改进。长此以往，西部地区是经济势必会陷入一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降低其长期增长的潜力。
五、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西部地区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受到中央政府目标函数的制约。可以认为，中央政府的战略目标及其行为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20世纪末，由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是资本要素的投入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增加，而非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意味着，继续维持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将难以为继，而且对于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发育以及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将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亟需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将经济增长置于有效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促进其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此，必须(1)加快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培育，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以及产权、劳动力等要素市场；(2)规范政府的行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切实提高政府承诺的可靠性；(3)保证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为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提供稳定的预期，进而为企业的发展以及地区经济的增长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