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丝栏间识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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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买下演公这副“朱丝栏”笺纸对联的时候，实获我心的，除了是对那古拙丰厚的伊汀州的“伊体”有倾心之感外，还与这洒金笺纸上的“朱丝栏”有着说不出的眷恋。

在董桥先生忆旧散文里，董先生常常提及一种“朱丝栏”笺纸，说他父亲当年的《燕卢札记》就是写在叫”朱丝栏”的线装记事簿里，这是旧时文人的高雅说法。周作人先生酒余为朋友挥毫书联，惬意之余他不忘在旁附跋：“余未曾学书，平日写字东倒西歪，俗语所谓蟹爬者是也。此只可涂抹村塾败壁，岂能写在朱丝栏上耶?”当然这是周先生的谦语，亦可见旧时读书人对“朱丝栏”的讲究了。唐以前卷轴书，俗称“卷子”，卷上用铅或墨划“栏”，叫“乌丝栏”；用朱划“栏”则叫“朱丝栏”。明清时期，还有专门作坊制作各种颜色笺纸，通常直呼为红格纸、黑格纸等。打“朱丝栏”这活儿是旧时纸店学徒的童子功，学徒入店除了要帮店主家照料生活外，首要的就是要学会打“朱丝栏”，能说会道兼打一手漂亮的“朱丝栏”的学徒最讨老板和顾客的欢心。

“朱丝栏”笺纸，不仅华丽高贵，而且更能凸显朱丝墨书的视觉对比效果。如今再也找不到那会打“朱丝栏”的童儿，“朱丝栏”手艺也由机器代劳了。平时练字的时候，我也曾买过试试，可用过后总是觉得那红线条既生硬又太闪眼，全没有那种古美和高雅。我当时买下演公这副“朱丝栏”笺纸对联的时候，实获我心的，除了是对那古拙丰厚的伊汀州的“伊体”有倾心之感外，还与这洒金笺纸上的“朱丝栏”有着说不出的眷恋。在观赏演公此联之余，我常常沉默良久，才恍然悟到终究是错过了那旧时的月色，偶然间拾得的只零片纸不过是前尘梦影罢了。

沈赞清(1868－1943)，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演公，以字行。民国期间长年宦游粤桂，曾任广东德庆、东莞知事、道尹，供职财政部印花印刷所等。他工诗及古文辞，其诗宗宋人，喜为隽语，著有《瘿楼集》。性嗜临池，精研碑帖，书学钱南园，运笔圆润劲拔，气度绝凡，有独到处。偶作山水画，清逸中颇蕴书卷气。

书画传家

沈演公出生榕垣名门望族，其祖父沈葆桢乃清船政大臣，名声显赫，文肃公兼擅书画，夫人普晴乃林公则徐之仲女，家学渊源，在他们影响下，沈氏一门书画名家代不乏人，自沈葆桢起二百年来，沈氏家族书画代代相传。演公父沈玮庆即沈葆桢长子、演公子沈觐冕皆熟谙诗文、金石书画，现在闽、台地区还流传他们的墨迹和题刻。演公收藏典籍碑帖甚丰，临池精勤，日练万字以上。元老、民国著名书家谭延闽在广州时与演公过从甚密，二人聚谈必涉书道，逐引为挚友。谭公精熟颜书尤其《麻姑仙坛记》，与演公每谈颜鲁公及钱南园书艺，必涉刚正不阿之品格影响体会，两人高兴之际，往往赋诗挥毫，演公书写时神色严肃，一本正经，写毕还要叫人把写过的纸倒过来反复观察，以鉴优劣，竟成了他独到的鉴赏妙招，并常常叫晚辈仿效。谭公写字也很特别，纸不铺桌，让人分头拉紧纸头与纸尾，提笔蘸墨，一气呵成，煞是痛快淋漓，但书字亦能写得厚重而苍劲。由此亦知，习书之径需因人而异，落纸云烟变化无常，运毫飞墨，法无定法，唯临事从，即可也。

名播粤港

民国时期，以康有为及康门书家所形成的“康派”，成为当时重要的书法流派。受康有为求新求变的思想影响，广东书坛显示了日渐昌盛的形势，活跃着有作为的书法家群体，书家风格多样，成就甚大。梁启超习唐楷而上溯北碑，书法风格清隽冲和，恂恂儒雅；罗博暖学康体而上溯《石门铭》，笔法厚拙而灵劲，字体古朴而妍美；叶恭绰博学多才，其书融碑帖之长，奇正相生，自成锋棱，然书卷气浓郁；著名学者黄节追求清朗秀雅之情调，既飘逸而又沉著，极有佳致；篆刻名家邓尔雅用笔方劲中有圆润，秀雅清刚，尤有特色。此外，简经纶、李尹桑、冯康侯诸家，或工甲骨、或工金文小篆，各具胜处。相较而言，演公书法走传统―路，他的字具古人法度，文人风度，他作擘窠大书则笔力稳健，作小字书札则自然高雅，以传统笔法作二王体，亦见秀劲逸宕。他书法传统功夫深厚，其书法结体和运笔技巧十分精熟，随意挥洒，落纸即成，可谓笔法规范，字字严谨，极合法度。另一方面，他的书艺精熟所至，返造疏淡，虽恪守森严的规矩，却毫无雕饰之感，亦无程式化习气，自然洒脱、飘逸，文人风度宛在眼前。演公书取法乎上，运碑入帖，碑帖融合，卓然成家。他取资广泛，涉及诸体，于篆、隶、楷、行、草无不精能，他的字有古味，却又有一股秀逸之气，自是演公深入传统淘得精华，碑帖兼修，熔铸出自家风骨精神。他的书法名重―时，广外I镇海楼清名将彭玉麟所撰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星，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顾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1928年重修镇海楼时，即请沈演公复书。

书法史上有“碑帖”之说，碑崇尚的是“壮美”，强调以茂密为宗，主张意势舒长，其效果是给人一种高亢、昂扬奋进之感。帖则注重萧散淡雅，以书卷气表现出温润、沉着、含蓄和舒展。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北碑南帖论”曰：“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北书以骨取胜，南书以韵取胜；然北有北之韵，南有南之骨也。”清刘熙载《艺慨》对北碑和南帖的持论最为公允。由于历史和地理之原因，碑和帖在风格上相异迥然，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碑和帖可以互补，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名帖名碑皆为世之瑰宝，永取不竭。发展贴学不可忽视碑学的存在，提倡碑学也不能以牺牲帖学为代价。碑多以方笔为主，难以贯气；帖以圆笔为多，难于沉着。碑帖都具在美学意义，不存在孰高孰低。碑学在发展中应逐步吸收帖学的文人气质，以书卷气充实其内涵；帖学也宜兼容碑学熟中求生，巧中见拙。碑的果敢、挺劲和帖的含蓄、温润完美结合，演公的书法实践对于现在学书者而言还具有借鉴意义。

笔者收藏的这幅演公墨迹，笔沉墨实，古穆清劲、精妙超俗，浓厚的“金石气”与“文人气”徜徉其中。其隶书笔划平直，结字方正，墨色浓厚，具典型的伊秉绶书风。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宁化人。乾隆进士，官扬州知府。为官勤政爱民，贤良方正，是清代名吏，书坛巨擘，被誉为“乾嘉八分之首”，其隶书风格雍容大度、儒雅而蕴藉，展现出一代大家的文采风流。演公这幅隶书有明显的伊字风格，苍劲朴拙，沉稳与静逸融为一体，直入汉隶之堂奥。汉隶最明显特点在于波磔较为夸张，给人以飘逸飞动之感。而演公的这件隶书，波磔基本脱略殆尽，笔画多直来直去，粗细变化不大，以篆法出之。综合而言，演公这件作品有汉隶气息，但离伊秉绶更近些，他没有因为伊秉绶离当时较近而一味“舍近求远”，更没有以“取法乎上”拒绝面对，他在尝试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路子，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演公为艺并没有“惟古是尊”，这是文人书家应具备的识见和应有的胸怀。尽管演公这副书联仿汀州笔意，但其创造意识还是很明显的，特别在线条的匀净、笔法的统一求变、结体的“以字为本”等方面，都体现出一个传统书家以古为师并化古为我用的见识和勇气的。

如何理解书法意义上的“古”?孙过庭在《书谱》曰“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质者，质朴也。古与质相联，则思过半矣!古代先人取材因陋就简，笔法简单纯朴，结体因字赋形，布局概出天然，无不符合“质”的特性。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无规无矩、无巧无饰；《峄山碑》笔状如箸，盘环曲屈，谈不上用笔技巧；《石门颂》拙稚天成，毫无匠心可言。但它们的古质至今仍给人以艺术的震撼。古人书写的目的是“适以记言”，在文字的实用状态下流露出原始的审美意识，看古代先民书法作品，总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

随着历史的发展，当人们把书法当作一种艺术来修饰雕琢，由单纯变得复杂、由自然天成变得浓艳浮华时，当人们不再满足于“适以记言”，把书法当成一种互相淘染、竞奇斗巧的炫示物的时候，书法的“古”味就离我们渐去渐远了，古人那种“偶然欲书”、“天朗气清”、“无意于佳乃佳”心态下的书写冲动越来越少，“古”意盎然作品也就越来越少了。“妍因俗易，质以代兴”，或许那种古质状态下的书法艺术已经成为一去不归的旧梦，“天然质朴，与古人交”，只是一些文人一厢情愿的梦呓罢了。

当然，如今在观赏演公对联之类旧时文人风物之余，我们倘能勾起对去古朴心境下书写状态的怀念，也算是活在浮躁风气下现代人一种心与古会情结的回光返照，我想，这对于时下国家提倡文化精神、振兴文化产业还是有点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