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情境下普通中学生和职校生的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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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参照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故事，结合与道德相冲突事件的领域和遵从道德的代价高低编制了4个道德两难情境，考察了584名普通高中生和职校生在违规严重性判断标准上的道德判断。结果显示，多数情况下普通高中生和职校生都倾向于认可两难情境下对道德规则的违反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两难冲突的领域显著影响中学生的道德判断，在遵从道德的代价高时，他们在道德——个人利益的两难冲突中较道德——道德冲突中更加认可道德违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在遵从道德代价低时则相反；遵从道德的代价高低对中学生的道德判断也具有重要影响，相对于低遵从代价，在道德——个人利益的两难冲突中他们更加认可高代价条件下违规者应受惩罚，但在道德——道德两难冲突中，仅在职校生中观察到这一差异；普通高中生和职校生道德判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道德——道德冲突、高遵从代价条件以及道德——个人利益冲突、低遵从代价条件下，两种条件下职校生均更加认可违规者应受惩罚。这些结果揭示出两难情境下普通中学生和职校生的道德判断特点，以及两难情境的事件领域、遵从道德的代价等因素在中学生道德推理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学生 道德两难道 德判断断 判断标准
分类号 B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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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
两难故事法一直是道德研究中使用的重要研究手段。Gowans提出所谓道德两难指的是一种道德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在道德上应该做到行为A和B。但又不能同时做到A和B，这就使得行为者必须在A和B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在这些道德两难情境下，行为者总会发现行为A和行为B都拥有相当的道德诉求力量，无论做出何种选择，行为者都会因为没有履行另一个不能推卸的义务，或是因为损害了他人的利益而造成道德上的过失，因而也会体验到一种无助感和犹豫不决感。然而此时，行为者做出的选择、选择的依据以及在行为完成后所给出的理由解释，包括对违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及其严重性、遵循道德可能会引起的后果、道德归因（自己、法律、社会规则、良心等）以及情感体验等的思考，正是心理学家赖以考查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关键。
自科尔伯格提出“海因茨偷药”的道德两难情境以来，道德两难的研究范式便已得到了人们广泛重视，研究者探讨了人们在两难情境下做出道德判断的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如行为意图、行为后果（伤亡数量）、行为者的角色和能力范围等。在当前普遍采用的“电车”两难以及“人行桥”两难情境中，研究者发现人们的道德判断存在着不对称现象，即大多数人认为在“电车”两难中，改变电车轨道拯救5个人、而造成1个无辜的人死掉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人行桥”两难中，将1个陌生人推倒而挽救5个人的生命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按照Greene等人的观点，这一不对称现象反映出行为者的道德意图及其作为旁观者或是责任人的不同角色等对人们做出道德判断的影响。但另一种传统的道德观点则认为，只要行为违背了道德规则就是错的。“人行桥”的两难情境蕴含着“不要杀人”这样一个禁令性的规则，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禁止无意的、可以预见副效应的杀人行为，也就是说没有规则说不可以改变轨道。因此人们倾向于认可“电车”两难中改变火车行驶轨道，即使这一行为同样地杀死了一名无辜者。
除了道德规则的性质，还有人指出违规行为所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也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Ni-chols和Mallon重新设置了上述两难情境，使其更符合现实生活现状，并同时考虑了行为代价的影响，结果同样证实了不对称现象的存在。据此他们提出了三个判断标准以解释人们做出道德判断的心理过程：成本——收益分析、对规则违背的认知以及情绪激活。这三个标准分别在不同的情境下起作用，如果情境中所有的行为都会引起有利的结果，人们的判断通常依赖于情绪反应和对规则违背的认知，而在没有情绪参与的情境中人们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成本——收益分析。
在中学阶段，个体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评价已得到了较大发展，他们的道德评价从直观的好坏判断过渡到更为抽象的、复杂的道德理解，发展出较为稳定的、内化的道德观，更多地依据内在的价值观进行判断。在高中阶段还存在一个特殊的群体，即由于中考失利而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学习动机水平都显著低于普通中学生，其社会责任感也明显偏低。由于职业学校在教育的内容、水平和要求上与普通中学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他们的道德判断也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综上，无论是科尔伯格的经典两难故事、“电车”事件或是“人行桥”事件等近期的两难实验研究，其蕴含的后果代价都很严重，而且这些研究采用的两难故事都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对于揭示中学生的实际道德推理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且，这些研究中探讨的两难主要涉及道德——道德之间的冲突，而现实生活中的两难冲突绝不仅限于这一种类型。按照社会领域理论的观点，个体在社会领域的发展除了涉及道德领域，还包括习俗和个人领域等，在不同的判断标准下个体对不同领域的认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简单的社会情境（如把别的小朋友推倒）中，很小的幼儿就能在严重性（seriousness of transgression）的判断标准上对不同领域的事件做出清晰的区分，他们指出道德违规更加严重，应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而个人领域的事件更多地受到自主的调节。因此，本研究综合采用更具有现实性的两难情境、并考虑到两难情境中的代价因素，如“为孝敬父母打人”“为玩台球撒谎”等，考察了普通中学生和职校生在违规的严重性这一判断标准上的道德推理，试图探明不同程度的教育水平、两难冲突的冲突领域以及两难冲突中的代价因素等在中学生道德推理过程中的作用。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选取南京市某普通高中以及某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剔除无效作答问卷之后得有效问卷584份。被试年龄在11.9—20.68岁之间，平均16.82±1.03岁，女生占50.2%。统计显示各年级平均年龄均以1岁左右的梯度递增，标准差均在0.5左右；职校生平均年龄与普通高中生基本一致，但女生比例偏多。具体分布见表1。
2.2材料
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故事编制两难情境故事，共四个，分别涉及：①“为救妻子生命偷钱”、②“为孝敬父母打人”、③“为保住工作充当打手”、④“为玩台球撒谎”。相关故事情境通过研究者课题组和中学教师集体讨论确定，首先提出了多个两难情境，两难故事初步编成后，又经过数月的反复讨论修改确定了本研究的四个道德两难情境，经试读故事情节合理可信、切合中学生日常生活实际，言语措辞简洁清晰，尤其是主要变量在故事情境中得到明确表达。以故事①为例，具体如下：
王海是一个工厂的普通员工。他妻子病得很重，要治好这个病需要10万元做手术。可是王海没有那么多钱，如果他再弄不到钱，妻子的病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这天，王海发现有人向厂长行贿，悄悄给厂长家送了十万元现金。
王海想了想，最终决定撬开厂长家的窗户把那十万元偷出来，这样才能救回妻子的生命。
王海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
故事呈现完毕，要求被调查者在①完全不同意、②不同意、③不确定、④同意、⑤完全同意五点量表上对故事主人公违规行为的严重性进行评价。前人研究显示，违规行为的严重性是探讨儿童道德认知发展规律的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Judgment criterion），有助于揭示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认知差异。
2.3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2（学校：普通中学、职业学校）×3（年级：1、2、3年级）×2（两难类型：道德——道德冲突、道德——个人利益冲突）×2（遵从道德的代价：强、弱）的混合研究设计，其中学校和年级为被试间变量，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都包括高中阶段的3个年级，其平均年龄也接近，两难故事中的冲突类型、遵从道德的代价是被试内变量，“为救妻子生命偷钱”的两难故事对应着高代价条件下的道德——道德冲突情境，“为孝敬父母打人”对应低代价、道德——道德冲突，“为保证工作打人”对应高代价、道德——个人利益冲突情境，“为玩台球而撒谎”则对应低代价条件下的道德——个人利益冲突情境。
2.4程序与计分
由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协同各班级班主任共同施测。问卷发放后由主试按照问卷统一指导语解释如何答题，计分按照五点量表进行，其中“完全不同意”计为-2分，“不同意”计-1分，“不确定”计0分，“同意”计1分，“完全同意”计2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认可相应的违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
3 结果
3.1道德——道德冲突情境下中学生的道德判断
表2显示，在两种道德规则之间产生冲突的两难情境下，不论遵从代价的高低，普通高中生和职校生都倾向于认为两难情境中的道德违规者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认可对基本道德规则的违背。2（学校类型：普通高中、职校）×3（年级：1—3年级）×2（性别：男、女）×2（遵从道德的代价：高、低）的方差分析显示，学校类型主效应显著，F（1，572）=6.54，p
简单效应检验显示，代价效应仅在职校生中存在，F（1.582）=20.96，p
3.2道德——个人利益冲突情境下中学生的道德判断
表3显示，在道德规则和个人利益相冲突的两难情境下，如果遵从道德规则的代价较高，普通高中生和职校生都认为违规者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在代价较低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违规者是否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方差分析显示，学校主效应不显著，F（1，572）=0.11，p>0.05，年级主效应显著，F（2，572）=4.89，p
Turkey多重比较显示，年级效应主要体现在高二和其它两个年级之间，相对而言高二学生惩罚违规者的严厉程度要显著低得多。对代价与学校的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代价效应在职校生和普通高中生中都存在，在高代价条件下他们都认为应对违规行为给出更为严厉的惩罚，F（1，582）=107.87，p
3.3不同的两难冲突情境下中学生道德判断的差异
上述结果分别探讨了某一类型的两难冲突情境下中学生的道德判断，而两难冲突所处的领域对个体的道德判断也可能存在重要影响，这里再通过一个多因素方差分析着重探讨两难冲突的领域效应（且不再关注性别因素）。3（年级：1—3年级）×2（学校：普通高中、职业学校）×2（两难类型：道德——道德冲突、道德——个人利益冲突）×2（遵从道德的代价：强、弱）的方差分析显示，两难情境的主效应不显著，F（1，578）=0.67，p>。05；遵从道德的代价主效应显著，F（1.578）=232.16，p
代价×年级交互作用显著，F（2，578）=3.79，p
对代价×年级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年级效应在不同代价条件下都是普遍存在的：F（2，582）=5.81，p
对三重交互作用的简单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高遵从代价下，不论普通高中还是职业学校，两难情境效应显著，F（1，582）=80.13，p
在道德——道德两难冲突下，普通高中代价效应不显著，F（1.582）=0.48，p>0.05，职业学校代价效应显著，F（1.582）=20.96，p
在道德——道德两难冲突情境、高遵从代价条件下，学校效应显著，F（1，582）=15.40，p
4 分析与讨论
4.1两难情境下中学生道德判断的发展
首先，在多数情况下普通高中生和职校生都倾向于认为对道德规则的违反是错误的、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便他们的目的是出于救人、尽孝、抑或是保住自己的工作，仅在“为玩台球撒谎”的情境下，他们对违规者是否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的判断倾向于“不确定”。这表明在他们看来，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是意味着对规则的遵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其道德发展水平还处于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中的习俗水平。尽管他们的道德评价变得更为自律，能够综合考虑行为的动机和结果等多方面因素，越来越不依赖于权威、社会赞许等外在力量，但他们是否会根据人的普遍权利如生命权来进行道德判断还有待通过其它的判断标准来进一步探查。按照社会领域论者对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的看法，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并没有发展到科尔伯格所提出的后习俗水平阶段。因此可以初步认为，本研究中普通高中生和职校生在两难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属于习俗水平的推理。
其次，高中生的道德判断也存在一定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在二年级与一、三年级之间，二年级学生更多地认为违规者不该受到严重的惩罚，其道德判断呈现出一定的倒U性曲线发展模式。这可能是跟普通高中三年级学生面临着高考压力、而职校生也面临着就业问题有关，但也可能反映出个体的道德推理并非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有证据显示，儿童给出的符合道德的判断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年长儿童和较小的青少年在面对这样模糊性较强的道德情境时，给出道德判断的比例要低于年幼儿童组和较大的青少年组的被试。与低年级、以及高年级的学生相比，本研究中二年级的学生更多地关注了生命、孝心和个人的工作职位，而不是规则和社会秩序，而在三年级的时候又重新回归到一年级时对规则和秩序的关注，这一结果与社会领域理论的观点相一致，更可能反映出中学生道德推理发展的曲线进程，对个体道德水平的探查不能仅仅局限于道德规则本身，还应从道德与道德、道德与非道德因素之间的整合等多方面加以考量。
最后，虽然中学生在两难情境下的道德判断总体上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在道德——个人利益冲突情境中也观察到了一定的性别效应。在“为保住工作而打人”的高代价条件下，职校二年级男生较女生更普遍认为为保住工作打人应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在“为玩台球而说谎”的低代价条件下，职校一年级女生比男生更加认可“为玩台球撒谎”应受到严厉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吉利根所提出的关怀道德设想。一方面，在高代价条件下，由于遵循道德会造成失业等严重问题（包括其后续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等），女性会从人们所处的情境、家庭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来理解两难情境中的违规者，因而做出富有同情心的判断，较少地认为他们应当受到严厉惩罚。而男生则更多关注的是公正和社会秩序，因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违背了道德规则就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在低代价条件下，由于违规者的违规行为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满足，不会对未来、对他人造成任何影响，不会引发女性的关爱道德取向，因而她们倾向于认可对其给予严厉的惩罚。但是，在男生看来为了“玩台球而说谎”并没有对社会公平、社会秩序造成任何影响，因而不需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因此，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还是应当重视个体道德判断中的性别差异。
4.2职校生和普通中学生道德判断的差异
普通高中生和职校生的道德判断都处于较为接近的水平，但是他们的道德判断仍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在道德——道德冲突、高遵从代价条件下，普通高中生对违规行为应受惩罚的认可程度较职校生要相对低得多。在“为救妻子生命偷钱”的两难情境下，由于涉及到生命的代价后果很严重，普高生比职校生更能接受该行为。这说明普通中学生认为生命或许比遵循法律、维护社会秩序来得更重要一些，而职校生仍是严格地遵循法律而忽视他人的生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普高生似乎较职校生更早地开始了向后习俗道德阶段的发展，而这很可能与他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相关。通常而言，普通高中生的学业成绩更加优秀，接受的学校教育在内容和要求上也更为丰富和严格，这有可能会促进其道德理解的发展。其次，在道德——个人利益冲突、低遵从代价条件下，职校生对违规行为应受惩罚的认可程度依然相对更高。在“为玩台球而说谎”的情境中，“不许说谎”对职校生表现出更多的道德约束力，由于遵从该规则的代价较小、造成的后果也并不严重，两类学生都没有对违规者是否应受严厉惩罚给出明确的判断，但职校生相对更加认可应给予严厉惩罚，这可能与社会赞许性有关。由于职校生在升学中受挫，往往对自己缺乏一定的自信，更加地希望自身的言行受到社会的赞许，他们更有可能认可遵从社会所赞许的道德规范，认为不应该违背道德规则而说谎。总体而言，职校生的道德判断更为绝对化，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如代价高低的影响，而忽略对道德本质等内在因素的考虑。
4.3两难情境的领域和遵从规则的代价对中学生道德判断的影响
毫无疑问，个体的道德判断可能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如个体所处的情境、遵从规则的代价等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两难冲突情境的领域显著地影响中学生对个体违规是否应当受到严厉惩罚的判断，在高道德遵从代价条件下，高中生更倾向于认为出于个人利益做出的违规行为应受到严厉惩罚，而在低代价条件下，出于另一种道德考虑而做出的违规行为更应当受到严厉惩罚。这似乎表明，道德规则比个人利益发挥更大的约束和行为调节作用。在遵从道德的代价高、低两种条件的中和之下，两难冲突的领域主效应消失，这表明代价因素在冲突的领域和个体的道德判断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尤其是本研究中遵从代价的高低在各个条件下都对中学生的道德判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更加突出地表明代价因素在个体道德判断中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外也有研究支持代价效应的存在。在Nichols和Mallon（2006）的研究中，如果不将陌生人推下桥，那么装有病毒的火车将会造成数亿人的死亡，此时有76%的人认为将陌生人推下的行为是可接受的。因而当遵循道德会引发严重的后果时，此时人们对违规行为的考虑会变得更为慎重、全面，因而他们会倾向于接受该行为。
而本研究则恰好相反，高中生会根据代价程度的高低对不同情境下个体的违规行为做出不同的判断。当遵循道德会引发严重后果时，他们的判断在道德——道德冲突情境中与道德——个人利益冲突情境中存在显著差异，更多的高中生认为在道德——个人利益冲突中的违规行为更应受到严重的惩罚，即违背道德救妻子行为的惩罚程度显著低于为保住工作而打人的行为。而当遵循道德的代价程度较低时，高中生则普遍认为道德一个人利益冲突中的违规行为受到的惩罚程度显著低于道德——道德冲突中的违规行为。这些结果可能反映出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以及不同道德规则对行为的调节力度有所不同。在“为保住工作充当打手”的高代价情境中，行为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第三者的权利，此时容易引发更为强烈的情感体验，即他们会倾向于认为行为者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他们对违规者会给予更为严厉的惩罚，而“为救妻子生命偷钱”的高代价情境也容易引发职校生的情感体验，使得他们更加认可对违规行为的严厉惩罚。相反，“为玩台球撒谎”、“为孝敬父母打人”的低代价条件不容易引发个体的情绪体验，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仅仅是自己生活中一个常见的普通行为，甚至并不完全属于道德规则的调节范畴，因而其道德约束力便也没有那么强，对惩罚相应违规行为的认可程度也就没那么高了。
最后，本研究揭示的代价效应与Nichols和Mallon相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取样的不同，但也不能排除文化等其它因素的影响。在Nichols和Mallon的研究中所有被试都是参加了哲学课程的大学生，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和道德发展程度都远远高于我们的中学生群体。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他们的道德水平仍是处于社会秩序、规则遵循阶段，而处于后习俗阶段的大学生则认为法律和规范的作用在于使人的权利得到更好的尊重，在他们看来法律是可以更改的，因而做出认可违规行为的判断。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两难故事考察了普高生和职校生的道德判断，揭示出道德冲突的事件领域、遵从道德规则的代价等因素在中学生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两难冲突的领域显著影响中学生的道德判断，这一影响受到遵从道德的代价的调节。在高代价条件下，中学生认为道德——个人利益冲突情境中的违规行为应受到更为严重的惩罚，而在低代价条件下道德——道德冲突情境中的违规行为更应当受到严厉惩罚。不同形式的教育对中学生的道德判断也有一定的影响，职校生更加重视道德规则的约束力，在各条件下职校生都认为惩罚的严厉程度会随着代价的增加而增加，而普高生则只在涉及个人利益冲突条件下才会认为代价影响了道德判断。
本研究仅对道德与道德之间、道德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探讨，对个体道德判断的考察也仅汇报了违规行为应受惩罚的严厉程度这一个判断标准，实际上个体经常接触的社会规则领域还包含其它领域，如习俗规则、安全规则等，个体进行道德判断时采用的判断标准也不仅仅限于惩罚的严厉程度，比如对违规行为的规则依赖性、对违规者的情绪判断和人格判断等，这都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详加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