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媒影像与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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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份认同是当代人文、社会、政治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其建构必须使用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因此大众传媒与身份认同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影像凭借其可及性与仿真性在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影像空间为人们的各种身份认同提供了想象性资源。但是认同建构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受众对媒介所提供的可能性将进行不同的选择以完成自我的建构。

关键词：影像身份认同建构受众

对各种身份的把握――无论是自我还是他人，都处处存在于日常生活、人际互动之中。“我(们)是谁”、“他(们)是谁”、“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这些问题，人类自婴儿始，便从未停止过发问与论证。在视觉文化日益兴盛的当今社会，对于身处影像景观中的人们来说，屏幕就是他们认识自我的那一面镜子，人们将之予以内化并借此掌握自己。那么，镜子的魔法在哪里?人类的身份与这面镜子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影像：身份建构的资源

镜像理论为我们认识身份提供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任何一种身份(男人／女人，中国人／西方人)都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它必须被社会建构出来才能产生不同类别的存在。媒体，便是协助社会建构身份的一种工具。借由媒体的中介，一群本来在空间上分离的个体，却因此可以在想象的层次上发生互动，他们虽身处不同的地域，却因为共同看一份报纸、收看一档节目，或是共同参与同一个事件的讨论，进而产生时间上的共时性，形成一种新的、以媒介为疆界的想象社群，加强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而在众多的媒介中，影像凭借其无远弗届的可及性与仿真性挑起了传达想象关系、建构身份认同的重担。

影像，跨越了语言与文字识读能力的限制，将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一切压缩到人们眼前，既为他们的身份建构找到了归属感，也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如春节联欢晚会将全世界中国人统一在“中国人”这一国家民族身份认同中，而日、韩偶像剧则为哈日族、哈韩族的身份建构提供了想象性资源。当媒介的可及性范围不断扩大时，人们的想象社群会跟着扩大，人们身份认同的范围也会不断地重组。

同时，影像的直观性和仿真性也将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影像传播以真实存在的现实为原型，又借助科学的透视和记录手段，人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影像的虚构当做现实。“它一般看上去是没有作者的。……就那么简单地在我们的屏幕上出现，由他们的片头音乐和开头的工作人员表切入，它们吸引我们进入一个通过地图、空中镜头和近距离坐落位置的镜头，也许还通过主要演员的近景而实现的一个虚构世界。”①

如电影，虽然是虚构的，然而在整个观影的情境中，观众却可以进入情节形成想象性的认同，被眼前的事物所召唤、吸引，并产生了投射、移情的心理作用。而在电视散漫的文本中，尽管认同是短暂的，但是由于受众接触电视媒体的时间较其他媒体长，在长期观看电视的过程中，也会使受众在片断的符号讯息中，不断建立主体认同的位置，根据个人的身份，建构对零碎片断讯息的认同，如国族认同、性别认同、阶层认同、消费认同等多元的认同。那么这样一些身份的认同是如何呈现在具体的影像内容中的?各种建构身份的影像，其言说策略又是什么?

实践：身份建构的多元局面

以集体为导向，建构国族身份，是人类身份建构最为传统的一种类别。在这一诉求的影像文本中，往往将乡土情怀或国家意识根植在传播的影像中，以人民过去独特的历史经验、熟悉的文化传统、与爱乡或爱护国家的荣誉感为出发点，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塑造国家、民族的美好形象，博取受众之好感，促使受众认同其立场。如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会在适当的时候报告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国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每一场歌舞都关涉国家繁荣景象，每一段相声小品都体现中国社会和谐与中国人的良好品质。在这样一番传播中，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成长和崛起，并因为中国人这一身份而倍感自豪。

同样，性别也是身份建构领域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例如西部片中的牛仔形象，把上帝扔在身后，把人的责任、自由和来福枪扛在肩头，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建立法律、结交异域文明、拓展人类的精神和生存空间。这种线路明确、刚硬的影像编码，为观众(尤其是男性观众)提供了一种控制和权力的狂想，凸显了一种他们与主人公自恋式的认同的可能。而连续剧中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则温柔、善良、隐忍、坚强，她既符合女性角色的社会规范，但同时又聪明能干，在不威胁既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之下，以母亲或妻子的身份发挥个人的才华，促进家人生活的福祉。

此外，建构人类身份，除了族群与性别外，阶层也是我们区分自己与别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各个社会阶层在其圈子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会渐渐生产出一套属于本阶层的符号系统(例如生活习性、品位、行为方式，等等)。这套符号系统经由影像的传播，引起受众的注意，既为人们的对号入座提供了确定性因素，也为他们改造、规划自我进入特定的阶层提供了参考目标。如进入消费社会后，人们通过视觉广告，在自己、别人的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广告中，“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被以下概念描绘的：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中产阶级的特质则为拥有独特性、开创性，做事高人一等、超越平凡、清新脱俗，而且有理想、有品位、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以及有充分自信心的人。

当然，在我们的影像空间中所建构的身份认同远不止这四项内容，而且在影像传播的建构实践中，不同类别的身份建构大多是相互交叉的，并非通过塑造固定、本质、永久的形象来召唤受众的身份认同。因此，霍尔曾提出，在“后现代主体”的阶段中，主体经验达到的是一种“破碎的、重组的、多元的而并非单一化的，有时互相矛盾或无法决定的一种‘多重认同’”②。

选择：身份建构的自我策略

身份认同的建构从来不是单方面完成的，既有塑造具体形象、提供想象性资源的一方(如传媒)，也有对文本形象、观念进行认同继而实践、确定并表达身份的一方(如受众)。相对于传媒的建构方案，受众在接收影像后所进行的身份建构策略，我们大体可将其分为两种：接受影像的召唤，认可其中的他者形象及价值判断体系，继而实践之；抗拒影像中预设的身份认同，贬损其中的他者形象及价值判断体系，以新的方式创造自我身份。

影像世界与日常生活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往往会使观众以对号入座的方式将自己嵌入影像虚构的世界，体验其中人物的经验感觉，也会将影像世界中的人物关系、问题解决模式与价值判断体系重新投射回真实世界，来安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挫折，提供解脱困境的可能。尤其是影像世界中精心建构的主人公形象，往往能够激发观众的自我存在感，他们在对媒介形象的认同过程中，会找到自己与主人公相似的特质，使其主体性向主人公所展示的身份类别滑移，并且身体力行地尝试这种可能性。穿着打扮、举止言行以媒介形象为参考，在认同过程中重构自身的主体特质。

人们甚至会在某一特定的影像文本周围形成一个群体，一个仅向“内”开放的共有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从其他文化的“他者”中分离出来，将自身界定为单独的一个文化人群。③他们观看、了解、评论某一影像文本甚至“照葫芦画瓢”似的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喜欢，而是为了显示自己通过媒介获取的一种参与某种特定文化的身份。那些充分了解某特定影像资源的人体验着文化的优越感，那些一无所知的人却可能因为不拥有这样的文化身份而产生自卑感。这同样也是人们建构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

但是在人们找寻自我的途中，总是伴随着改变自己主体身份的需要和冲动。因此，在受众群体中，还存在着一群生产力极强的人们，他们表现出的并不是对原初文本的尊崇，不是在影像的他者形象中寻求相似性，而是采取一个对抗的立场否定媒介形象所透露的意义。如具有批判思维的受众可能会认为影像空间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无论关注外在美还是内在美)都是再次巩固了男权主导的社会现实，使得现代女性无法冲破传统性别陈规的牢笼，诸如此类的解读方式，为该类受众确立了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更有甚者，将原影像文本作为贬损对象来建构一个全新的、另类的自我认同。如网络视频恶搞者，因无法认可原初文本所建构的身份，便对其中的主要角色一一置换，对原影像的他者进行“胡闹”的描述，迅速地建立起一个独特的身份――“恶搞时尚群体”，推动了自身认同的积极构建。

总之，受众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因为涉及社会心理层面，比之传媒实践要复杂和微妙得多。他们对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不仅是为了指引生活，促进良性社会互动，有时亦是一种策略。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身份认同的意义是可以扩大的。倘若我们不再执著于巩固与强化一致的身份认同，而是承认受众进行多元选择来满足自我认同的正当性，那么社会成员之间便可超越疏离，将排外或征服的毁灭改造成为创造性、建设性的行为。

注释：

①斯图尔特・霍尔编，徐亮、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79～380页。

②朱全斌：《由年龄、族群等变项看台湾民众的国家及文化认同》，《新闻学研究》，第56期。

③陈蒙：《“谜化”的承继与建构――解读周星驰的电影文化》，《新闻大学》，2003年秋季刊。

（作者为湖南大学广播影视艺术学院讲师）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