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派的理论实质及其路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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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兄弟、萨马林等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末。斯拉夫派是在与以恰达耶夫等为代表的西方派的争论中形成的，他们反对西方派提出的西化路向，主张维护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与农村公社，认为俄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性。斯拉夫派对俄国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构成了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现代化出路探索参照的重要一维。正是基于对斯拉夫派现代化出路探索局限性的认知，白银时代宗教哲学走上了独立的探索路向。

关键词：俄国；斯拉夫派；白银时代；宗教哲学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3-0077-04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处在尼古拉一世的残酷统治下，社会现实惨不忍睹，农奴制继续存在，民众愚昧无知。温和的保守分子尼基琴柯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现在的社会呈现出可悲的景象。在这里没有宽宏大量的胸怀，没有司法，没有简朴，没有好的风尚，一句话，任何可以表明道德力量之健康的、自然的和强有力的发展的东西都没有。……我们生活在对于俄罗斯来说可怕的时代，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面对眼前如此的现实境遇，俄国到底有没有出路？俄国现代化的出路何在？俄国怎么才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些问题如刺刀一般，刺向每一个有良知的俄国知识分子，让他们的灵魂片刻不得安宁，而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毕其一生来探索和解答这一问题。就整体而言，斯拉夫派及与之相对立的西方派，是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与回答的最早登场者。

以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兄弟、萨马林等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末，其标志是1839年冬霍米亚科夫的论文《论新与旧》和基列耶夫斯基的论文《答霍米亚科夫》的发表。斯拉夫派是在与西方派的论战中形成的。在对俄国现代化出路的探索过程中，它反对西方派提出的西化路向，主张维护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与农村公社，认为俄国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性。从整体上看，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焦点与分歧在于俄国的出路问题，即俄国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是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以霍米亚科夫为代表的早期斯拉夫派，在与以恰达耶夫为代表的西方派的争论中，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并先后有科舍廖夫、瓦卢耶夫、波波夫、萨马林等加入这一陈营，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斯拉夫派已成为俄国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派别。斯拉夫派历史跨度较大，其成员个体生命体验与所处历史环境等差异，导致思考的问题与关注的对象并不相同，如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探索哲学和宗教问题，康·阿克萨科夫研究历史问题，萨马林关注政治与经济问题。但从整体上看，作为一个派别，它“对于俄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信念，对于保存于人民中间的东正教信仰和村社的劳动组合的信心，对于人类精神因素的强调等”，则是高度一致的。

斯拉夫派的理论体系是在独特的东正教土壤上生成的，这是区别于其他派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斯拉夫主义更应称为“罗斯主义”（别尔嘉耶夫语）。斯拉夫派认为，真正的信仰在俄国人民之中，在俄国人民所崇信的东正教中。斯拉夫派认为东正教是最纯洁的，是唯一保存了基督教真理的宗教，是有别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对于斯拉夫派来说，“信赖自己的精神的斯拉夫世界首先是东正教的。他们认为，非东正教的斯拉夫人是斯拉夫事业的变节者。他们不能原谅信仰天主教的波兰民族。他们不能理解和喜爱波兰灵魂，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和喜爱天主教灵魂。而波兰文化的整个独特性是由天主教在斯拉夫灵魂中的折射而确定的。波兰的民族特点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斯拉夫天主教面貌，既有别于各个罗马天主教民族，也有别于各个斯拉夫东正教民族。对斯拉夫派而言，波兰是斯拉夫世界内部的西方，它总是对立于俄罗斯正教的东方、最高精神类型和宗教真理的完满的代表”。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东正教虽没有天主教那种世俗化与体系化建制，也没有新教那种重个体与上帝独白的灵活性，但东正教却保存了其学说义理的纯洁性与正确性。斯拉夫派认为，由于东正教一方面继承了东方教会的传统，避免了由片面发展理性所引发的关于理智与信仰、外部信仰与内心信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这种信仰在俄国人的生活与下层民众的无意识信仰中得以保存，从而使它保存了基督教教义的完整性与纯洁性。在斯拉夫派看来，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被形式所束缚而心灵干枯的宗教，它们都无法解决爱与自由、自由与理性之间的问题，而东正教则基于对圣父、圣子与圣灵的信仰，实现了基于爱的统一，它是未来宗教的样板，甚至即使是在“无力摆脱尼古拉专制制度的俄罗斯，也应告之西方自由的奥秘，俄罗斯的自由是摆脱了被必然性桎梏的唯理主义的错误后而获得的”。

斯拉夫派重视有机性与整体性原则，认为这是俄罗斯世界观所独有的。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有机性与整体性原则分别来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和东正教传统。斯拉夫主义者为了强调俄罗斯内涵的独特性与道路的特殊性，他们将彼得前的俄罗斯幻化，认为在俄罗斯那段历史中存在着有机性与整体性。他们力图通过对有机性与整体性的强调，来对抗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万恶之源，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是经院哲学体系化的必然结果，它导致天主教的机械化与无生机化，导致灵魂被完善的国家形式与警察式的教会体系所扼杀。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俄罗斯文化传统，在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中，保存了精神的整体性。斯拉夫主义者反对以抽象化、理性化的方式去认识真理，认为正是由于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导致西方不能认识整体的人与基督教真理。斯拉夫派强调用感觉、意识与信仰去认知，他们确信俄国及俄罗斯民族的伟大使命，相信在俄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拯救的真理。由霍米亚科夫提出，并在索洛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别尔嘉耶夫等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聚合性概念，即是有机性与整体性原则的体现。聚合性被理解成自由、有机性、恩典与爱的统一。正如霍米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在信仰问题上，既没有在哪里和什么时候需要的区别，也没有学者和白丁、教士和俗人、男人和女人、君主和臣民、主人和仆人之分，一切全凭上帝的裁决……一切活生生的信仰都自由统一于上帝的精神之中”，这即是聚合性的内涵。

在斯拉夫派思想家看来，正是源于聚合性原则在信仰与自由之间的张力，使东正教会区别于天主教与新教，它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具有外在的权威性。在此须强调指出，斯拉夫派所指称的教会并不是当下的教会，而是在彼得改革之前的、被理想化了的教会。也正是源于对彼得改革之前教会的幻化理解，以伊·阿克萨科夫等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则对其所处时代的东正教会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从其管理方面看，现在是我们的某种庞大的办公机构……它必须使用文牍主义的官方欺骗手段，把德国小官吏的管理秩序，用于放牧基督的畜群……有这样的管理机构，即有灵魂牧师的组织，在国家形式主义刚刚开始的时候模仿国家，让神职人员加入国家仆从的行列，这样的教会不是变成履行国家政权职能的机构之一了吗？……灵魂离开了，理想被偷换了，即国家的理想侵占了教会理想的位置；形式上的外在真理，取代了内在的真理，任何地方也不像我们教会管理领域那样害怕真理”。在斯拉夫派看来，彼得改革之后的东正教会，已经逐步丧失了东正教原有的有机性与整体性传统，而成为一种国家组织形式的教会。

斯拉夫派强调人民的根基性，反对俄国的官僚机构及其对待人民的态度，认为他们是与人民相隔绝的。斯拉夫派在与这两者的斗争中，强调人民的独特性。他们一方面“反对‘在根基上没有同人民的历史土壤有联系的机构’，亦即反对被他们革出教门的彼得大帝的官僚机构。他们顽固地不愿意把这些官僚机构与一般的君主政体等同起来，天真地认为专制君主要胜过官僚环境中的人；而另一方面又反对同‘人民的土壤’没有联系、同人民的自发势力相隔绝的‘平民知识分子’”。斯拉夫派认为西方人沉迷于外部的世界，这是一个没有真正宗教的世界，而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人民不但是“纯朴、谦恭而又智慧的人民”，而且具有完整的精神性，是真正的基督教人民。以阿克萨科夫为代表的斯拉夫主义者强调人民的历史作用。他们认为人民的自我意识通过教育的手段会发展、壮大，认为人民不仅仅是历史活动的“器皿、石块和材料”，而且是历史的主体，离开了人民的现实性与生命力的土壤，将不会生长出任何果实。正是由于信仰人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力量，斯拉夫派反对在政治上的任何改革，认为通过每个社会成员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社会自然会健全起来。

在对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设想上，斯拉夫派绘制了一幅独特的乌托邦图景，这一理想图景是在对彼得大帝以来的改革及其西化道路的批判基础之上形成的。斯拉夫派一方面反对彼得大帝的改革，认为这一改革破坏了俄国的东正教、村社等传统。同时，斯拉夫派也反对俄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都服从于经济原则，人将成为抽象的经济活动的牺牲品，对宗教的信仰也将随之而枯竭。基列耶夫斯基曾指出：“英国和德国现在已经达到了欧洲文明的顶峰……它们的内在生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发展，正在经受着成熟期带来的片面性的折磨，这种成熟使它们的教养变成仅为它们自己孤芳自赏的东西。”在对彼得大帝改革与西化道路批判的基础上，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现代化出路的乌托邦理想图景存在于俄国过去的历史传统中。这种乌托邦理想图景是理想的东正教、理想的民族性与理想的君主专制的有机结合。在这一理想图景中，教会、沙皇与人民将构成一个有机的、自由的、爱的整体。

斯拉夫派的这种理想化图景还表现为对村社的幻化理解。他们将村社理想化为世外桃源，认为村社既能阻止资本的大量积累，又能阻止居民的破产与无家可归，村社是最高的道德和理性的产物。他们认为村社是俄国所独有的，村社是俄国整个专制制度的基础，是俄罗斯“活的灵魂”，是“生活的纯朴”和“精神生活的自由起点”的基础。而实则正如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所指出的那样，“土地公有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经盛行于德意志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经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遭到暴力压制，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中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这也就是说，公社是一种在任何民族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并非如斯拉夫派所认为的是俄国特有的现象。

梁赞诺夫斯基指出：“斯拉夫派是一群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阐述了一种综合性的和非同寻常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支柱是他们对东正教和俄罗斯的优越性及其至高无上的历史使命的信仰。”斯拉夫派的学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于这种理想化倾向，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思想家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斯拉夫派从崇拜民族美德、崇拜民族力量，到崇拜民族野蛮性，这不但是虚假的爱国主义，而且其理论学说也从对俄罗斯“原历史”的幻化理解，发展成日益的荒谬化。索洛维约夫指出：“不应当固执于俄国道路和俄国因素，仿佛俄国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而应当在俄国历史和现实中确切地和彻底地划分黑白，不要因白色对世界所有民族都是白色而难为情。”俄罗斯的普世理想在于以俄罗斯文化传统为根基，在于对东、西方文化精神的有机结合中。斯拉夫派的学说体系确实带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但也有可贵之处——对理想社会图景、对人民大众觉醒的期待，对祖国、民众饱含深情的爱。正如作为西方派代表的赫尔岑在安葬康·阿克萨科夫时的悼词中所写的那样：“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霍米亚科夫和阿克萨科夫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一生有长有短，但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们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们已做了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把全部的爱，全部的温情，献给了被压迫的母亲。……这种共同的爱，使我们有权向他们的坟茔俯首哀悼，给安息在墓中的人们撒上我们的一撮黄土，对着他们发出神圣的祝告：但愿在他们的墓上和我们的墓上，生长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年轻的俄国！”

从整体上看，斯拉夫派把“俄国的政治历史和俄罗斯民族性格加以极端地理想化。斯拉夫主义者对俄国文化的特征给予极端评价，并断言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正在并将继续沿着自己特有的、不同于西方民族的道路发展。依照他们的观点，俄罗斯负有用东正教和俄国社会理想的精神使西欧得以健康成长的使命，它同样将依照基督教原则帮助欧洲解决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问题”。斯拉夫派的整个世界观是建立在“自由与爱”的基础上的，这种“自由与爱”是根植于东正教思想体系之中的。斯拉夫派反对农奴制，主张维护俄国的君主专制、东正教与村社制度，强调俄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独特内涵。斯拉夫派在哲学上，主张以整体性和有机性来对抗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在政治领域，主张在维护村社的前提下，实现东正教与君主制的有机结合；在经济领域，主张维护村社的生产方式，并用村社来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40年代末，斯拉夫派思想家对于哲学的兴趣开始减弱，逐渐把关注点转移到社会生活领域。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老一代斯拉夫派代表的相继过世，斯拉夫派作为一个整体基本解体，但斯拉夫派提出的问题及其主导精神并没有终结，仍被斯拉夫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作为斯拉夫派后继者的丹尼列夫斯基等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续阐发斯拉夫派的基本主张，探索俄国现代化的出路，并成为当时俄国现代化出路探索中的重要一维。

可以说，斯拉夫派影响极大，它对俄国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成为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现代化理论抉择中的重要一维。但在对斯拉夫派的进一步认知中，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看到了斯拉夫派理论的局限性，看到了斯拉夫派过于幻化传统，幻化彼得之前的罗斯。也正是基于对斯拉夫派理论局限性的认知，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意识到，在残酷的历史现实面前，必须独立担当起探索俄国现代化出路的神圣使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对俄国现代化出路的探索都存在着局限性。正是基于对这种局限性的认知，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力图通过综合探索的路向来寻求一条独特的现代化出路。实则我们看到，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俄国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过程中，无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路向还是转向后的神学乌托邦路向，都表现出极强的综合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