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早期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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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年时代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因此，我很愿意和大家谈谈商务的历史。商务印书馆从清朝一直到解放，是中国出版事业的最大企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不小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是在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创办人是夏蕊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原来是工人出身，在教会中学学过英文，就在教会所办的美华书馆做工人。那时中国的印刷出版事业非常幼稚，中国人自己办的活字印刷几乎没有。英美人而且主要是教会，他们为了要在中国传教，就得办学堂，印行宗教书籍，主要是《圣经》，并且印一些教育用书。

当时报纸杂志主要是石印的。美华书馆就是以印《圣经》和一些商业用品为主，有中文，有英文。夏瑞芳当时在该馆做英文排字工人，做了好多年，因为当时外文排字工资较高，他积蓄了一些钱，和鲍氏兄弟等合伙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其所以叫“商务”，是因为主要印刷商业用品如名片、广告、簿记、账册等；其所以叫“印书馆”，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印刷厂”的名称，印刷厂的名称还是后来从日本传过来的。这也就是说，当时夏、鲍等人的思想中是没有搞“出版社”、“书店”的意图。

商务印书馆最初是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只有一些圆盘机，只有几间房子，靠着他们和教会的关系，以及宁波同乡（当时宁波人在上海经商的较多）的关系，在洋行界兜揽一些生意。商务印书馆是怎样变成一个出版社的呢？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是在清朝末期，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的时期。一八九八年戊戌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所谓新党，有些被西太后慈禧逮捕杀害了，有些逃亡日本，有的则逃亡上海租界，因为当时的租界内清政府是不能抓人的。

在逃到上海的这一批新党之中，有一位张菊生（元济）先生，他并不是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他原在上海南洋公学工作，这所学校不仅是进行教学，而且从事编译工作，张先生就在那里从事编辑中国最早的教科书的工作。但因与公学的主持人不合而离开该校。当时他们这一批逃亡到上海的新党，就是通过张菊生的介绍借住到商务印书馆的楼上，其中有蔡元培、吴稚晖等。

夏瑞芳对他们很敬重，供给他们住、吃，多方面关照他们。他们那时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学过一些英文、格致（物理），呆在商务印书馆时间长了，就想给商务印书馆编几本书。当时虽然革新运动失败了，可是社会上学习科学和英文的要求比较迫切，加上张菊生有编辑工作的经验，这样就开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例如《国民读本》（吴稚晖编）。这本书一出销路很大，反映了当时的需要。

由于出版获得了不少的盈利，逐步地添置了机器，先迁于北京路顺庆里（一八九八年），几年后（一九零二年）又迁至北福建路，在该处只设印刷所，将编译所设于唐家弄，在棋盘街设发行所。这时候可说是出版、印刷、发行三者合而为一，并初具规模。但是在印刷设备方面尚感缺乏，正好当时有日本人有较雄厚的资本，拟在上海设立印刷厂，因此夏瑞芳即和日本人进行商谈，合资经营，但仍用商务印书馆的名称，并且聘请日本技术人员传授印刷技术，添置设备。

在当时，中国还只有黑色石印。一九零五年请了不少日本印刷专家，传授制铜版、彩色石印和打纸形等技术，至一九一二年的十年当中，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很大很快，从一个“摊摊”而形成了一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出版企业。这是和日本的投资以及日本技术的传授和引进有一定关系的。

辛亥革命发生后，商务印书馆经营人对当时革命的看法，表现出了保守的思想，这是和“事业已搞大了”这个物质条件有关的。同时在股东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有一部分人就出去另搞了一个中华书局（当时中华总经理陆费伯原来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人）。

其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很厉害，拉机器，拉人力。那时书的销路和政治很有关系，商务印书馆有日本人的股份这一个弱点被中华书局抓住了，这在民族情绪高涨的当时是很不利的，直接影响了书籍的发行。因而夏瑞芳又设法招收中国股份，与日本人进行磋商，经历了三年时间，始全数将日股收回。这样，商务印书馆就由和日本人合资而最后成为单纯的民族资本企业了。

民国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造了大厂房，这在当时全国的出版业中来讲可说是第一。我个人感觉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是一个企业家，他首先主张同维新的知识分子的结合，再是认清了需要利用日本资本和技术，最后把日本股份收买下来，他可说是民族资本家当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晚上，夏瑞芳由发行所出来时，被人用手枪刺杀。据说当时执行枪杀夏瑞芳的凶手就是，蒋在那是充当打手的。我虽然没有见过夏瑞芳本人，但是我了解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他本是一个工人，十多年当中却把中国的出版事业办起来了。夏瑞芳死后，商务印书馆缺少了一个很合适的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