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悬念的退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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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通胀，收紧流动性是必要的，但却不够。重要的是让市场上的钱有用武之地，放开某些政府管制的经济领域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根据7月份公布的数据，6月份的CPI“如期”创新高，达到6.4％。自2011年以来，CPI屡创新高，近期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更让人戏言，一头猪拱高了CPI。

CPI的指标体系颇受诟病，焦点是居住的成本占比过小，而食品占比过大。根据2011年最新调整过的CPI指数占比，食品类在类中的比率是31.79％，烟酒及其用品的比率是3.49％，和食品相关的这两大类就占近40％的比率。而居住包括建房和装修材料费用、租房房租、房屋贷款、物业费、水电燃料费等的比率则只有17.22％。对此，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解释是，依照国际惯例。

易宪容就曾在其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的CPI指标体系中，比如居住类，不仅其权重低，而且其基数低得离谱。2003-2006年城市居民居住类年消费总额仅为699元、733元、808元、904元。显然，如果居住类消费真是这样的事实，则不足在北京郊区租一间5平方米的民房。比起居民的支出实际，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笑话。

只有房价大涨之后，推动了和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生产资料及人力成本相应增加，进而再传导到日常消费品，进而再到食品后，CPI指数才会有所反应。如这次肇端于2010年的通货膨胀，最早就开始反应于2009年的房价大涨。如果说CPI指数的公布可以用于指导人们调整其消费行为或者让企业调整其生产行为，当前滞后和片面的CPI指数构成就更令人费解。

关于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各种说法很多，诸如“结构性通胀”、“输入型通胀”等等，但周其仁的观点，通货膨胀归根结底仅仅是一种货币超发。著名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2009年接近1 O万亿元的天量放贷，被认为是此次通货膨胀的直接推动力，不无道理。

既然是货币问题，当然要调整货币政策。6月14日，央行年内第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如果加上2010年的动作，共计12次提高存准率，达到史无前例的21，5％的最高位水平。除此之外，央行在年内已加息3次，各种举动表明了中央政府收紧流动性、抑制通胀的决心。加息对于收紧流动性立竿见影，但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不断调高的存准率使得中小企业的贷款更加困难。最近关于浙江、广东等地的中小企业钱荒的报道不绝于耳。

政府还动用了行政手段。发改委为控制物价已经下发了170多道行政命令，约谈大型的日用消费品及食品企业，在某些行业实行限价。企业遵从发改委的命令，“负债”或者“赔钱”经营，如果政府不予以补贴，则势必会减少生产，导致供应减少，进而更加推高价格；而如果获得政府补贴，又会造成整个行业的不正当竞争，生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政府还在酝酿增加企业人员的工资，虽是一片好心之举，但同样要警惕另一面：如果企业无多余利润为员工增加收入，但迫于政府压力，又不得不增加工资，只会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为应对成本增加，可能的举措就是提高产品价格。此举可能会导致工资和产品价格的蛙跳式增长。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核心思路是，让已经放出来的在市场上的钱有地方可去，而不是不断进入不同的投资市场推高资本价格。放开某些被管制的实业领域或许是对策之一。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高利贷市场相当凶猛，最大的原因是当地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又无法从银行借到钱。与其让这些地下市场运行，不如光明正大地给其正名。

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近年来呼声很高，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民间借贷市场，提高该市场的竞争度，拉低该市场的利润率，平稳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对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也有裨益。

再如，某些电信及资源类企业，多年来垄断经营，获取高额利润，产品价格只增不减，如果允许更多民间资本实质性进入，也有利于资源类产品价格能够随行就市。

治理通胀，方法不一，但主导思想不外乎――把市场上的钱引导到想让它去的地方，同时，借机完善市场机制，调整经济结构，变困难为机遇，谋取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