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下的有意误译因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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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东大学,山东烟台264025）

【摘 要】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逐渐凸显。有意误译作为翻译策略，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译者主体性中的能动性、目的性和受限性决定了有意误译是翻译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译者运用有意误译这一翻译策略的制约因素进行研究，能为误译研究和翻译评论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有意误译；制约因素

一

近年来，随着翻译理论的盛行，翻译探讨的视角渐趋多元化。译者主体性作为一个热门话题，早已引起了翻译研究者的关注。有意误译，传统上一直被视为对原文的背叛，有意误译被定义为是译者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但是，有意误译和译者主体性研究相分离，在有意误译研究的成果中没有一个系统的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译者的主体性为有意误译提供了先决条件，使有意误译变成现实。在“文化转向”的理论影响之下，逐步从翻译分析转移到对翻译作用的认识方面上来。随着译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有意误译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研究有意误译的意义变得十分重要。

二

随着文化的对比研究和语言哲学的发展，一些误译通常是超语言的，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并能够独立支持它们的存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误译应解释为“翻译错误或不当翻译”。误译可以分为两类：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谢天振认为误译“特别鲜明、生动的反应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反映了对外国文化的接受和传播中的误解与误释。” 有意误译指的是翻译中的翻译改变或扭曲，因为不同的文化价值或其他一些特定目标的差异造成了有意误译。有意误译较少涉及有关翻译的语言或文化的能力。这是译者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果极有可能涉及译者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因此，有意误译表现为对翻译出来的原始文本内容的增加，遗漏或某些删减。

关于译者主体性，许均总结了关于翻译主体的四种不同认识：1)译者为翻译主体；2)原作者与译者为翻译主体；3)译者与读者为翻译主体；4)原作者、译者、读者为翻译主体。“译者是翻译主体，原作者是文学创作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本文把译者视为翻译的主体，文中所提到的主体均指译者。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就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所体现的能动性，就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

三

作为一种有意的误译，是不同语言、思想和文化之间的对抗，通常是受某些思想和政治，甚至道德的影响，从而导致有意误译。

1.政治干预

一般来说，在一个文化和政治制度下通常有不同的政治团体，每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自己的信仰。当某一政治制度占主导地位时，其意识形态将成为整个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在该环境下，译者的翻译通常要考虑自己的政治环境，政治是属于少数人的，作为个体无力改变现状，所以译者个人的政治观起主导作用。译者明白，在译文中涉及冲突或者带有一定威胁目标文化的思想无异于作茧自缚。译者受到主流政治气候的影响，不可能随心所欲的去进行翻译，为了使个人的政治观符合主流政治气候，译者有时要不惜歪曲原内容的成本。例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就是一定程度的愚民政策。在翻译外国作品的题材时，总是力图符合或有利于主流团体的思想价值。美国作家Washington Irving的小说“Rip Van Winkle”在翻译成德语时，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使某些敏感性细节发生了变形。在1919年的一个译本中，原作中乔治三世的画像变成了乔治二世，在时间上的小小移位将美国1776年的英雄们的功绩移到了1770年，从而在时间上转移德国读者对《独立宣言》这篇反封建的檄文的注意，使德国读者联想不到一次成功的革命。译者所采取的这一策略是受当时纳粹统治下政治因素的影响，怕在书刊检查时通不过而被迫进行的改动。

2.禁忌

中国千百年的封建文化的积淀造就了一个在伦理和性心理上相对保守的社会。然而西方经历过人性解放、走向自然的文艺复兴的洗礼，因此对人性的尊重超过对礼教的膜拜，在伦理上具有较大的开放度。当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出现这两种文化的撞击时，译者会根据其所处的时代(即目标文化的开放度)，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长期的封建社会的束缚以及闭关锁国政策，使的大多数国人思想上保守，行动上禁欲。相反，西方文化强调人类的自由以及对自然的回归，表现人人生而平等。因此，译者会极力摆脱这方面的文本，不得已的情况下会以最少的笔墨一笔带过。

宗教文化是指国家的和意识形态，由不同的民族图腾以及文化差异所形成。由于宗教的不相容性，译者在面对此类问题时，通常会采取符合自己种族信仰的文本，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以免引起种族纷争。美国总统曾评价“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引起美国内战的导火索。因此，有意误译在翻译过程中变得非常重要。有意误译也是缓和两种价值观冲突的一个途径。

3.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 在弗米尔的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弗米尔认为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凯瑟琳娜·莱斯首次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将语言功能，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相联系，发展了以源文与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从而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汉斯·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也就是说，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

“目的论”被看作是继“功能主义理论”之后的又一基本原则。翻译活动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的有目的的活动。首先，翻译是人类特定的行动，为了达成一个特定的目的，受到目标文化的影响很大；其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进行对原文本的认知，需要调动知识储备以及各种策略；最后，译者的文化认知和审美创造力、人格素养、文化意识以及驾驭语言的能力等都是译者主体性的组成部分。

四

翻译不仅是语言活动，而且也是文化和文学活动。译者的主体性是有意误译最好的阐释，充分体现在对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创造性理解以及言语表达等方面。与译者的主体性相结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有意误译是翻译的一种策略。从上述研究中，可归纳如下结论：首先，有意误译是在两种文化背景的制约因素下、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次，是译者的采取的防止自己将原文的偏激思想带入本土文化主动策略；最后，译者的主体性下的有意误译具有重要意义，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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