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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滩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为通商口岸。第二年,英军上尉巴富尔作为英国派往上海的第一任领事,来到上海并做好定居准备。1843年11月7日,一艘名叫“水怪”的三桅船驶入上海,甲板上站着英军上尉巴富尔和几名随员。
时有“小苏州”之称的上海县城有27万人口,大小街道60多条。上海道台宫慕久并没有到码头迎接巴富尔,只是派了几顶轿子把他们接到了道台的衙门里。正当巴富尔为租房的事大伤脑筋时,一个姓姚的商人找到了他,表示愿将他在城里的52间房租给他,这样,巴富尔和他的四名随员才有了安身之地。但当姚姓商人提出要同巴富尔独家贸易时,却被巴富尔一口回绝。
随后赶到上海的英商却没有巴宫尔那么幸运,他们被拒之城外,只好在北门城墙外搭起简易的茅棚。巴富尔紧紧抓住《南京条约》中“寄居……贸易通商无碍”等字眼,不断对宫道台施加压力,要他划定一块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居留地,并选择黄浦江边的泥泞地作为租借地,这块泥泞地便是今日的外滩。
上海外滩是上海租界区历史最老的部分之一。1845年起今天的外滩地带被划为英国租界,英国人使用这块地区作为码头,并在这里铺设了马路,加固了江岸。因为有了这么一块租界,无数的探险家、商人纷纷踏上了这块海滩。洋人喜欢在泥滩上跑马,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道,当时上海人称它为“马路”。英国人管这条马路叫外滩(Bund)。
法国的冒险家曾这样描述:“不计其数的污水沟和小河纵横交错,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
160多年后,以纪录片拍摄擅长的导演周兵,就从1843年的这个污水沟开始取镜,所不同的是,伴随这部名叫《外滩》的5集纪录片的拍摄,还有一部同班制作人马的故事电影《外滩》即将同时开机。这一纪录片与电影同资料搜集、同时间拍摄,并同班子制作的消息引来了各方媒体关注,“记录电影”的名称更是刺激着人们的求新求知的大脑神经,于是出现了今日太庙旁西配殿的喧嚣场面。
“中国历史一千年看紫禁城,一百年应该看外滩。他们都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高峰首先开腔,作为这次记录电影《外滩》总导演周兵的老领导,高峰对周兵一直以来的拍摄经历十分了解,之前拍摄的《故宫》、《》、《敦煌》都是在央视的制作监管下播出的,这次从有一千年历史的故宫跨越到一百多年历史的《外滩》,对这部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记录电影”,周兵自己也称“是我第一次做这样大规模的纪录片且与非央视的一个投资背景合作。”面对两个婆婆的局面,作为总导演的周兵却坦言得到的是两个娘家:
“我在创作上很自由,比如像请一些专业的有名气的演员来扮演和大胆用电影故事片的形式去创作的这个形式,两方投资部分都是很支持的。”拍摄了多部具有国家标志性历史的纪录片,在周兵连说的“幸运”之下,他这次要给我们展现一个“开创性实验性的东西”,不仅“手法与风格会与《故宫》完全不一样”,并且“这次完全是一个更戏剧化、故事化的纪录片”,当然他也一再强调:“我们的故事来自历史的考证,包括台词都是历史上真实的记载。”
外滩是上海人最愿意讲述故事的地方,但是情节的取舍,怎么把一个160多年的形象赋予在短短90分钟里,就是周兵现在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我们要在160多年的历史中,有成千上百个人里面选择事件和表达的人物,这个选择过程很难,你说的很对,我们面临很大的难度是把纪录片拍得像电影,所有的环节要重新做,在许多环节上我们都是新人,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开始全新的探索。第三个难度是来自北京、上海、台湾,以及法国、英国、加拿大演员,把这些演员怎么整合在一个故事里面,让观众喜欢看,而且看得懂,这是我们面临非常艰苦的一个工作。我们接下来数个月要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说这话时,周兵的表情严肃了许多。
现在,周兵的每一天都是在解决难题中度过的:“我没有办法具体说,也许与金老师讨论台词,也许制片人会讨论经费的问题,接下来可能会安排许玮宁小姐机场接送的问题,再下来可能是与灯光讨论租12K还是6K的灯的问题,每个环节都会遇到麻烦。”
但是周兵是让人放心的,至少,是让坐在他旁边的高峰和应启明放心的。从故宫、敦煌、到外滩,都是出自周兵对历史的偏爱。他笑着说:“进入历史的时候,那种意识的张力和发挥余地都会更大,更重要的是会吸引入去看。”从做纯记录片,到《》时加入了一些演绎的成分,如今记录电影的拍摄看出了周兵的大胆:
“我们想走得更远,把中国纪录片拍得像大片。并不是说我更想做戏剧化的东西,而是想让历史更好看,更吸引人。也许大家在明年四月份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会想这不像一部纪录片更像电影故事片。同时在央视和上海台推出的五集电视纪录片《外滩》承载了更多的历史叙事功能。”
问到对这部片子的期待,周兵笑着说:“我希望它能对看这部片子的人有所帮助吧。”当然他“也做好了被很多人批评的准备”。
造梦,造电影
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中,上海从一个海滨小城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外滩是怎么从一条污水横流的黄浦滩开始脱胎换骨成上海城市的风景线的,90分钟的电影道不尽,这条背靠城市面朝长江的狭长街道就满载了太多人的梦想。有数不清的人在外滩发了财,或者圆了梦。
这梦首先是属于上海人自己的,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说:“我们对外滩有特殊感情,有特殊感情就会客观性不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所以他找到了周兵。“之前上海电视台也拍过相关的历史纪录片,但大多是为了达到一种宣传目的,效果不是太好。外滩是我们拍摄故事的载体,我们并不是去拍的外滩上十八栋建筑,而是记录上海发展的这一段历史。”应总也坦言“如果仅仅是用上海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可能并不能得到大多数认可。”周兵团队的经验、敬业精神与职业素养是他最终作出了这个决定,让这个祖籍苏州长在西北的汉子完成这个造梦的使命。
但想速成一个梦没有那么简单。美国记者霍塞曾在他的《上海:出卖的城市》一书中概括他所了解的上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上海却是这样。”“外滩”作为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符号象征,正在被放大。制造梦想要靠经济建设,而传播梦想也许要靠电影人。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来说,造梦与电影毕竟比“造滩”更便易。
但是怎么传播呢?尽管总有人会说上海与外滩早在“鸟巢”和“裤衩”之前声名在外。一两年前《时代周刊》有一个封面,是上海外滩的夜景,周兵的好朋友水均益曾拿着照片来考自己的同事,他把宇按住,然后问:“你们看这是哪儿?”不少人说是曼哈顿。“如果我们镜头不要拉太广看上海
外滩一部分,真的非常像曼哈顿等城市,我说镜头不要太广是指上海也有不像曼哈顿的地方。总之上海在世界的目光中是异常突出的。”
上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激情飞扬地自我传播的最佳范例。“侬吃过了哇,阿拉去拜菩萨好不啦?”。这是一个上海老太和另一个上海老太的经典对话,她们所谓“拜菩萨”就是去西式教堂做礼拜。你会看到,上海老太已经将外来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上海人深谙此道,上海人之精明就是将所有好东西变成“上海人的”,然后向内推广:或将传统的东西(比如唐装)包装成“中国人的”,再卖到海外去。一部无论是电影还是纪录片的制作和推广模式与一件旗袍无异。
2010年上海将举行世博会,它会借这个世博会成为像奥运会中的北京一样的世界媒体关注焦点,也会再次书写水墨传奇之外的体现中国现代化进程过程中的现代传奇画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加期待这部叫做《外滩》的纪录影片在下个春天的如沐降临。
对话
“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靠谱的”
《旅伴》:电视集团投资电影,在江苏电视台对《建国大业》的投资范本之后,这样的模式会大幅度推广开来吗?
应启明:有一个上海文广集团,我们简称叫大集团,它下面有一个电影集团,一直是在做电影。但是近年来一直都在做动画片,像《喜羊羊》,《麦兜响当当》,在电影方面是第一次投。
《旅伴》:怎么想到在国际平台去推广外滩这一题材?
应启明:首先外滩对很多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欧美国家对它也有非常浓烈的兴趣。但问题是电影的容量是90分钟到100分钟。如果拍5集的电视纪录片,国外主流电视台拿不出这个空间来容纳。另外纪录片进影院在国际上其实是个惯例,我们希望在国内培养这个市场。
《旅伴》:国内观众对此还没有很好的接受心理吧?
应启明:纪录片电影中,国内有拍过《圆明园》,也是用演绎再现的方式拍的,也是有演员,另外一部外国人拍的影片《南京》,也是演员来演。国内以前大都用纪实跟踪拍摄方式,其实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多种多样。情景再现的方式在国际上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只不过看你用的好还是拙劣一点。这要看比例控制,拍摄的景别和机位,这些都会造成区别。
《旅伴》:作为两家投资商,从各自角度出发,会不会对导演有更多的要求和不同的限制?
应启明:我们从风格内容上还有指向上都是有充分沟通的,限制太多那肯定是不好的。我们想拍这个片子酝酿了很久,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后来我们有机会与周导,特别与高峰厂长谈这个事情,双方一拍即合。周导的队伍本身有做大片的经验,而且一个大片不仅投资大、规模大,更重要是其视角要独特,我们希望与他一起探索大片制作。
《旅伴》:我们的计划是把这部片子推向国际,这是怎样的操作模式?
应启明:我想,借助国家地理频道,他们制作时候就会参与,片子更容易符合国外口味和观赏习惯,可以让这个片子走出去,这是在全球很好的平台。但我们是用商业模式来做的,他会注入资金,投入了资金才会重视,如果我们拍完送给人家播,人家不会当回事,这是种拍摄预设的方案。
《旅伴》:怎么看待记录片和电影同时拍摄的做法?
应启明:国际上不怕不接受,国内观众反倒有可能不接受。我们有原则,也知道有些纪录片过于强调故事性会伤害它的真实性和比较深的内涵。第二,我们会用各种方法让观众认识到这个片子是有根据的。如果有个场景,有可能有一两张照片和影像,我一定会把这个放在最前面,把故事节点还原到这个真实上面来,让人感到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靠谱的。
《旅伴》:纪录片和电影这二者的关系是什么?
应启明: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本子,有些东西可以互用,但纪录片内容肯定要远远超过电影。为了这个纪录片电视版要多拍很多东西。
《旅伴》:之间的相似度有多少?
应启明:电影90分钟,计划的电视片有250分钟。电影中有对话,电视片中没有或很少。所以基本上还是重新拍的。可以讲电影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扩容,也可以讲是电视为基础的减法。但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一个关系。
《旅伴》:对《建国大业》是否有借鉴?
应启明:它在商业上是成功的。但演员太多,尤其是知名演员太多,让人看之后会出戏。这跟故事本身也是有关系的。我只能这么评价。我们不会用过于熟悉的面孔,为了票房号召我们也可能找一两个知名演员,但不会让他做主角。前提是他能对这个角色有很好的理解,或者个人气质上更加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