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时那艰苦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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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的第一年，正赶上秋收。

首先是割稻子，这活儿我们以前上学时下乡支农也干过，可在这里干又不一样。这里的镰刀比内地的小，刀口呈锯齿状，不需要磨，越用越快。不过要是被这刀割了手指，那就糟糕了，伤口参差不齐，很不容易封口，愈合后也会有疤痕，我们寨子的女知青小F就深受其害。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这里的稻子长得很高大，如果不倒伏，差不多有一米四、五高。割稻时不需弯多少腰，剩下的稻茬都有膝盖高，然后再放牛去吃。

挑谷是秋收中最累的活，负担重、路途远，而且因为稻捆是穗朝下的，路上不可能休息。最难过的一关是要挑着稻捆爬谷堆，谷堆矮时还好，等堆到几米高后，竹梯又陡又滑（所以干这活不能穿鞋），肩上是沉重的挑子，一不小心就会出危险。好不容易熬到田里的稻捆快挑完了，一天下午，我从谷堆上下来，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蹲到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起插队的知青把我送回宿舍，帮我洗了脚，扶我到床上，可是我不能平躺，只好靠在床上。女同学为我煮了面条，但我一口也吃不下。待到第二天，同学们送我到公社卫生院，那医生查了半天也说不出名堂，最后诊断为“肋间神经痛”，打了一针封闭了事。

休息了几天，我又参加了打谷劳动。这里打谷的方式很奇特，不用打谷机，也没有掼盆，而是把稻子堆到场上，赶着牛转着圈儿踩。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脱了粒的稻草用叉子挑开，待谷粒堆到一定程度时，用铲子铲到另一边扬场。这活儿倒不累，只是当老牛站下不动，撅起屁股时，就得赶快捧一把稻草，接住牛粪扔到一边。

秋收后，大队要建立甘蔗基地，从各生产队抽人，我和知青老H被选中了。这基地就在我们大队的山边，离上次发洪水的地方不远。因为晚上回不了家，当地的农民都不愿去，各生产队送的差不多都是知青，大家在一起，好不热闹，仿佛又回到了上学时下乡支农劳动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山坡上挥锄开荒，初冬的早晨，草地上露水很大，解放鞋一会儿就被湿透了，看看天不冷，大家就都光着脚干。知青小Z挖到一丛灌木旁，突然窜出一条蛇，朝他脚上咬了一口。小Z大叫一声坐到地上，旁边的同伴把蛇打死了，我们围过去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条剧毒的竹叶青！有人找来了带子，扎住小Z 的脚腕，几个知青轮流背起他往卫生院跑，经过一个知青点时，又找来季德胜蛇药片让他服下，由于抢救及时，小Z总算没把命丢在农村。以后，谁也不敢光脚干活了，我们在基地一直呆到计划的荒地开完。

年底，寨子里又来了一位新伙伴——小W。他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小时侯因小腿上长骨瘤，截去了一小段骨头。他本来可以不下乡的，但就是因为“出身问题”，留城的申请得不到批准。工纠队、红小兵天天跑来家里“做工作”，最后连口粮也被停了。无奈，只有来投奔我们。小W很有文才，上初一时我们到学校图书馆帮忙，就因一手好字博得高中同学的喝彩。可是到了农村，他和我一样，就算弱劳力了。小W后来办病退回了城，靠做木工为生，77年以优良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我们的母校，现在是教研室主任，专带高中毕业班。

下乡的第二年，我们又开始重复上一年的劳动。干活时，我常常望着寨子通往外边的小路，真盼望有人来把我们接出农村。

没想到机会还真让我盼到了。公社的广播员（当地人）不听新来的军代表陈主任的指挥，陈主任一怒之下把他撤了职，赶回家种田。不知是谁向陈主任推荐了我，说我在学校搞过广播，可以胜任这工作。陈主任是南京人，非常同情我们这帮远离家乡的知青，当即拍板把我调到了广播站。我的待遇是工分加补贴，一切关系仍在生产队上。

我在农村不是个好劳力，到广播站倒是得心应手。除了每天三次转播电台节目和自播节目外，我还把前任留下的一大堆坏广播器材修好了，陈主任乐得合不拢嘴。当时正逢搞“政治边防”运动，我还常帮公社机关写标语、刻蜡纸、印点材料什么的，拿了近一年的“政治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