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看中国的财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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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遗产税制度对财富伦理的影响、非正式组织管理制度和财富伦理表现、社会舆论监督和仇富现象对财富伦理的影响、财富伦理及其独特的“看不见的手”等方面分析了汶川地震对中国财富伦理的影响，认为地震使中国财富伦理在民族重生中升华。

关键词：汶川地震；财富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汶川地震在国人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全国人民以及全球华人团结一致，各尽所能，共赴抗灾，令人欣慰感动。其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产物的新富豪阶层，他们能否为灾区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灾难中，有的富豪积极捐款令人敬佩，如邵逸夫捐款1亿港元，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捐款1亿人民币等等；而有些富豪的行为却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非议。总体来说，相对于港台富豪，大陆新贵们捐款显得有些淡漠。如万科集团，开始捐款220万，并提出“负担论”和“十元为限论”，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使万科社会公信力下降。虽然在众多声音的热议下，万科追加捐款到一亿元，力图挽回社会公信力，但仍不免受到一些非议。还有人在灾难中发国难财，以及社会关注的网络逼捐等等现象，暴露出中国转轨进程中财富伦理以及制度影响问题。

一、赈灾拷问富豪的财富伦理

四川地震后富豪的种种捐款事件，实质上拷问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进程中富豪们的财富伦理及财富创造理论和财富使用理论。

财富创造是一个创造、实现、生产、产生财富的过程，对于财富的产生领域又可分为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关于财富的实现，则包括生产、传播、销售、广告、运输、服务等许多方面。财富的源泉在于人们的创造，但是如何创造财富，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财富，中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们创造财富的理念是创造财富，既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财富的创造。这种财富创造理念引导着西方人的财富创造活动，创造财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价值。在我国的转轨时期，思想多元化，财富创造理念多元化，有些富豪的暴富过程是通过非合法、非合伦理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现象是由我国转轨时特殊的环境和财富伦理观念造成的，所以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出现了生产劣质抗震救灾品，以及北京马甸市场手机个体商户利用灾区的通信优惠政策集体到灾区去充值电话卡的事件。“发国难财”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的机会，成为暴富的手段，这些现象深刻暴露出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创造的一些现实问题。

不仅在财富创造方面，而且在财富使用理念方面东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并不积极，例如出现的“万科门”事件，虽然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万科后来追捐到一个亿，但是是否能够挽回社会公信力值得思考。在这次国家灾难中，在全国人民奋力抗震救灾共赴国难时，更深刻地突出了转轨时期我国财富伦理中财富使用理论（即创造财富是为了什么，怎样来使用财富）的一些理念问题。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升入天堂的人是不要求有巨额财富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死后是不能升入天堂的。这种宗教理念经过几百年的提炼和丰富，逐渐演化成一种财富使用理念，即把创造财富与财富回馈社会相结合，而捐款就成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最有效的常态的形式。在西方有完善的捐赠制度，包括完善的民间和政府组织来运作、使用和管理这些捐款，以达到捐款最大社会效益化的运用，所以在西方出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些捐款大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阶段由于体制的约束和理念的保守，财富使用理论同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少数富豪对财富的使用不是为了回报社会，只贪图对财富的享受，即便有些捐款也为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在这种财富伦理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万科门”事件也在预料之中。但是在地震中的另一面，全球华人积极捐款，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深的向心力，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中华财富伦理，出现了王永庆、李嘉诚等以及隐于社会的富豪张详青、加多宝集团一个亿的捐款以及数万计爱心人士的捐款，地震使人们更加认知生命，认知财富伦理的深刻内涵，不断改变人们的财富伦理观念。可以说这次地震是中国转轨时期财富伦理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二、中外捐款抵税制度以及遗产税制度对财富伦理的影响

富豪的财富创造和使用伦理不仅受社会理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制度的巨大影响。地震中大陆富豪捐款相对港台富豪冷漠也受相关税收制度的巨大影响。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如果要把财富遗留或者馈赠给个人以及法人要征收高达50%的遗产税。而大陆相关开征遗产税的问题还在探讨之中，香港也于2006年废止征收遗产税。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有完善的捐款抵税措施：美国政府1917年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鼓励捐赠，政府税法甚至鼓励不是很有钱的人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钱来免除自己的所得税，所以后来捐赠就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对于一些非赢利组织，美国政府对它们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看它们是否在做规定中要做的事情，借此逃税，或是用这部分钱来做生意或替企业做宣传，都是不允许的。每年美国前50项数额最大的个人慈善捐款中，大约有1/5来自遗产捐赠。美国遗产税制属于总遗产税制。从1976年开始，美国将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0%，后者适用于遗产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另外，遗产额在60万美元以下者免征遗产税。而对于非居民，也要缴纳遗产税，但税率比居民优惠，最低税率为6%，最高税率为30%。美国有相当完善和透明的慈善款的管理组织，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捐款既能做公益又能抵税，这种财政税收制度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实施环境。在台湾和香港也有相当完善的抵税制度，这也是港台地区在灾难中踊跃捐款的一个因素。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理念的实现。在这次地震中，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各级民政部门和慈善组织积极运作，同时出台了针对地震灾害的捐款抵税措施，例如5月21日，广东省地税局根据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捐赠支出税收政策规定，了《广东省企业和个人向地震灾区捐赠有关税收扣除办法》的细则，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地震灾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利润12%比例的部分，要与应纳税所得额一并计税。这些政策为财富伦理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环境，将更好地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非正式组织管理制度与财富伦理的表现

影响慈善捐款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组织体系负责善款的收集、运作以及有效率地管理应用，从而将慈善作为一种常态，并且组织的运作完全透明化，你可以知道你的爱心捐款的每一分是如何运用的。在美国有很多民间的非正式组织负责运作慈善捐款，包括地方教会，以及各个慈善基金组织，这些组织时刻接受民间的监督，透明化运作，与官方组织共同运作，进行社会化常态化的慈善活动。相对来说，我国慈善组织以官方组织为主，并且组织运作的透明化程度不高，非正式民间组织由于政治等敏感原因还处于起步阶段。慈善不仅仅是一种热情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智慧体现和高效管理。我国最近也出现了一些非正式慈善组织比如“壹基金”，以及陈庭发的NPP组织，这些组织将实施有效的管理，常态做慈善事业。这次地震中，国家派出专门的机构管理善款，并且适时审计报告，是我国慈善捐款管理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灾难让国民重新审视我国的慈善组织和管理制度，从而有利于促使官方和民间组织综合配套的慈善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财富伦理观念的表现。

四、财富伦理衍生文化：社会舆论监督和仇富理论

在这次地震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网络逼捐”，即网友通过网络将各个富豪的捐款名单及金额上网，进行排名，让富豪们面临更大压力。“万科门”就是一个网络逼捐的突出案例，广大网友通过对王石“负担论”、“10元论”的质疑，使万科的公信度下降，为挽回损失，王石追捐一个亿。人们常常把网络逼捐和仇富理论联系在一起。仇富理论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指对富人“为富不仁”和富人对社会以及人民困苦冷漠的一种鄙视和唾弃。社会监督和仇富理论有一定的联系，实质是对富豪有没有对社会承担自己应当承但的责任进行追究。在这次地震中有人说，社会监督造成网络逼捐给富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捐款多少是自己权力，不要用仇富观念压制富豪的个人自由权。这虽然有些道理，但是社会监督是一种进步，通过实施舆论监督权使富豪为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迫使富豪财富伦理和理念的巨大转变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可见财富伦理之下演绎出很多亚文化，虽然有的走了偏，但多数是合乎道理的。

五、“看不见的手”在支配财富伦理

在经济学中有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整个经济的运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支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同样，在财富伦理中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财富伦理，从而使得社会延续着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在支配着人们的财富理念。这种理论叫做“回馈”规律，通过财富同社会之间相互回馈支掌财富的创造和使用过程（如下图所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叫财富伦理之手，它指挥着企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也影响着企业的捐款和循环。

六、地震使中国财富伦理在民族重生中升华

汶川地震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伤痛，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生命和物质损失，但地震同时也让中华民族重生。政府在这次地震中反应迅速，管理得当，军民共赴灾区，使国民对政府的公信能力和执政能力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以至于有人惊呼这是一个国家的新生。国民对整个社会财富伦理也是一个巨大的检阅。国家把5月19日-21日设为国难哀悼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为平民设定的哀悼日，体现国家对生命、对人权的尊重和重视，促进了对国民人权的保护，这的确是中华伦理的一次提升。同时全球华人共赴国难，踊跃捐款，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富豪新贵阶层踊跃捐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财富伦理理念，对生命和财富有了重新的定位。在这次地震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赈灾应急管理机制、灾难防护机制以及捐款动员管理体制和建筑规划防灾等等，地震后国家会更重视这些体制的建设，更加重视生命，人权。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财富伦理经历了这次地震也会有巨大的改变，人民将更加重视财富的得来伦理和财富使用伦理。财富伦理必将使得地震后的灾区重建得更加和谐，中国必将在灾难后获得重生。财富伦理也将获得大转折、大进步，有关的财富伦理制度建设也必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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