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文化和孝文化语境中长子与非长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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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封建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文化命脉。而作为封建家族文化重要支撑的孝文化与长子文化则是一把双刃剑，对个人文化心理、文化人格、人生道路和命运产生着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鲁迅与周树人兄弟迥异的价值观、文学理念与文风，巴金长篇小说《家》中老大高觉新与老三高觉慧兄弟迥异的性格、追求、命运，则是这种影响的体现与印证。

关键词：封建家族文化；长子文化；孝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006-02

一、传统文化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犹如血液一样渗透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封建社会则是其形成和成熟的重要阶段。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在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而所谓家庭,有大有小,小者只有夫妻或加上他们的子女,大者则数代同堂,实际上是一个家族。传统的中国封建家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典型的价值取向是“家族至上,家外有家”。家族中家庭本位伦理精神,更加强调家庭的价值取向和权利,个体只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其存在必须以家庭的发展为优先。这一规定对于家族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他排斥个人自由和创造性，对于个人个性的发展有着极大的阻碍。尤其是孝文化与长子文化对个体的发展更多的是摧残，使个体失去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孝”被认为是血缘关系内晚辈对长辈的敬仰、遵从和侍奉。但在更多的时候“孝”被简单机械的规定为对长者、家长的绝对服从。封建的家长和族长由此而获得了无上的权利，决定家族或家庭中青年的命运。晚辈由于要遵守孝道，对长者不合理的行为只能默默地忍受，失去了反抗的道德理论上的依据，从而成为牺牲品。而作为晚辈青年中的长子除了受基本孝文化的约束还要受长子文化的压迫，长子文化是中国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物。在封建大家族中，长子寄托了祖辈、父辈延续家族辉煌或复兴家族光荣的重任，从小就被祖父辈当做文化楷模、道德楷模和未来的“家长”来培养和塑造，会得到比弟妹们更多的训导和严格要求，同时长子在家庭中有着和弟妹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责任。长子在封建家庭中除了要遵守基本的孝道遵循祖父辈之命以外，还要担当家族重任。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妇女和儿童是没有社会地位，所以在父亲不在的时候还要担当起父亲的责任，承担整个家庭的生活与文化传承。非长子则不同，没有家族使命的压力，祖辈父辈对其没有太多的要求与家族期望，他从祖父辈那里得到的更多的关怀和爱护（甚至溺爱），因而从小个性能得到较为自由发展，久而久之，追求舒适的生活，乃至形成无拘无束叛逆的性格就成为一种必然。在家族文化背景下，长子比非长子更有责任感、使命感，也更能承受挫折和痛苦，因而，性格也更坚强，但同时也使长子在生活中更多的遭受不幸与打击。

由此可见，作为封建家族文化重要支撑的孝文化与长子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个人文化心理、文化人格、人生道路和命运产生着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鲁迅与周树人兄弟迥异的价值观、文学理念与文风，巴金长篇小说《家》中老大高觉新与老三高觉慧兄弟迥异的性格、追求、命运，则是这种影响的体现与印证。换言之，这种两极化的人生走向，无不与其在家族中长子或非长子的身份差别有关。

二、鲁迅与周作人的比较

阿德勒曾经说过：“儿童在家庭中的位置可能会影响他与生俱来的所有本能、定向和天赋等等。”这实际强调一个人性格命运的形成决定于童年时期在家庭格局中的地位。位置的不同导致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角色、责任的不同，那么对所处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感知程度和感知方式也就不同，从而影响孩子对世界认知心理结构建构的差异。

鲁迅和周作人几乎有相同的童年生活经历，但由于长幼顺序的差别使他们在家庭中的位置不同，使其没有形成心理深层相同的人生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继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接受机制和道德评价机制，以至于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想、价值取向和性格特点。而对于他们二者心理机制形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庭的变故，位置的不同使鲁迅看取人生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及角度和周作人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传统的封建家庭文化中，鲁迅作为长子受着与兄弟姐妹不同的教育约束，除了要受到一般的封建家庭孝文化的约束对长辈绝对的服从，还要接受父辈们对长子的更为严格和苛刻的管教与约束。“长兄如父”——在祖父入狱、父亲病重的家庭变故中鲁迅长子的性格得以形成和显现。受变故打击的家中虽有母亲支撑，但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无法给予家庭保护和安全感。长子文化教养迫使鲁迅必须像一个大男人一样承担起父亲的角色，用幼小的身躯独自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成为这个即将倾覆的周家的家庭支柱的同时，尽量为这个家庭建立起一层坚强的保护层，挑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出入于各种社会嘴脸之间，“风沙扑面，虎狼成群”式的生活激发了他坚强的意志，长子文化的教养使他对家庭有极强的责任感。长子的地位使他过早的体味了世情的冷暖，同时封建家庭文化内部的虚伪本质也使他更加的憎恨中国的传统封建礼教文化。鲁迅在一次谈话中曾经提到：“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好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花子都不如了，……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原来建构起来的对人间世事的近似乎美好的看法逐渐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形成了刻骨铭心的创伤性童年经验，深深地积淀在内心深处。这使他逐步形成了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个性。而比鲁迅年幼四岁的周作人，作为非长子自身受的封建文化的约束较少，在生活中得到的更多的是祖辈父辈的溺爱，他无须像长子鲁迅那样拥有和形成对家庭的责任意识。有大哥的保护和慈母的关爱，他完全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与外部世界的险恶。直到晚年周作人回想时还说：“那时，在家的确是沉重的负担，但这与小孩并无直接关系。”甚至在他看来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童年时期的体验使他更多的是接受和欣赏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中庸调和的一面，形成了平和、沉稳、散淡的性格。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所说，家庭的变故对于周家长子长孙的鲁迅来说，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而对于非长子的周树人来说他仍旧沉浸在“蔷薇色的梦中”。

由于长子与非长子在家庭中位置的不同，承担的责任和角色不同，其对同样事情的感受也不一样，从而形成不同的道德情感体验和思想文化意识。在祖父入狱兄弟二人寄住在外婆家的岁月，鲁迅敏锐的内心首先感受到的是乡人的冷眼，看人的脸色生活的痛苦与无奈。这种体验让他在日后更加注重维持人的尊严和价值，形成了以弱者为本位和以幼者为本位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于后辈他主张“自己背着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做人”。但在同样的日子里非长子的周作人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认为是一次愉快的度假，感受到的是愉悦新鲜的不受束缚的乡村生活，与处于长子地位的哥哥大相径庭。父亲的病在鲁迅的记忆中又是一道惨痛的难以愈合的伤痕，致使后来他立志学医拯救像他父亲一样的病人。而对于周作人来说搜寻那些奇怪的药引不过是一种快乐有趣的田间游戏。这一切种种的不同情感体验与认知使得他们在以后的文风与人生道路上形成了巨大的差异。鲁迅的文章重视社会，关注现实，关注真实世界的所有现象，不平之处放声怒吼，为后人铺平道路，肩住黑暗的闸门，体现出长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周作人的文章更多的是体现文人的理想，士大夫的生活，更多的关怀生活之上的精神世界，远离世俗生活现实的世界，体现出处于被保护地位的安闲与自我。鲁迅对家庭的责任感后来逐渐化为对国家的忧患，成长成为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而周作人由于长期的安闲与被保护的地位，最终迷失了方向同汪伪政府同流合污。

三、觉新与觉慧的比较

自古以来，一个家族（或家庭）中的长子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他们的人生与命运也因他们的特殊身份而注定与众不同。巴金《家》中塑造的觉新，就是这样的一个封建大家族中的长子形象。

“高觉新是觉民弟兄所称为‘大哥’的人。他和觉民、觉慧虽然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而且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可是他们的处境并不相同。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在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长子的地位规定了他的命运，使他失去了追求自己爱情之梦、人生之梦的权利。他曾经有过梦想，想做化学家，曾想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甚至去德国留学深造。他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理想。他同觉慧一样受着五四新文化的熏陶热血沸腾，愿意接受新的思想成为一个时代的先驱，封建文化的反叛者。但是作为封建家族的长子的觉新被高老太爷“长房长孙”的封建文化紧紧束缚，在所有的梦都破碎的时候他没有反抗，也不想反抗。因为他是这封建家庭的长子。同时作为一个家族中的长子他还要学会调和家族中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最终他的梦想、追求在封建长子文化的压迫下失去了生命，成为永远的悔恨而他自己变成命运的接受者、“多余人”、被人们称为“沉重老爷”。

作为非长子的觉慧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没有高老太爷的约束，家中的位置使他不用承担其家中的责任，在父亲不在的时候有大哥替他承担生活的压力与风雨，从小个性能得到较为自由发展形成无拘无束叛逆的性格，他可以而且敢随着自己的心愿去追求自己的人生，敢于反叛封建家庭。长子地位、新文化的刺激、自己梦想的破碎，促使觉新对觉慧理想的保护，帮助他逃离封建家庭。最终觉慧成为一位时代的先驱、封建文化、家庭的反叛者。长子与非长子地位的差异使两位同样有着热血的青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着不同的命运。

综上，孝文化与长子文化在中国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个体生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现如今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孝文化之下的长子与非长子文化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旧文化的糟粕任然存在，我们要时刻警惕旧的文化对新时代青年身心发展的危害，关注青年一代身心的健康发展。

本文为湖北文理学院（原襄樊学院）大学生科研课题“作家与文学作品中的长子与非长子的比较研究”（编号：2011DXS083）成果。

参考文献：

[1]阿德勒.理解人性[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110.

[2]翟瑞青.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02）.

[3]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6.

[4]鲁迅.梦醒了的人生[Z].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132.

[5]巴金.家[Z].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