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矛盾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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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4日，浙江省某资金链濒临断裂的光伏企业公告称，公司收到了浙江省某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对公司的“2011 年度‘211’企业财政贡献奖励”补贴四百余万元人民币。

业内人士分析称，该公司目前是国内晶体硅生长设备领先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多晶硅铸锭炉及单晶硅生长炉控制系统。受光伏行业低迷影响，公司在2011年以后主营业务收入与业绩大降，本次获得的补贴更像是地方政府对公司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公司度过行业严冬，改善财务状况与业绩指标。

看似很平常的一条信息，在许多企业的眼里却无疑是点了一把大火。企业对于财政补贴的感情，早已从一开始的积极争取，发展到后来的持续观望甚至敬而远之。而那些被捆绑到地方财政“战车”上的企业，也未必感觉到的是愿乘长风破巨浪的畅快，甚至有些时候是恐惧。在这些复杂的矛盾之外，许多企业还在财政补贴的门口，为了“门票”而打得头破血流。

站在更高一些的地方看，财政补贴，在各种企业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实际意义上的围城。

城里的月光

“不是有这么句话么，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中铝集团广西某分公司的一位财务人员称，他们已经被财政补贴“绑架”了。

“我们承认，每年我们收到的财政补贴确实不少。”他说，每年该公司都会从当地财政部门获得多笔总值高达几百万的财政补贴，这些补贴不算退税，仅为该公司每年的科技研发补贴资金。

虽然有着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明显有其他厂商表示不服，说他们仅仅是因为资金雄厚，纳税大户所以才会得到这么一笔资金，而科技研发与否，则是太次要的一个原因了。

该财务人员表示，这实际上是一种单方面考虑的误解，但也不能说分析的完全没有道理。类似本文开始的光伏企业，它得到的财政补贴，就是很明显的“财政贡献奖励”，那么他们做出了哪些财政贡献？恐怕就是税收方面的贡献。

“但说到财政补贴，肯定不是这一个简单粗暴的原因就能归纳的。”他表示，除了税收的贡献，产业政策导向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还是以你说的那家公司举例。光伏产业虽然已经遭到了许多各方面的质疑，但它至少还是处于一个国家需要发展的新兴产业的地位上。你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小的方面，比如说风能，比如新能源汽车行业，比如药用植物养殖业，比如集中型服务业，这些产业获得的财政支持并不比它低，甚至都不比我们低。”他不具名的提出了某个当地初建的企业：“注册资金100万，它第一年就获得了300万的无息贷款，利息谁出？财政。税收减免，受影响的是谁？财政。土地出让金减免，是谁不要这个钱了？是国土局？当然也是财政。”

“所以你不能只看着真金白银的补贴。财政方面，更多的补贴是一种隐性的补贴。我们业内说不拿就是给。就是这个道理。”他说。

那么作为财政补贴的实际收益者，为何他们表示自己是被财政补贴“绑架”了？他表示，这是一个逻辑问题。“财政给政策，是给一个产业，或者是一片区域，比如中马产业园，比如北京香河的高新技术区，他并非是定点的，所以政策的回报要求就相对宽松。而对于一个定点支持的企业，比如河北某光伏企业，或者天津的某汽车企业等，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的一个税源，现在财政收入升级要求这么严峻，他们就会把更多的钱投到这些企业，这里面也有我们。但政府他是不考虑市场因素的。我们是一个发展期的企业，需要很多资金，那这是好事。但比如说汽车行业，现在的汽车技术实际上已经是公开的了，它的利润并没有那么高，需求量也逐渐的要饱和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求它提高产量，全力开工，这就是把企业往毁灭的道路上推了。”

他表示，虽然此话说的有点重，但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了。

散兵游勇的希望

“我们上市了，其他同行公司，也有很多看着眼红的。”宜昌交运集团董事长董新利在采访中，不无感慨的说。

对于大公司，几百万可能只是毛毛雨。但对于一些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来说，就是一笔巨款。董新利称，上市，肯定是获得财政补贴的一个重要法码。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ST企业的认可。一座城市有多少家上市公司，是一项重要“政绩”。因此现在对于一些企业来说是上市容易退市难，一上市就代表你能活得相当多的政策红利，但再想退，就又回到上文所说“城里的人想出来”的情况了。

除了上市之外，挂靠政策支持产业当然也是一个好方法。以河北省唐山动车城为例，在划定的产业聚集圈范围内，做相应的企业是有相应的政策利好的，比如税收减免，土地出让金减免，贷款绿色通道等。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这种模式对于初创期的上市企业是巨大利好，但也许并不适合成长期的企业。

但这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每个地方的支持产业，大多数都是重合的。辽宁省药用养殖基地董事长吴国权表示，在产业的选择上，虽然很多产业都看起来“有蛋糕可吃”，但许多都是陷阱。“你比如说光伏企业。以英利集团为首，光伏企业多如牛毛。他们都得到财政的补贴没有？得到了。但他们是不是有长久的发展？未必。”

他说的是一句大实话。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企业获得了财政补贴，甚至是财政“救命钱”以后，发展的并不好，也并没有为当地提供符合期望值的利税的原因。也正因此，一些地方财政正在适当的调低对这些新兴产业中“一窝蜂”企业的支持力度，转而支持类似于日本“一村一品”形态的，有强烈地域性和无法复制性的产业集群。事实证明，这种企业的成活和发展率远远高于普遍性的“新兴产业”。

另一个视角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一些自身发展非常好的企业，也在主动的拒绝财政对其的补贴。原因就像之前说的，政府的介入，让他们除了补贴带来的利好，更多的是“掌舵权”被拿走的困惑。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财政补贴在性质上被界定为非市场化手段，无论是世贸组织规则还是其他自由贸易规则，对此多有限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规则里，财政补贴受到的限制更为严格。虽然财政补贴在理论上具有促进与推动某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可能性，但在实际运用中，负面作用较大：首先，在一个监管体制透明度有限的架构下，财政补贴的任意性增加了得到补贴者与掌权者之间的关联性，补贴可能伴随寻租现象；第二，财政补贴获得机制导致中间成本大大增加，而实际利用效率却很低，并在强大的财政补贴利益集团之中，存在一种在任何名义下都万变不离其宗的分利机制；第三，最终获得财政补贴者有可能向人们分享如何获得补贴，它与政策规定的标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象征性的或者是点缀性的。因此，袁岳认为，财政补贴作为一种再分配形式，远远不如轻税机制。而财政补贴在企业方面的纠结，还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