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与农地资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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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理的资源利用要求资源配置在代际上是有效率的。在资源代际最优配置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是否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宏观决策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地非农化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若以1989-2003年为研究区间，1989-1996年阶段东、中、西部地区的过度非农化比例分别占各自实际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反映出1989-1996年期间的农地非农化存在一定的短期行为，造成农地的过度非农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应该进一步控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来保证农地资源能够在未来得到更优的利用。

关键词 代际配置；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

中图分类号 F30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28-07

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数量的有限性使得该类资源配置在代际间（时间）的效率显得更加重要。农地非农化是指农地资源被用于非农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过程，由于被开发利用后的农地恢复为农地在技术和成本上的巨大代价，使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农地非农化具有非再生资源利用的特征。在我国，农地非农化多是开发占用稀缺的耕地资源，虽然为了经济发展需要农地非农化，但只有符合社会最优利用才能实现资源的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已有一些研究关注了由于市场配置方式的不健全和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1，2]，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上的效率损失。姑且不讨论资源利用的公平性问题，仅从效率看，如果不注重时间上的配置效率，必然造成资源的过度耗竭。虽然农地非农化社会效益最优不仅仅只包含代际效率最大化，但为了合理回避问题的复杂带来解释上的困难，本文将目光集中在农地非农化是否符合代际配置效率上。同时，检验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代际配置效率不仅有利于避免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收益的局限，同样也可以达到对未来农地非农化配置提供重要参考的目的。

1 研究方法及模型

理论上对资源的代际配置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了，无论是何种版本的资源经济学教科书上都给出了资源代际配置最优原理[3～5]，即，只要满足资源利用在代际间的边际收益现值相等，就保证了资源代际配置的最优。国外对该方面的研究多是对未来资源利用收益和贴现率进行假设，通过保证资源利用总收益最大化，来得到各期配置的最优数量[6，7]，这样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主观估计误差的问题。国内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多停留在理论阶段，论述的是代际配置效率的重要性[8]，以及确定合理的资源利用贴现率重要性[9]等。

本文在代际配置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常规投入的CD生产函数来测算城市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以及农用地的边际净收益。因为直接的城市建设用地收益和农业用地收益不容易直接得到，这里从土地利用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角度来衡量土地的边际收益，虽然所计算出来的结果不能直接代表各类土地边际收益，但从比较各时期农地非农化边际收益的角度看，此时的结果可以达到比较代际配置农地非农化净收益的目的。采取的CD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如 此时，NRAMi可以理解为利用农用地部门产业的收益，实际上就是第一产业的产值，NRUi可以理解为利用城市建设用地部门各产业的收益，实际上就是第二、三产业的产值。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Land为土地资源的投入，下标Ui是指i期非农产业部门，下标AMi是指i期农业部门。将（1）、（2）式各系数估计出来，可以进一步求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再结合农用地非市场价值，根据式（3）就可以计算出各期的农地非农化的边际净收益。

式中，MRi表示的是第i期农地非农化的边际净收益，TRi表示的第i期农地非农化的总收益，NRUi表示的是第i期城市建设用地的收益，NRAMi表示的是第i期农用地的收益，RANMi表示的是第i 期农地的非市场价值。LandUi表示的是第i期城市建设用地的数量，LandAMi表示的是第i期农用地的数量。

在上述计算结果及样本值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计算效率损失造成的农地损失数量。首先需要估计农地非农化数量与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农地非农化边际效益的关系，假设农地非农化的供需曲线可以分别表示为（4）、（5）两式：

之所以假设供求曲线为上述形式，是为了使需求弹性为常数-b和供给弹性为常数d。这样将有利于对供需曲线进行模拟。实际上，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处于一个平稳上升的阶段[10]，如果所考察的时期不是很长，且这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对土地要素的需求没有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则所假设的供需弹性为一个常数是可以被接受的。然后根据微观经济学基本的厂商定价公式，

式中，LANDcovi表示i期农地非农化数量，MR表示边际收益，下标意义与上同。

估计出C1、C2、C3、C4后，令不同时期农地非农化边际净效益相等，可以得到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农地非农化数量比，然后结合各段时期实际的农地非农化数量，就可以计算各时期农地非农化的代际配置过度损失数量。

2 农地边际非市场价值的衡量

农地资源除了满足农业生产的基本需求外，还具有许多无法在市场体系中体现的非市场价值。比如，调节大气、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甚至提供观赏、娱乐等舒适性的价值。本文引用表1中Costanza(1997)[11]对农地资源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的部分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现阶段农地非农化所产生的生态效益边际成本进行衡量。首先，统计不同省份在不同年份中各类农地资源的面积，包括林地面积(需要按照各省份所处的气候带对各地的林地资源属于何种气候带进行细分)、草地面积、水面面积、农用面积(耕地和园地之和)。然后，将不同类型的农地资源的面积乘以单位面积的生态价值再除以总的农地资源面积(即按照各种类型农地资源面积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该年该省份农地资源单位面积的生态价值。此时，生态价值是1994年的美元价，通过1994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后，再根据各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换算成不同年份当年的价格，这样消除了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再统一换成2003年价，使得各年的价格成为可比价格(见下页表2)。

表2中的生态效益数值是农地资源的平均效益，理论上是不同于边际效益的，但由于农地资源生态效益是一种非市场价值，按照其衡量方法所获得的总量与农地资源数量之间是一次的关系，即，总量等于单位价值乘以数量。总量的导数（边际效益）为农地资源的单位价值（常数），所以此时的平均效益等于边际效益。从直观上也可以理解：非农化单位面积的农地资源，所损失的生态效益等于单位面积农地资源提供的生态效益。

3 模型的估计和结果

3.1 数据说明

模型估计中所使用的土地数据为满足统一口径，来自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或国土资源部编写的《全国土地管理统计资料》（1989-1995）、《中国土地年鉴》（1994-1997）、《国土资源综合统计年报》（1999-2003），其它数据均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4）。

为了获得可比较的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数据，各项指标都是选择能够获得第一产业和其它产业对应数值的指标：农业部门总收益NRAMi为GDP中第一产业的数值，非农部门总收益NRUi为GDP其它部门的数值；资本投入K分别为新增基本建设投资、新增更新改造投资和城镇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和，因为这几项投资都可以获得第一产业和其它产业的数值[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个方面，在本文中所用的数据没有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中只包含了城镇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是低估了两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额，但由于模型的目的是求土地投入的边际收益，因此对结果不产生影响，因为固定资产的误差可以包含在常数项中被衡量。]；劳动力投入L为从业人员；农业部门土地资源投入LandAMi为农用地（包括林地、草地、耕地、园地和水面）的面积，2002年1月1日，新土地分类标准公布。新旧分类体系对本文数据影响主要是农用地中水域面积的数据。新的分类标准将原水域“一分为三”，其中的沟渠改为农田水利用地，从坑塘水面中分离出一个水产养殖水面，以适应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的要求，相应调整其含义，归入“其它农用地”；水库水面和水工建筑用地组成“水利建设用地”；其余水域都归入未利用地的“其它土地”。由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没有详细的水域面积数据，所以无法把2002年以前的水域面积调整为新的土地分类标准，同样无法把2002和2003年的水域调整为旧的土地分类标准，所以本文没有对这部分数据进行调整。其结果是2002、2003年的农用地数据相对于其他年份的数据被缩小了，而建设用地面积被扩大了，但考虑到水域面积本身相对很小，其分解后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各自总量的影响较小，因而对本文的计算结果影响较小。非农部门土地资源投入LandUi为建设用地的面积。在计算农地非农化损失时需要用到农地非农化的实际数量，本文用为当年实际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数量代替农地非农化数量。因为农地不仅包括耕地，还包括林地、草地、水面等，所以这个数值低估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但鉴于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可用性，而且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是每年农地非农化中比例最大的部分，所以选择这个指标还是可以接受的。在资料中还可以获得每年建设用地新增面积，如果用这个指标将大大高估农地非农化数量，因为建设用地增加还可能来源于未利用地的开发复垦等，为了不高估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的过度性损失，这里只选用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面积，所以最终计算出来的代际配置过度性损失将被低估，但低估相对于高估将更有利于看清现阶段我国农地资源被过度非农化的形势。模型中各项价值数据都被换算为2003年的不变价格，避免了主观判断贴现率的误差。

全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省，重庆市的数据因为不全也没有被计入）1989-2003年共计15年的面板数据将被用来对模型进行估计。

3.2 模型的估计

首先，为了进行代际间的比较，本文将研究区间分为1989-1996年和1997-2003年。选择1989-2003年这个总区间是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尤其是土地数据的可获得性。将该区间分为1989-1996年和1997-2003年两个子区间是因为1996年后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农地资源保护的政策，标致对农地资源进入强保护时期，同时，1996年是我国九五规划的第1年，所以通过这个评价可以评价当时土地政策制定和实施对土地利用调控的效果，同时也对以后的土地利用规划修编提供重要的参考。

其次，因为各省市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农地非农化相关政策倾斜程度也不同，为了得到满意的回归结果，把30个省份按照东、中和西部划分后进行回归计算。划分的依据是国家的官方划分标准①[① 注：官方的划分标准，源于七五计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撰写的《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国家统计局在《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划分。]：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根据模型的设定，对方程（1）、（2）进行估计，然后计算出两部门的边际收益。估计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同时在估计式中运用一阶自相关校正AR(1)。在估计方程（1）时对AR(1)和LandAMi按照横截面省份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这是因为考虑农业用地由于气候和地域地不同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也不同，为了体现地域差别和获得农地不同的系数，所以对其进行加权修正。在估计方程（2）时只对AR(1)按照横截面省份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建设用地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相对于农业用地更少地受地域和气候的影响，所以没有对其进行省份的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另外，对两个估计式进行White 异方差修正来消除异方差。

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估计结果看，各项系数都满足1%的显著范围，各统计指标都通过检验。

对式（1）、（2）求解土地投入的偏导数，计算出建设用地边际收益MRUi和农用地边际收益MRAMi，根据式（3），结合表2中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则可以求得农地非农化的边际净收益，如表4所示。这里假设三类地区内部各省份具有除常数项外相同系数的生产函数，各省份不同的生产水平通过不同的常数项加以控制。谭荣（2005）[12]的研究显示，中国三类地区耕地非农化地均GDP的基尼系数为0.1～0.3，这说明各类地区内部省份的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不是非常明显。所以，这里赋予各省份相同的生产函数对求解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和成本产生的误差不大，作为下面比较三类地区以及全国的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效率损失的中间计算过程可以接受。

从表4可以看出，1989-1996年阶段的农地非农化边际收益在全国三类地区是普遍小于1997-2003年阶段①[注：模型的估计是对面板数据的估计，其估计结果是全国平均的水平，没有详细考察分省的差别，在精确度上，是范围越大越精确。所以通过模型估计所计算的表4中的结果，全国和三类地区的数据在经济计量上是精确的，各省的数据虽然有各自常数项的控制，但其结果是有误差的。如果要获得比较精确的各省份的结果，需要以省为单位使用各市县的数据进行估计。]。这说明过去的十几年中存在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的效率损失，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地过度非农化了。如果1996年前减少一定的农地非农化的数量，或留给1997年后占用，农地非农化至少是帕累托改善。

根据模型可以进一步计算1989-1996年相对于1997-2003年期间在代际配置效率上过度损失的数量。根据模型，由每年各省份农地非农化边际净收益和每年各省份农地非农化数量，对方程（6）、（7）进行回归估计。估计采用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在估计式中运用一阶自相关校正AR(1)，并对AR(1)按照横截面省份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估计的结果见表5。

表6可以看出，1989-1996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效率损失的比例分别占各自实际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虽然代际配置的效率损失不高，但要注意这是因为样本区间比较小，而且现阶段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损失不仅仅是代际的配置损失，还存在其他的配置效率损失，对于严峻的农地保护形势，代际配置效率的损失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从实际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开发区热，全国各地无论大小市县都竞相进行开发区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农地，而实际利用率却非常小。1996年后国家开始整治违规的开发区和合并效益差的开发区，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力度更高于往年，使得这些低效的农地非农化逐渐得到遏制。

注意，本文的实际应用价值是：1989-1996年相对于1997-2003年存在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的效率损失，说明1996年后农地保护政策有利于农地非农化的代际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计算结果不是提供1996年后可以提高农地非农化速度的证据，因为我们不知道1997-2003年阶段是否是符合代际最优配置，这需要若干年后通过模型再次验证，比如，以1997-2010年为样本研究区间，若发现1997-2003年相对于2004-2010年农地非农化过少了，那时才可以适当提高一定的农地非农化速度，否则应该进一步降低农地非农化速度。所以对于现在来说，即使1997-2003年的代际配置效率相对于1989-1996年提高了，但我们至少应该保持现有农地非农化速度。在这种判断标准下的农地非农化策略，会使得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数量在最优配置数量上下波动，但波动是逐渐向最优数量收敛的。

4 结论与建议

第一，现阶段的农地资源非农转化，其代际配置效率不仅关系到资源的合理利用，还因为我国的人均农地资源的缺乏而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资源代际配置的基本原理出发，建立了资源代际配置宏观决策模型，检验过去一段时间资源利用的代际效率，来指导未来资源的利用。模型指出，通过不断检验和不断纠正，资源可以逐步向符合代际最优的资源利用逼近。

第二，本文进一步运用这个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地非农化的代际配置进行了检验，发现1989-1996年相对于1997-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的代际配置效率损失比例分别为各自实际农地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因为暂时无法测算1997-2003年是否是符合代际最优配置，所以现阶段的农地非农化至少应该保持现有速度，待若干年后继续检验现阶段的代际配置效率，若发现现阶段农地非农化低于最优数量，那时才可以适当提高非农化速度，否则应该继续降低非农化速度。在这种判断标准下的农地非农化策略，会使得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数量在最优配置数量上下波动，但波动是逐渐向最优数量收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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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Farmland Conversion and Farmland Resource Loss

TAN Rong QU Futian

(China Center for Land Policy Research,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is the efficiency of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which is important to the long term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Whether or not can the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to be converted into nonagricultural us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meet the requiremen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or even more, due to the austere scarce farmland resour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t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 in resource economics, this paper builds a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past years, and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testing and modifying of the real action, the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the future can continuously approach to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This paper also employed this model to test the allocation of the farmland resource from 1989 to 2003,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if the test sample was divided into the period from 1989 to 1996 and from 1997 to 2003, due to the stricter farmland resource protection policy issued in 1996, the farmland resource loss in the three main regions in China in the phase of 1989 to 1996 is 6.58%, 6.84%, 7.85%, respectively. It reflected that the convers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1989 to 1996 is unreasonable. The utilization is a short behavior from long term prospect, which caused an excessive farmland resource loss. So the utilization policy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the near future should control the conversion speed of the farmland to ensure the more optimal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farmland conversion; excessive loss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