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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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年龄较小、尚未结婚的农民工流动较为频繁；企业声誉、工资待遇、企业前景、工作条件均与农民工流动存在极显著关系；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缺少与农民工二次流动之间的关系极为显著。
虽然国内学者已经从劳动力流向、流速、流量的宏观控制①②以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职业差别、技能差别和工资差异等问题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做过多维度的深入讨论③，但却很少对农民工流入城市或发达地区后继续流动的原因做进一步探讨，即对影响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原因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经验表明，近年浙江各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与农民工找工作难并存的问题，与农民工的二次流动高度相关。
梁雄军首次将农民工“二次流动”定义为，已经离开农村老家到外地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因某些原因在外地的非农产业变换（包括经常变换）务工地域或者企业（职业）的求职谋生活动过程，又称“变换工作流动”。梁雄军的研究指出，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收入、工作机会、劳动条件等），能力因素（求职、语言、心理、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等），自我发展因素（提高技能、在职培训等），向往更好生活因素、交通通讯因素、管理因素（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等），政府行为、社会保障、务工环境等④⑤。但这一研究的对象主要来自天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建筑、餐饮等行业，而未针对制造业进行具体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以浙江民营制造企业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证分析制造业内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原因及管理对策，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我们根据浙江省农民工流动的现实状况，并借鉴了很多学者前期的研究成果，设计了一套针对农民工的调查问卷（A）和针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查问卷（B）。调查时间主要集中在2011年7月～8月和2012年7月至8月期间，调查范围包括了浙江省十一个地区，但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台州等地区的民营制造企业，涉及服装、机械、纺织、服务业、建材、餐饮、建筑、轻工、食品等行业，大致上反映了浙江的行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特点。调查表在具体的填写和回收上，采取的方法是在调查人员的指导下，当场填好并回收或由调查人员留下表格，约定时间取表。此次问卷共发放3000份，其中有效问卷1847份。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企业的行业分布及规模
本文主要从农民工自身特质和企业两个方面考察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其中农民工自身特质包括性别、婚姻、教育程度、工龄和年龄等变量，统计分析时对性别和婚姻两个变量做了虚拟化处理，教育程度的测量为初中及以下为1，高中为2，中专及技校为3，大专为4，本科及以上为5。企业方面主要包括企业声誉、工资待遇、管理者的作风、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工作条件等六个变量，测量时采用五分制量表。对于农民工的流动主要是通过流动频率反映，测量方法是：流动频率=曾经换过工作单位的次数/外出务工时间。
表2 员工的基本情况
数据分析
我们以农民工流动频率为因变量，以性别、婚姻、教育程度、工龄、年龄、企业声誉、工资待遇、管理者的作风、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工作条件为自变量，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农民工流动及相关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示p
可以看出，个人特质因素中，男性和女性，已婚与未婚的农民工，在流动频率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相比于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有着更高的流动频率，平均要高16.6%的水平；已婚农民工与未婚农民工相比，其流动频率要低14.6%的水平。就教育程度来看，其对流动频率的回归系数为0.188，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显示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流动频率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较为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可以不断选择待遇更为理想的工作，这使得其工作变换较为频繁。工龄对流动频率的回归系数为0.321，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对流动频率的回归系数为-0.282，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显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其流动频率相对较低。企业因素中，企业声誉、工资待遇、企业前景、工作条件均与农民工流动存在显著关系。其中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影响较大，而管理者作风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调查中发现，工资待遇较高的农民工，追求自身更好发展而换工可能性越小，他们更愿意在当前企业继续做下去，这也使得他们的流动频率相对较低。
结论与对策
本文从农民工自身、企业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浙江民营制造企业中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原因。研究发现，男性农民工和尚未结婚的农民工流动较为频繁，同时，教育程度以及年龄与农民工二次流动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然而工龄和农民工的流动频率的关系并不显著。同时，企业声誉、工资待遇、企业前景、工作条件均与农民工流动存在显著关系，而管理者作风与农民工流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同时，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缺少与农民工二次流动之间的关系极为显著。
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为减少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企业应积极改善、提高农民工工作条件，适当增加农民工工资待遇水平，同时，积极提升企业形象和竞争能力。从社会角度来看，政府应积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才能降低农民工二次流动的频率，锻炼和塑造一批高素质的产业工人。
【作者分别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09YJA630148，2009Z29】
【注释】
①严善平：“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第8～19页。
②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125～138页。
③万向东，刘林平，张永宏：“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与外部环境―珠三角与长三角外来工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第37～46页。
④梁雄军，林云，邵丹萍：“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28页。
⑤梁雄军，林云，邵丹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基于1702个个体调查数据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5期，第37～46页。
责编/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