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林谈国家形象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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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马克林 （Colin Mackerras）曾在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现代亚洲研究学院任职30年，并担任首席教授，现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澳中关系、当代中国政治、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戏剧、中国少数民族，他撰写的《西方的中国形象》（Western Images of China）是中国形象研究的权威著作。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来中国任教，马克林教授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先后五十余次来中国大陆，几乎走遍中国，以其实地考察的实干精神和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获得了丰富而独特的中国体验。
去年，马克林教授在北京讲学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钟新教授和她的学生对马克林进行了采访。我们将访谈内容编辑成两篇内容相对独立的专访，其中《马克林谈国家形象的塑造与解读》一文已于本刊2012年第11期刊登，这是访谈的第二篇。
问：由于媒体呈现方式不同，以及信息传者和受者千差万别，这使国家形象变得高度复杂。那么，我们在研究国家形象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才是适当的？
答：不同的研究方法都能各得其所。文本分析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当读到一个文本时，人们往往能推断出该文本所代表的立场，也许这种立场并不普遍，不过大多数文章和书籍中确实蕴含了某种特定立场。因此，我认为应当谨记的一点是，由于文本的这样一种代表性，文本分析可以被用于探究一系列的形象问题。
观察人们对于电影或是文章的反映是一件有趣的事。如今有了博客，人们可以直接对文章发表评论，有的评论非常有意思——这些回复都是有意思的研究对象，由此也带来很有意思的研究方法。当然，这些都是全新的——就在十年前，还没有博客，也没有发表在网上、带读者评论的报纸文章。当然，人们也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观众对某个电影的反应，了解公众对中国的感受。
另一种方法是人物访谈，研究个体对于特定国家形象的看法。当然，个体也许是属于某一特定群体的，因此他们只呈现出这一群体的一面之词。正如你所说的，国家形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物。人们对国家形象作出的反应也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反应是基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他们当时的情绪，基于他们所在国家的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下事物的运作情况，还基于一些经济因素。
多种因素影响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研究方法也必须反应人们看待事物方式的多样性。时代的不同会造成形象的不同，这是很有趣的一点。譬如，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对传教士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当时，传教士在形象构建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他们左右人们看待别国的方式。在中国，人们曾经普遍地去教堂聆听布道，穷人甚至捐钱给传教士们。这种情况在今天变得罕见了。
“多种方法并用适于研究当今的国家形象”
问：新技术和全球传播是否给国家形象研究带来了新特征？
答：我认为互联网的确带来了新的改变。一种具体的变化就是，你可以把报纸文章放到网上，你可以将人物访谈放到网上，你还可以配上访谈的文字稿，你可以邀请网友发表评论，你可以了解人们如何对评论做出反应。这些反应就是形象的一种——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当然，他们不是国家形象的唯一表现形式。如果一篇文章遭到许多人的攻击，有可能这篇文章的大多数读者对文章的观点抱有敌意。一篇文章引发的反应可能不代表典型的国家形象，而即使是典型的形象，也不是唯一的典型形象。国家形象是极为复杂的，远不止一篇文章所激起的反响那么简单。
研究方法是可以不断改进的。研究者可以先基于文本分析得出一些偏感性的认识，再去做问卷调查，并且把各种不同角度的观点都纳入考虑范围。
问：我们能够借助互联网去做更广泛、覆盖更多人群的研究，然而，网民的意见是否能代表公众的意见，仍然是个问题。
答：当然不可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如果是一张有影响力的大报、一份畅销杂志或一部卖座的电影，并且很好地整理了它在网上收到的反馈，我认为这可以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代表某个人群的观点。但我绝不会说，这是唯一的一种形象。
问：如果我们同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在描述国家形象时是否会更公正？
答：我同意，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研究今天的国家形象。如果要研究过去的国家形象，就得采取一些略微不同的方法。例如，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形象，就只能依赖于当时的主要信息载体——文本和图片。
问：的确，选用哪种方法取决于你能获得的研究材料。我认为访谈法是一种很好的方法，通过访谈可以获取更深入的研究结果。当然，如果想了解事物的全貌，你得采用问卷调查法。
答：的确，问卷调查在今天是很有效的研究方法。不过，问卷调查在过去由于条件所限，不可能成为研究者的首选。问卷和访谈都是非常好的研究方法，但具体用哪一种，这得看你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以及研究范围有多大。
“找出对人们而言重要的事物”
问：您自己最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哪一种？
答：这恐怕要视具体研究问题而定。不久前，我在澳大利亚和香港进行了一项关于的研究，并将结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我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通过阅读文献，进行文本分析，但与此同时我也对大部分文献的作者进行了访谈，试图探寻他们的路径，去发现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
找出对人们而言重要的事物，是国家形象研究中另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哪些对人们最重要，哪些次重要，总有个优先顺序。一些人对某件事或许持有负面的印象，但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人们可能对另一件事持有负面印象，而这件事对他们确实重要。人们普遍关切的事务是重要的事务。人们由于不同的情绪和背景，其关切点会有很大不同。
我的意思是，采访者可能持有与受访者相同或者相似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对采访者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对受访者的重要程度。我认为，在探讨形象问题时必须注意这一点。采访者很容易将他（她）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受访者，其假设前提就是某个形象对受访者和采访者具有同等重要性。如果双方持有相似观点，这问题不大，而更大的问题是，双方对同一观点的理解很容易被扭曲。
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是带着一个天主教徒的身份来的，当时天主教信仰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小可。今天，尽管宗教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却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宗教以外的其他事物在我心中的地位渐渐提高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宗教是他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宗教并没有那么重要。
（钟新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公共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彭大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1级硕士生。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新闻传播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考察”项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