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源四大危情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地方财源四大危情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企业型财政出现了中小企业“跑路潮”，资源型财政面临着“支柱将倾”的严峻现实，转移型财政又面对着企业型财政向处在转移支付链条末端的自身的冲击，土地财政正在被“冰封”⋯⋯我们发现，这些地方财政都面对着不同程度的，但均不可忽视的危情。

企业型财政率先遇难

企业型财政，通常是最为富裕的地方财政体系。但这些最为富裕的地方财政，正在面临着危机的冲击。以中小企业“倒闭潮”为契机，危机使地方财政收入受损，而这些地方财政，已经开始了自救。

“虽然传言这些厂商是因为资金周转不开所以倒闭的，据说还有跳楼的。但我们认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低下，墨守成规也是他们在资金链短缺的情况下‘猝死’的原因之一。”这位不具姓名的工作人员称，早在几年前，当地财政即发现皮革加工业、低端纺织业等粗加工业市场形势过于饱和，因此也一度考虑取消对这些中小企业的财政扶持，迫使其转型到暂时看来市场占有率不高，但未来发展前景看好的产业上去。

“他们看不了那么远。我们一次一次的跑，告诉他们这个产业我们是不支持的，因为它将来没有利润，他们也不听。其实财政早就不是这些老板眼中只会收税的人了，他们活的好，对我们来说是个双赢的局面，他们倒了，我们的财源就没了。”这位工作人员拍桌长叹，“他们怎么就不理解！”

无独有偶，距离浙江省几千公里之外的广东顺德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在金融政策的重压之下，以大企业为主的顺德财政表示虽然大企业抗压能力较强，而且拥有引以为豪的科技研发团队，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产业升级换代进程。但他们也表示，正是因为企业过大，大规模转型成本极高，在传统产业市场不断被挤压的现在，这些企业和当地财政已经不得不准备面临转型带来的各种意义上的冲击。

资源型财政的支柱危机

如果说以企业为主要财源的地区已经开始了自救，那么以出售资源和资源粗加工为主的地方财政的危机也并不远。

比如资源已经枯竭的甘肃省白银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财科所）科组处处长赵云旗表示，早在前几年财科所的课题调研中，就对这个曾经创造了“白银炼铜法”的西部有色金属重镇的未来财政收入表示过担忧。而大量资源带来的巨额财政收入还是让白银人对资源枯竭认识不够。

“要说转型也比较困难。在所有人都在开采资源拿来换钱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事，比如留下一些钱来做基金，以应对以后的危机等等，这种人还是很少的。”赵云旗表示。据了解，资源即将枯竭的城市之所以少有减慢开采速度和考虑“后路”者，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政府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绝不能降低”的固有思维所致，资源税改革使这些地方财政对收入甚至预期好转。另一方面，在我们采访到的几个地市中，有许多财政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但也并没有发现太多有共性的，可以让其他地区财政借鉴的解决之道。

但说到转型，这些“资源型”城市究竟可以往何处去？这不仅是个问题，也是个难题。

转移支付型财政的末端危机

“不管是专项转移支付还是一般性转移支付，除了平衡各地区财力之外，对于收钱一方来说，也变相的说明了自己至少从财力上低其他地区一头。”傅志华表示，这是以转移支付为主要财政收入地区想改变现状的初衷。而这些依靠转移支付的地区相当明白，一旦大批企业倒闭，资源开采枯竭之后，失去收入优势的地方财政将会使转移支付制度失灵。而对于这些依靠转移支付活着的地方财政，也将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依靠转移支付，对于地方财政来说显然不是好事。因此几乎所有以转移支付为主要财源的地区都在积极寻求自己的出路，但说来简单，实际落地之时还是回到了一个老问题：拿什么赚钱？

让我们惊讶的是，虽然这些地区都比较“穷”，但他们均主动表示，在缺资源少土地没企业的“三无”情况下，他们的着眼点依然放在“持续”而不是短期的暴利。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鄂尔多斯财政表示，他们“从一无所有到‘羊煤土气’，使得鄂尔多斯成为了全内蒙古自治区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也得益于对自身的开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夏建民表示，内蒙古自治区的很多地区“都是以这个思路逐渐脱离转移支付的。”而他也表示，依靠矿藏等地下资源的模式“一定是不可持续的，但农牧业不同，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作为长期的地方财源存在的。”

但他们也承认，内蒙古自治区的做法可复制性不强。依靠强大的地理资源优势，内蒙古自治区可以以农牧业兴财，但其他依旧没有足以自立财源的地区，他们的未来依旧难以把握。

土地财政末路

上述这些地方的财政均以土地为巨大收入来源。问题是土地财政也即将走到末路。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傅志华表示，在面对的危机上，土地财政和资源即将耗尽的财政是相似的。土地作为不可二次出售属性，在经济形态上也可以归纳为不可再生资源。但土地财政有它存在的原因，也有它暂时无法替代的现实。

一方面，他表示这些年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半计划、半市场经济的转型，转型过程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靠土地财政支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地方投资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是地方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是市场的深度参与者。

但是否能够取代土地财政的其他收入来源？答案是悲观的。我们找不到另一种各地都有的大宗商品，能够在短时间内取代土地收入，我们更找不到能够取代土地财政的税收收入，被寄予厚望的上海与重庆的房产税，预计一年征收额不过数亿元，与千亿、万亿级别的土地收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逼来分税制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表示，地方财源短缺和不稳定的表象，正在逼迫着我们进行“下一半”的分税制改革。

他表示，现在所有省级以下财政均没有自己的独立税种，因此无法通过独立税收单独支撑一个地区的大部分财政收入。这一方面刺激了地方财政“自负盈亏”的投资行为，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地方财政收入的其他解决之道。但在这些不稳定的财源一旦崩溃的情况下，地方财政的收入会直接减少到一个无法支持当地政府基本运转的程度。因此冯兴元也表示，需要以分税制改革，带给地方财政一道收入上的“保险丝”，让地方财政在这道保险下健康成长，才是地方财政未来的完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