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书写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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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讨论了科学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关于书写问题的分歧。在此基础上，试图适当地改变书写主体，提出一种双向书写的民族志的新尝试。这种方法主张将被研究者纳入书写工作中，让其参与到文本的书写过程。试图在一个文本中进行双视角的书写，换个角度去实现民族志的“本真性”。

关键词：双向书写；民族志；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038—04

在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一直因其难以通过科学的手段保证真实性和客观性而饱受诟病。针对这个问题，格尔茨在其著作《地方性知识》提出了一套“深描”理论：人类学并非一门发现真理规律的科学，而只是对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度阐释，以便让人能够接近事实本身。但是，这样的辩护仍旧无法帮助人类学退守住自己的领地，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合法性面临挑战。本文尝试在对民族志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方法论视角。

一、民族志的书写困境

（一）“真实性”面临的挑战

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民族志研究就一直把记录和反映“真实性”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出一个中心问题，即关于在一个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然而，面对现代社会“移动性”和真实“多样性”，传统民族志研究范式一方面受到“效力和信度”的考验；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必然也将引来另一个革命。

人类学的“民族志”，最初是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记述方法。科学主义兴起后，民族志演变成为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之后，科学主义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民族志又转向了一种去科学式的转向。高丙中在《写文化》代译序中将民族志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代民族志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这一时期没有方法论上的指导和要求。

在第二个时代，也是民族志确立其科学地位的阶段。20世纪初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经典民族志作者提出以“科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志，并自信获得了一种纯然的“客观性”，他们所撰写的民族志是一种以客观体为中心的民族志形式。这实际上是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社会科学。其表述方法是“第三人称、外部描写的、纯客观方法的、语音学的、行为性的、遥距感知经验的”。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田野工作图景（孤独的白人男性田野工作者与土著村民生活一年和一年以上）已经成为标准科学人类学实践的原型（archetype），至此，田野工作成为了人类学家的“通过礼仪”（rite of passage）。

在第三个时代，是科学民族志受到攻击濒临崩溃的阶段。当以实证主义为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民族志产生危机之后，科学权威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受到广泛批评，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替代方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超然的人类学客观性仅是一个神话。无论经典民族志的作者如何虔诚，他们并不能排除自身知识结构、理论视角、情感趋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所有研究中，主观因素都注定要渗透解释和观察之中。人类学要求民族志作者用“本地人眼光”进行叙述，用“第一人称的”，“内部描写的”，“认知性的”方式进行书写。经典民族志对客体关注的所谓“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在后现代民族志中转变为“把关于对象的知识建构过程作为他们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思他们自己的知识活动的实践的和客观的条件”。后现代民族志认为最简单的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识的创作，民族志文本的撰写总是卷入了“自我塑造”的过程。甚至有人认为人类学在本质上是文学的，最好的民族志文本是对真实的虚构。㈣这意味着对民族志科学立场彻底的背弃。

（二）书写者的身份争议

后现代主义对民族志真实性的冲击让人类学方法论面临极大挑战。格尔茨指出，在为田野工作的诸多问题困扰良久之后，对人类学来说，现在是认真对待作家身份的时候了。实际上，真实性问题的背后是关于书写者身份的问题。换言之，书写者的身份才是解决民族志真实性争议的关键所在。后现代主义指出，学术文本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放在极不对称的关系上。在研究者书写的文本上，“被研究者在明处，他们的声音被驯化；研究者藏在暗处，处于控制地位，是中立的超然的。因而研究过程就以不诚实的、道德上可疑的方式呈现出来：掩藏了研究者的角色，掩饰了他或她的主观性及往往是独断的举动。”有人已经发现书写者的霸权带来的消极后果。理查森发现，由于霸道的写作风格的缘故，涉及她很感兴趣的主题的那些书，描写的一切都是被动的，沉闷的，乏味的很。

在研究中如何处理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不仅是民族志方法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难以回避的问题。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关系，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是不可跨越的，通过主客关系的界定来保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致性。而与此相反，后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等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都一定程度地以交互的方式进行研究，换言之，主张一种主体间的关系。比如诠释学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建构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主张以互为主体的交互方式，用诠释的或辩证的方法，创造出主观的知识。而批判理论也认为人类社会中所谓的“实在”，其实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以及性别价值所形塑而成的一种“虚拟的实在”，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凝固而成的。因此他们也主张以互为主体的交互方式，用“对话/辩证”的方法，获致一种承载有价值的主观知识。

那么，在书写民族志的时候到底坚持主客关系的科学态度，还是主体间关系的伦理态度？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必须找到一条中间可行的道路来解决这一矛盾。

二、双向书写：一种新的书写探索

将眼光仅仅局限于书写者的身份，依然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无论是科学民族志还是后现代民族志，都是一种“主体民族志”，无论是第三人称的外部描写还是第一人称的内部描写都无法避免书写者“代言人”的角色。因为这二者是基于研究者的观察和理解，始终以我为主体。尽管后现代民族志愿意自我反思和设身处地的想象，但是它仍然不能给被研究者充分的话语权。而且，后现代民族志由于过于关注研究者自身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而始终无法回答民族志如何才能更为真实的问题。而且，仅仅靠对主体的自我反思是不能解决民族志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危机。因此一般而言，由于民族志客体都是被主体建构出来的，故而上述两种民族志都只能是“主体民族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