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嚣:一个镇的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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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中的流年

镇政府右侧的大礼堂见证了我少年时最好的时光，除了镇里的日常会议，它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还承担着放电影的功能。巨型钢制三角架组合成的顶梁，错落着大功率的白炽灯泡，斑驳的红漆长椅一排排横放在坡面，边角打磨得光滑的水泥主席台，宽敞，陈旧，昏暗，长久混杂着尘土和汗水的味道。

作为兴隆镇唯一的娱乐活动，看电影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大礼堂每天放三场电影，有时还会加映。去学校要经过大礼堂，每次经过，摆放在门口的大音响总会传来各色配音，声音附带着的未知的情节和画面，诱惑着我们。后来就不断有人在放学后从镇政府院内的围墙翻入大礼堂，被抓住的常常会脖子上吊着书包贴墙而立，检票的是个中年哑巴，很少有人能逃过他凶煞的目光。但这阻止不了冒险者的一次次尝试，大礼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附着我们年少的热情。

学校每年会定期组织看两场电影，印象中看的都是爱国题材的影片，像《大决战》之类的，但需要自己买票，票价一元。电影票是劣质草纸做的，铅印的字。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十分迷恋售票员的工作，他们用滚动的印章在一沓票面上，印出紫红色的日期、场次和座位号，印出一串打开光影世界的密码。对我而言，这个过程极富神秘色彩。

1990年，小姨夫成为一名放映员之后，我开始自由地出入大礼堂。周末的下午，我常常会习惯性地掀开一道厚重的黑色布帘，走到放映后台小姨夫的身边，神气地骑坐在长椅背上，看他从贴着标签的方铁盒里抽出一卷卷的胶片，半自动半手摇，娴熟地把胶片装在放映机上。一阵吱吱呀呀的齿轮摩擦声响过之后，发散型的光柱穿过大礼堂穹顶下的黑暗，在主席台前的白幕上投出流动的色块，微尘舞动。放片的间隙，时常会有人挥舞着双手在光柱里做手影，映在幕上，然后在一阵喧闹声中消失。

那些年的光影在我记忆里不断闪现。我记得有一场电影是和表姐去看的，其中有个镜头，女演员香肩半露，前胸薄纱隐约，电影放到那里，周围口哨声四起，我低下头，脸颊发烫。表姐端坐一旁，若无其事地嗑着瓜子，低声嗔怪了一句：流氓。从此，我的梦境中就时不时地出现那个女演员着半身，抿嘴向我微笑。直到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无意中再次看到那部电影，少年的萌动再次被时光投射、放大、演绎，使我浑身发紧，不知所措。

大礼堂的光辉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汹涌而来的开放热潮所淹没，录像厅、歌舞厅、游戏厅、台球室的大量出现，使得小镇单一的娱乐方式被一点点切割。小姨夫渐渐赋闲在家，堆放在写字台下的一叠叠废弃的电影票，被我们用作演算的草稿纸。随着圆珠笔用力划过熟悉的铅字，一个火热欢腾的时代被我不经意地删去了。

五年前的一个早晨，我在县城的汽车站门口遇见当年大礼堂检票的哑巴，他和其他的擦鞋匠一样朝我堆笑着。他比画手势指着我落满灰尘的皮鞋，风散乱吹过他额际的几根白发。我没有说话，放下行李，在他面前安静地坐了下来。

逃学记

我在兴隆镇的逃学经历始终以食品站的大院为背景。食品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高大的杨树覆盖沙石地的院落、一个屠宰场和一排红瓦房。临街的三层青砖楼是小镇的最高建筑，天台上耸立着邮电局的发射铁塔。它们在被人几近遗忘的暮年里，很好地契合了我无数次逃离的欢快节奏。

五年级那个周一上午，注定是一场逃离的开始。我史无前例地没有把有限的周末浪费在枯燥的计算上，而是带着未完成的数学作业出现在那天的数学课上。数学老师是个满脸粉刺的未婚青年，他像拣豆子一样仔细排查，目光犀利，不放过任何一个掺杂的次品。

我是最后一个被挑出来的，事实上我是主动站起来的，结果证明，这并不会减少我即将受到的惩罚。和对待前面的学生一样，他用相同的姿势和力道，把耳光扇在我的脸上。我清晰地听见了自己耳膜上传出的振动声，连同一道火辣的疼痛，在遍及全身的血液里跳跃着，仿佛数不清的蚂蚁同时窜动。我的胯下禁不住湿热一片。

我们的数学老师向来热衷于这样的体罚，他把所有的压抑和不得志凝聚成掌力，释放在我们身上，不分男女。曾经有个神秘的学生在教室窗户上写满咒骂他的话，并用气枪依次打穿。这件事一直是悬案，也让数学老师魂不守舍了很多天。

那天，挨了耳光被赶出课堂的有十个人，数学老师勒令我们写完作业再回来，但是我、魏立和戚单峰选择了逃学，残留在脸上的疼痛促使我们萌生了这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昂首走出校门，沿着铁木厂后的桑树林一路晃荡，翻过几道围墙来到食品站。我们之所以选择食品站，是因为那里是兴隆镇唯一荒废的宽大院落。那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几乎都记不起了，只记得我们曾并排躺在天台上齐声大骂数学老师，愤怒的号叫在小镇上空瞬间蒸发。傍晚时分，我们才各自吹着口哨坦然回家，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逃学的高峰期是初三，那时的食品站大院已经是兴隆镇重要的娱乐场所，屠宰场被改造成旱冰场，瓦房前搭起了简易台球室。在毕业前的那段躁动期，我和好朋友王永生喜欢在那用球杆打发每天漫长的晚自习时光，五毛钱一局，输者买单。王永生的左眼皮有块天生的葡萄大小的黑痣，以致他击球时我总是分辨不出他是否在眯眼。我们每次都会为“球王”的归属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用比分定胜负。传说中的本镇球王是东街浴室的夏瘸子，但我们从未在台球室碰见过他，也没有人证实这个传言的真假。

有时我们也会去溜冰，当然我只充当看客。在闪烁的彩灯辉映下，王永生熟练地在水磨石地面上穿行，然后从我面前的围栏边掠过一阵炫耀的风。我一直没有勇气穿上溜冰鞋，直至今天。如果学校教导主任来抓学生（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旱冰场老板会及时把灯熄灭，如此一来，大家便趁乱逃散，然后像往常一样，在远处传来的放学铃声掩映下奔跑着踏上回家的路。

这段畅快淋漓的逃离因为中考的来临而宣告结束，同时结束的还有我在兴隆镇长达十六年的少年时光。

消失

兴隆镇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我，有些人是意外消失的，而有些人却是主动消失的，比如赵圩的老九和大忠，兴隆镇最有名的两个傻子。老九是天生智障，而大忠是儿时哭傻的。大忠的父亲当年死于战场，随后大忠的母亲就改嫁到异乡，抛下五岁的大忠，再没回来。大忠哭了一夜，哭到泪腺干涸，思维停滞，然后成为了光荣的烈属。他的堂哥每月替他领取数额不小的政府慰问金，他却依旧衣衫褴褛地游荡在小镇的街巷中。我们开始在大街上追跑着喊“大忠大忠”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有一年春天，他和老九同时消失了，像事先约好的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而失去他们的兴隆镇照旧平静地存在着，并没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