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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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诗经》；王夫之；诗经学；以诗解诗；祛魅；
中图分类号：l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66?05
古老的《诗经》世代相传，未曾改变她的本色，以恒久不变的鲜活生命姿态面对有因有革的诗经学史。究竟用怎样的方法抖落覆盖在《诗经》之上层累的尘埃与历史风雨的剥蚀，始终是摆在诗经学者面前的问题。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提出的“以诗解诗”方法，有别于汉学之“以《序》解《诗》”和宋学之“以《诗》解《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一、“以诗解诗”方法的提出
诗经学发展到明代，汉学式微而宋学方兴未艾。而以文学阐释《诗经》似一股潜流涌动，悄然改变着诗经学的发展轨迹。明万时华在《偶笺・序》中“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以敝也”的慨叹，则是这股潮流的代表。其意义在于“诸家虽囿于学识，利钝杂陈，而足破迂儒解经窠 臼”1（79?81）。这是将“《诗》作诗读”1（2）、是“以诗解《诗》”的先声。
王夫之既不满宋学家“滞于文句而伤于理”的说诗法2（131），也反对汉学经生“兴观群怨”的牵强附会。他厌恶朱熹不惜“割裂古文”的做法2（167），痛诋妄加臆断的 “俗目”之人“见其叶落、日沉、独鹤、昏鸦之语，辄妄臆其有国君危、贤人隐、奸邪盛之意” 的附会3（1019）。
他认为，诗是《诗经》的根本属性。“陶冶性情，别有风旨”是“诗”与“非诗”的本质区别4（807）。 “《诗》”“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4（807）。《诗》是陶冶性情之作，故不可为实用文体；亦不可与学术齐观。他在《诗绎》中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
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降者，玄鸟降也，句可绝而语未终也。“薄污我私，薄我衣。害害否，归宁父母。”意相承而韵移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繇乎此；不然，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近有吴中顾梦麟者，以帖括塾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4（811?812）
船山诗经学之“以诗解诗”包括狭义的《诗》和广义的“诗”。此外，“以诗解诗”是分属于不同范畴的诗学命题，即诗论和方法论。它是王夫之阐释《诗经》所用的重要方法，也是王夫之诗经学的一大诗学原则。本文旨在探讨作为方法论的“以诗解诗”。
“以诗解诗”，既汲取了明代文学说《诗》的成果，也有创新。对诗经学的发展，具有指示门径、开辟新路的意义。
二、“以诗解诗”方法的运用
王夫之“以诗解诗”的运用，即以诗歌的眼光阐释《诗经》，其命意在于突出《诗经》诗歌的本体意义。
经学视域下，对《诗经》文学性的研究，总是徘徊两端。或望《诗》兴叹，力不从心；或恣意阐释，过犹不及。这些未若王夫之目光之透辟与见解之深刻，他对《诗经》的文学阐释，着眼于对诗意的整体体会与通过“涵泳”法而会意，具体如下。
（一） 句绝而语联，韵转而意通――对诗意的整体理解
“意”居文学的主位，诗以意为主。王夫之就诗歌之“意”有着卓越的见解：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句句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处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5（819）
“意”是文学的主脑，“意”是统摄诗歌的灵魂。有“意”之诗，灵动活泼，诗情饱满。否则，求绮丽之辞，摘古人之句，虽华美却不关情，如此浅陋狭窄的作诗套路，最终因困于死板的诗法，小气逼仄，鲜有好诗。
讲究韵律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质，古典诗歌，除近体诗（绝律诗）要求一韵到底、严格对仗等规则外，其他古体诗（古风）可自由换韵，并无定法。但换韵必须遵循保持诗意贯通的诗学规则，韵转而意不转，这是古诗之法。王夫之所谓“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正是此意。“古诗及歌行换韵者，必须韵、意不双转。”5（823）因此，韵移而意相承，这是诗家不可昏昧之关键所在，也是解诗者必须掌握的锁钥，更是评判诗歌艺术水准高下的标准。反之，意若随韵转，则使诗歌“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诗之佳构，外“皆不待钩锁”，一气呵成；内气韵浑成，“自然蝉连不绝”5（823）。完美的诗章即是“一篇载一意，一意则自成一气，首尾顺成，谓之成章”5（847）。明代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提出，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辞断而意属，连类而比物也。上考古圣立言，中徵秦、汉绪论，下采魏、晋声诗，莫之有易也”。追求诗歌意脉贯通，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法则；如何整体领会诗意，也是诗歌欣赏的审美维度。
然而，“俗目”之人，既不识诗法，亦不知诗妙。他们以学究之陋解诗，或犹“以帖括塾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或如“顾梦麟者，作《诗经塾讲》，以转韵立界限，划断意旨。劣经生桎梏古人，可恶孰甚焉”5（847）。“不以诗解诗”，致使诗歌意脉支离破碎，诗意被随意穿凿。如此解诗，将原本诗意浑成的《诗经》解构成如“虫相续成一青蛇”5（823）。王夫之对“帖括”陋习深恶痛绝。
帖括，《新唐书・选举志上》：“明经者但记帖括。”本指唐代明经科考试的方式，以帖经试士。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贴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贴。”即把经文两端遮蔽，留中间一行，裁纸贴去该行中的几个字，让考生答出贴住的字。考生因于帖经难记，总括经文编成歌诀熟记于心，以应对贴经考试，故称“帖括”。明清时，人称八股文为帖括。后来，以“帖括”比喻套用一定格式的创作模式或不切实际的迂腐 言论。
王夫之所批评的“帖括”，指的是僵化的说《诗》套路。他赞赏依题目，却能够含蓄委婉了无匠气、灵动活泼的作诗法。他评价明代诗人黄姬水的《柳》诗说：“通首一点，是大家举止。措大帖括气，必此破除乃尽。”6（1606）“通首一点”即是飘渺通灵之语，诗歌写景点到为止，灵动自如，这种诗歌创作法与帖括法大相径庭。创作切忌帖括气，欣赏更需活泼心。
王夫之对明万历以来诗坛弥漫的“帖括”气颇多微词：“万历以来，借古题写时事，搜奇自赏者盛行，乃以帖括气重，不知脱形写影。”6（1179）这种创作风气对诗歌鉴赏有着不良影响，对《诗经》艺术的开掘多有不利。“以诗解诗”是王夫之针对经生、学究、措大之类解诗之陋习而提出的《诗经》鉴赏方法。
诗歌讲求“律严而意远”。然“律”严可见，而“意”远太虚。故创作者难以达意，接受者难以解意。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但在精深的“意”面前，则显示出它的苍白与软弱。然而，一经诗人选择且浸润浓情的诗歌语言却最富张力和活力，随意点染，便意趣无限。传统诗学强调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所揭橥的恰是诗歌语言的含蓄蕴藉。“意”难尽，“意”尤难解，这是诗歌创作与接受的矛盾。因为，语言的表达与语意的破译、形式的安排与章法的解构都是困难的。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着精辟的见解：
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常恨言语
浅，不如人意深”，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解人难索”，“余欲无言”，叹息弥襟，良非无故。7（406）
诗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地精心创作，但语言表达思想的能量却微乎其微。而在读者那里，语言却显示出非凡的魔力和张力，“往往不获尽解”，或多曲解，且孳生出许多误读来。钱先生之所以叹息弥襟，正是“未意识到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在达意方面的能动性和积极意义，即创作时的‘语贵含蓄’和阐释时的‘玄解’、‘探微’或‘悉妙义之闳深’”8（330）。所以，阐释的惯用方法，即是依据诗歌的片言只语来“发明作者的‘百意’或作者未意识到的‘百意’”8（330）。甚至，不惜断章来取“百意”。
上述现象的发生，在王夫之看来，是由于诗歌的“意”不露于外，而“皆意藏篇中”之故4（811）。那么，读诗需通篇观之，方可把握诗意。为了充分阐释这一问题，王夫之特举《风・君子偕老》之“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秦风・小戎》之“胡然我念之”以及《豳风・东山》之“伊可怀也”等诗句4（811），来说明诗“意”蕴含篇中，故不可断章或断句来获得，并指出“俗笔必于篇终结锁，不然则迎头便喝”的拙劣创作4（811），致使读者断章取义的发生。不过，任何断章取义的解读法，不能问责于诗人，此国人解诗传统中的陋习。毕竟，就诗歌史而言，“俗笔”之作难以登上赫赫诗坛。
纵观诗经学史，断章取义已成为经生解诗的惯用套式。使用这种方法的必然结果，不仅使活泼的《诗经》失却了诗性的灵动，且使《诗经》从诗坛走向“教条的陈述”、政治说教的异化之路。《诗经》遭遇如此境遇，恰如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批评的诗歌解读现象一样：“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的统一性是一种灾难：这就分解了艺术品的结构，硬塞给它一些陌生的价值标准。”9（114）
可见，王夫之站在明末清初学术研究的最前沿，用超远的目光看最古老的诗歌，尝试用最新的方法，去探讨被历史尘埃遮蔽的《诗经》之美。
王夫之“以诗解诗”，意穿透语言，直指诗“意”的整体把握。《君子偕老》是一首颇具讽刺意味的诗，《毛序》《郑笺》及三家诗，皆认为是讽刺卫宣姜之作。不过，诗三章不惜笔墨描写主人公服饰之美、仪表之佳，若不细心体会诗人的语气以及正话反说的讥刺手法，难以体会到其中的讽刺意味。
含蓄委婉是诗之本色，是“诗”与“非诗”区别之一。沈德潜《说诗碎语》说：“讽刺之词，直诘易尽，婉道无穷。卫宣姜无复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诗，止道其容饰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语逗露之……苏子不可以言语求而得，而必深观其意者也，诗人往往如此。”王照圆《诗说》指出：“通篇止‘子之不淑’二句，明露讥刺，余均叹美之词，含蓄不露……以‘也’如游丝袅空，余韵绕梁，言外含蕴无穷。”将深刻的意味蕴藏于字里行间，这是诗家妙法，也是欣赏诗歌，把握诗意的不二法门。否则如“俗笔必于篇终结锁，不然则迎头便喝”。好诗与坏诗之别，正在于此。
欣赏好诗不可于篇终或开头寻绎诗意，应通篇观之。在这一点上，王夫之更早于王照圆和沈德潜，提出意义为主的欣赏方法。一首诗的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可随意分割。韦勒克和沃伦就文体分析，提出了对作品的语言做系统分析的方法：“从一件作品的审美角度出发，把它的特征解释为‘全部的意义’， 这样，文体就好像是一件或一组作品的具有个性的 语言系统。”9（193）诗歌语言之间的关联最紧密，诗歌的意义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也最紧密。所以，以“全部意义”统摄诗歌，整体把握，方可体会诗歌的意蕴之美。
（二） 从容涵咏，自生气象――以“涵泳”读诗 之法
此外，有的诗歌“意在言先，亦在言后”4（809）。如《周南・》便是如此。因此，王夫之提出“从容涵泳，自然生气象”的“涵泳”之法4（809）。
“涵泳”是由音韵美的体会潜入品赏诗意美的最佳方式。故而，“涵泳”即是沉浸其中而感受诗歌的情韵；“涵泳”即是通过品味语言而把握诗歌的意义。所以，“涵咏”的提出，意味着诗经学在方法论上，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标志着《诗经》向诗歌本位回归迈出的关键一步。
“涵泳”一词最早出自左思《吴都赋》，用“涵泳乎其中”，描写鱼在山泽中，悠游自得潜行之状。由此引申为沉浸、浸润、润泽等意。作为鉴赏法，朱熹首倡：“读书需要当涵泳，只要仔细看玩寻绎，令胸中有所得耳。”10（2928）“所谓涵泳者，只是仔细读书之异名也。”10（2928）朱熹读《诗经》云：“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德性显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于此矣。”11（2）沈德潜阐释朱子“涵泳”说：“诗以声为用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见。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12（187）曾国藩亦深得朱子“涵泳”之旨，在教子书中对“涵泳”有着精辟的诠释：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大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13（110）
可见，“涵泳”是审美心理与审美对象相交融的完美境界。在“涵泳”中，对象的美被发掘，并融入主体的阅读视野，使主体获得审美和满足。然朱熹之“涵泳”，旨在“强调理会诗之义理，以求达到心性修养的目的”14（28），带有理学底色和功利性。
王夫之所言“从容涵泳”，似与朱说无二致。然从深层而言，区别甚远。王夫之通过涵泳，达到“自然生气象”的审美境界，非朱子渴望“令胸中有所得”的结果。“自然而生”与“胸中所得”，一随意，一目的；一纯粹，一复合；一审美，一会义。王夫之援道入学，恬淡之中求真味；朱子则引理入诗，治学之处悟义理。王夫之在涵泳中，调动想象力与理解力，感受诗歌散发出的活泼、健康、饱满的生命情韵与真水无香的审美特质，这的确是使作品“富有生气的精神的一种显现方式”15（68）。船山之“涵泳”指向诗歌最广阔而深沉的内在，召唤诗美的呈现――灵动活泼，气象万千，这是天才智慧的解诗。当涵泳于诗中，悠游自得，无限美丽涌动，阅读者的内心亦自然生气象，“物我”为一。此番读诗，似陶令“悠然见南山”之心无挂碍，妙趣横生；恰佛祖“拈花微笑”之妙悟玄道，中得心源。诚如沈德潜所言：
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和也。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讲《鹿鸣》而兄弟同食，斯为得之。董子云：“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16（3）
沈德潜所说的“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仅是深入探求作品意旨，而且也要仔细品味艺术特征。只有深刻体会作者的艺术匠心，才能更好地理解作 品17（454）。可见，以“涵泳”之法阅读诗歌，以情浸渍，则诗意自出。
基于上述理解，王夫之提出的“涵泳”之法，确为卓见。《》是《诗经》中一首独特的诗篇，语言简洁，三章只更换六个动词；韵律简单，三章一韵到底；手法直白，赋法平铺直叙。就字面而言，似乎了无余蕴：“采采，薄言采之。采采，薄言有之。采采，薄言掇之。采采，薄言捋之。采采，薄言之。 采采，薄言之。”
读《》，若在诗歌的语言层面上，则索然无味。袁枚所云：“今人附会圣经，极力赞叹。章菔斋戏仿云：‘点点蜡烛，薄言点之。点点蜡烛，薄言剪之。’注云：‘剪，剪去其煤也。’闻者绝倒。”18（97）造成如此笑话的原因，是不知诗的内容为何、情感如何。
《》主题历来多有纷争。或如《毛诗序》“后妃之德”的教化说；或如朱熹“化行俗美，家室和平”的礼教说；或如方玉润“山歌”说等。经生解此诗，多重内容，而忽略了诗歌语言传达的妙意。这首诗究竟是描写采摘车前子，抑或其他，我们不得而知。但好诗勿需求证意义，落到实处，其佳处正在以朴实的语言、简单的节奏，形成天籁般的韵律，表达欢快愉悦的情绪，诗歌情韵之美，唯有依“涵泳”方可得。
的确，以涵泳法读此诗，“相较于教书匠的呆板的规则，天才显示了自由的创造活动，并因而显示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独创性”15（68）。方玉润对《》之解颇得船山“涵泳”之妙趣：
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19（85）
王夫之认为，但凡后世深得《诗经・》创作意趣的诗皆可“涵泳”，“即五言中，《十九首》犹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仿佛，下此绝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非韦应物‘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所得而问津也”4（808）。船山提及《古诗十九首》与陶渊明的诗歌，其意在说明《》所包含的意趣恰如《十九首》和陶渊明诗歌，言浅意深，语短情长。
王夫之所提出的“涵泳”法，最能充分感受潜藏于《诗经》文本内在的“意”之美。这也是王夫之“以诗解《诗》”的精神所在，突出《诗》之文学本体意义及其诗歌的审美价值。
要之，诗歌阐释与诗歌创作一样，都应具有独创性。阐释不同的文体，应采用恰切的阐释方法是对诗歌文本艺术美的揭橥以及对文本生命的再创造，更是对艺术审美空间的无限拓展与加深。王夫之采用“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比起“以《序》解《诗》”和“以《诗》说《诗》”，其功在于祛除历代赋予《诗经》的政治教化色彩，对彰显《诗经》的诗性魅力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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