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遗落在漳州的欢乐与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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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历届浙江籍女排国手:
“我们刚刚训练结束回来,今天晚上加课了。”4月7日晚九点多,记者拨通了国家女排助理教练俞觉敏的电话,他说上周是调整训练,这周才正式进入高强度高密度的训练。
主教练王宝泉火速上任,马上就带着新一届中国女排来到漳州训练基地训练。这已经是中国女排第38次来漳州了。“欢迎中国女排第38次回娘家”的横幅在训练馆的门口高高挂起。38年来,女排姑娘换了一茬又一茬,漳州排球基地见证了中国女排的辉煌,“老女排精神”也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俞觉敏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来漳州了。七十年代时,俞觉敏就以队员的身份来漳州训练过。成为国家队助理教练后,又多次率队前来训练。说起这个基地,俞觉敏很感慨:“这是一份情意啊,现在好的基地很多,像北仑的中国女排训练基地就很不错。但是中国女排是在这里起步的,“五连冠”的精神、“三连冠”的塑像纪念碑和拼搏浮雕画群,还有同志题写的“中国女排腾飞馆”,这都是和中国女排同步成长起来的。”
的确,正如俞觉敏所说,对中国女排而言,漳州的情感优势是别的地方不可比拟的。记者采访了多位浙江籍女排老国手,她们跟记者诉说了与排球的情结和在漳州发生的轶事。
的一个指示 让女排姑娘来到了漳州
如果没有中国女排训练基地,也许漳州永远都不会这么有名气。那么,当初国家为何选在漳州建排球训练基地,这个基地的雏形又是怎么样的?记者采访了多位在漳州训练过的浙江女排姑娘。听她们诉说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轶事。
始建于1956年浙江女排在历史上曾取得过许多骄人的成绩,并为国家女排输送过多名国手,如施美莲、汪亚君、周苏红……
在采访中,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女排队员,她是浙江第一批进驻漳州基地训练的队员。据她回忆,当时是因为总理的一个指示。1972年4月,在广州二沙头训练基地视察体育工作时,鼓励运动员要把运动技术水平提上去。同年7月,在北京观看中日男女排球队比赛后指示:“要进行严格的大运动量训练,加强组织纪律性”。国家体委根据的指示精神,于10月在北京召开了篮、排、足三大球训练工作会议。在排球方面,总结了20多年的历史经验,明确了指导思想,制定了发展规划,确定了把培养青少年选手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来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王猛从干校召回张之槐、钱家祥等人,并由当时的排球处处长钱家祥去南方考察,选点建基地。原中国男排副队长张然,积极向钱家祥推荐自己的家乡福建漳州,原因就是:领导重视、群众喜爱、物产丰富、气候宜人。
在南方,漳州属于气候比较宜人的小城市。用女排姑娘的话说,“这里气候温暖,水果又多,很适合训练。”
于是,1972年11月底,全国8支排坛新苗精英开赴漳州,开始了以来的第一期排球大集训。“那时候,国内水平比较高的队伍才能去漳州训练,而且都是自己的省队教练带着队员去训练的,没有国家队。当时浙江女排在国内属于前六的水平。”这位老女排队员说。
回忆起当初的训练条件,她颇有感慨,“训练条件很艰苦,训练房是草棚搭起来的,地上是三层土。最下面是的是一层煤渣、中间是一层细沙,最上面是一层泥土。训练中,擦破皮肤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样的大集训,练得很拼命。”这位老女排队员已经记不起来,自己一共去漳州训练了多少次了。
第一批去漳州训练的浙江籍队员中,还有一位叫林菊芳。如今是浙江省体彩中心的副主任。50多岁的她对当时的印象依旧很深刻,“那时候的训练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苦’。因为场地不够那么多支队伍用,只能是轮流练,我们当时对素质练得特别多。到了漳州,大家都有一种拼命练的想法,所以训练量很大,如果完不成任务都要罚站。为了促进大家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一个星期都打一次教学比赛,一个星期通常只休息半天。”
相对于训练的艰苦,漳州基地的后勤保障条件,老女排队员都很认可。“已经不记得具体吃了些什么菜,但是漳州的伙食不错,无论我们练得多晚,基地都保证我们有热菜热饭吃。漳州的水果很多,比我们杭州多,我印象最深的是桔子,我们都很爱吃的。”第一次外出训练,林菊芳对于这样在外地过集体生活感觉很新鲜。
“我们是三四个人住一房间,就像现在的招待所,是公共浴室。房间就像是学生宿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柜子和一张桌子。没有电视机什么的,但是生活很充实。晚上会经常组织我们进行政治学习,学习完了大家聊聊天就睡觉了,第二天5点多就要起床去训练。”这样的生活也许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很枯燥,但是,对于当时的女排队员来说已经很满足。坐在记者对面的林菊芳回忆起这些事,始终面带笑容,在她看来,那是一段非常值得珍惜和回忆的日子。
第一个能跳摸篮筐的队员 在漳州很快出名了
1972年,有了首次大集训后,国家体委每年都会让全国各省的排球队来漳州训练。1976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决定重建中国女排,任命袁伟民为主教练。袁伟民奉命从各省队抽调骨干,组建后第一支女排国家队。当时,来自浙江的施美莲入选了。“我那时候是和陈招娣、孙晋芳同一批的,是袁指导的第一批队员。”
说到为什么能入选国家队,施美莲很自豪:“当时,各省队冬天一般都到福建漳州集训,在那里经常互相交流。因为在弹跳力方面的优势,我在漳州集训基地很快出了名,成了全国第一个能直接跳摸到篮筐的女队员,可以说开创了先河。后来,几乎所有的女排队员都把‘摸篮筐’定成了训练弹跳力的目标。而我身体素质也很好,其他人训练经常是伤了膝盖,伤了脊椎,伤了肩膀,我却一点事都没有。”
入选国家队后的施美莲,和陈招娣、曹慧英同住一个房间。回想那段时间的训练,她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袁指导的严厉。“我记得有一次冬训,袁指导就站在离我一米远的距离,他给我扣球,因为距离太近,而他扣球又重,我就开始躲,但是我越躲,袁指导就越使劲扣。后来我的手指就受伤了。当时我记得晚上还要参加表演比赛,队医说希望我不参加这场比赛了,但是袁指导看了我的手指后表示必须参加,后来我还是上去比赛了。”
来到国家队后,施美莲和陈招娣、孙晋芳、张蓉芳、杨希等第一代国家女排的队友们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繁重的训练中。等待她们的是两个月之后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亚洲杯选拔赛的比赛。当年8月,施美莲随队出征日本,这是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大赛,也是她第一次走出国门。女排姑娘们对于在国外看到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好奇,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不过,最激动的时刻是在与日本队比赛开始之前。我们静静地站在球场中央,排成一列,《义勇军进行曲》骤然响起,那一刹那,我的心似乎都要飞了出来,就感觉嗓子发堵,眼睛发酸,腿也不听使唤了,两腿直发抖。我们的国歌在别人的土地上响起,那种庄严的场面,那种骄傲的感受,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这种感觉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也不是想象中能有的,几十年也忘不了。”
在施美莲看来,跟着袁伟民训练是很艰苦的日子。后来,队里来了郎平。“郎平来了,她比我高出十多厘米,而且比我年轻了七八岁,因为大家都是主攻手,所以后来我就逐渐从国家队退了出来。”
参加奥运会,站在奥运赛场最高的领奖台上,听国歌的奏响,注视着国旗缓缓升起,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但是施美莲没能亲历女排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夺金那激动人心的一幕,没能亲历女排“五连冠”的辉煌。她说这是她人生的一大憾事,但后来成为嘉兴市的传递北京奥运圣火火炬手,这也是她圆奥运梦百感交集的一刻……
袁伟民是个“残忍”的教练郎平是个爱学习的室友
汪亚君也是袁伟民时代的队员。1979年,汪亚君首次进入国家队,当时的中国女排名将云集,在郎平、张蓉芳等人的光环下,不到20岁的汪亚君只是一个小队员。但是袁伟民非常看好她。在袁伟民看来,汪亚君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我那时已经长到1米79,而且弹跳,球感都挺好,袁指导非常照顾我,他总是跟郎平、张蓉芳说,要多帮助我,照顾我,我当时和她们同住一个房间。”
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作家鲁光于1981年发表的《中国姑娘》里,介绍了中国女排的训练、比赛、国际交往、老运动员的爱情生活以及理想和情操。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就专门有一段写的是汪亚君训练。故事梗概是:
有堂训练课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七点多还没结束,厨师们也赶到了训练场,最后只剩下新手汪亚君没有完成任务,她的任务是扣杀二十组快攻球,三个好球为一组。如果三个扣球中扣坏一个或扣出一个一般球,这组球就不算数。如果扣坏两个或扣出三个一般球,就得负一组。起先,小汪还不大在乎,心想到下课时总能扣完。谁知愈扣负得愈多。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边陪着自己,她心里更不好受。扣着扣着,她弯腰站在那儿说:“袁导,肚子饿了,练不动了。”袁伟民将球放下,说:“休息一会儿再练吧。”小汪喝了几口白开水,又开始扣球,扣了一阵,倒下起不来了……最后袁伟民对站在一旁为小汪加油的几个队员说:“你们有谁愿意帮小汪扣的,可以上来扣。”话音刚落,张蓉芳和郎平挺身而出,最终她们一直扣到晚上9点多钟才结束回去吃饭。
袁伟民的魔鬼训练是出了名的,汪亚君说:“袁指导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对优秀的队员、主力队员特别严格,可以说不近人情。他还经常跟我们说中国女排不需要面子。有一次是6个人接发球,组织进攻。孙晋芳是我们当时的队长,她是二传。由于接发球的新队员,一直没将球接好,导致孙晋芳二传也一直不到位。但是袁导没有批评新队员,而是责怪孙晋芳为什么传不好球。孙晋芳很不服气,跟袁导顶撞。‘是她没有接好,怎么能怪我呢。’袁伟民又反问,‘那你又为什么没有提醒她、帮助她、鼓励她。’此时的孙晋芳板着脸,不吭声。袁伟民看到这样的情景,说,‘好,你不服气就罚你。’于是,孙晋芳被罚‘极限防守’。”
“不是专业的运动员不懂,极限防守是很累的,就是东一个球、西一个球。你快速跑过去接。没多久,孙晋芳就累得不行了,此时,袁伟民再问她,‘你气顺了没有。’累得不行的孙晋芳说自己已经气顺了,但是心里根本不服气。袁伟民看出她这种心理,又狠狠地说,‘看来你还是不服气,继续罚。’到最后,袁导再次问孙晋芳时,累得趴在地上的孙晋芳已经被罚得没了脾气,笑着说,‘我顺了。’袁指导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觉得老队员就要主动承担责任,主动帮助小队员,训练中要不断提醒小队员。”说起当初训练的事情,汪亚君滔滔不绝。
“记得还有一次,我和郎平在后排接发球,有一个球落在我这个位置,我没有及时去接,这个失误完全是我的,但是袁指导没有说我,而是责怪郎平没有提供让我接球的信息,我觉得挺不好意思。中国女排需要这样的教练,场上打球,6个人就是一个团体,一个人的失误就是全队的失误。”一下子说这么多,汪亚君突然回过神来,“呀,说了很多,你来不来得及记下来啊。”
说到室友郎平,汪亚君说自己特别佩服她。“平时,我们的训练很累,我有时候练完了,坐在地上都爬不起来了。回到宿舍就更加不想动了。但是郎平每天晚上一有空就学习英语,我记得当时她学的一本就叫《Follow me》,她经常听磁带跟着学,中午12点到12点半,电视台有个英语节目叫‘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她也经常看。郎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不仅是球打得好,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具备的那种品质。”
说着说着,汪亚君的思绪又回到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那一届奥运会,中国女排被寄于夺金的厚望,但却获得了铜牌。“没拿到冠军是综合因素导致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汪亚君说,其实奥运会前她们准备得很充分,大家的目标就是冠军,但是遇到的困难还是比想象的多。
奥运会后,汪亚君就因为伤病退役了,回到浙江省体育局机关工作。
周苏红做晚会主持人 “逮住”刘鹏让他唱了两首歌
4月初,主教练王宝泉带着新一届国家女排来到漳州,这已经是中国女排第38次回到漳州。在这一次的阵容中,浙江小将罗瑜再次入选国家队,而俞觉敏依旧是国家女排助理教练。不同的是,今年联赛结束后,从浙江开元女排主教练位置退下来,成为浙江女排总教练的徐建德也成为了国青女排的主帅。国字号队伍有了更多浙江元素。
身为国青女排主教练的徐建德担负着一个特别的任务――寻找下一个 “周苏红”。周苏红被认为是中国女排有史以来最好的接应。寻找周苏红的接班人始终是中国女排主教练都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王家军也存在同样问题。
如果以中国女排取得的辉煌成绩划分,中国女排到目前为止大致可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1978年到1986年的袁伟民时代,一个是2001年至2008年的和时代。周苏红就是从和时代进入人们的视野中。
而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女排,也因为和是福建人,对漳州有着特别的情感。每一年,他们都会来漳州训练。周苏红告诉记者,她们第一次来漳州时,漳州训练基地的领导、工作人员都到火车站来迎接。“场面很热闹,除了他们还有很多当地老百姓,我们一下火车就被团团围住,行李都不用自己拿。我想这就是老女排一直延续过来的一种精神吧。这里就是我们的娘家。”
如今,已经成为浙江省大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周苏红,一说起在漳州的故事,像个孩子一样,依旧很兴奋。“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在漳州进行封闭集训接近一个月了,为了让队员的训练生活不至于太枯燥,教练组每隔一周就在基地内的餐厅里让大家举行一次小型歌会。与平时不同的是,大家这次是有备而来的。早在一周前,陈导就通知大家,队员以场上的位置为标准来分组,有主攻组、副攻组,我是属于二传接应组,每组要准备两个节目。于是,大家都忙开了,每个人像挤牙膏那样从紧张的训练中挤出排练时间。”
身材和长相都不错的周苏红,还被委任为晚会的主持人。“还好,我平时会看一些综艺娱乐节目,也会尝试模仿这些主持人。晚会上,我还邀请了徐利主任和我一起主持。说开场白的时候还有点紧张,还好运动员的适应能力强,说多了就不紧张了。”
周苏红向记者描述起当时晚会的情景。开场白结束后,第一个节目就是她和张娜带着李娟、魏秋月、韩旭和张娴唱歌,《从头再来》、《爱拼才会赢》和《明天会更好》这3首歌曲被赋予更深的含义。她动情地回忆了世锦赛那十几个难忘的煎熬之夜,当这一切成为过去后,她们哼起了“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张娜接着道出女排姑娘的心声,经历了奥运会的辉煌与世锦赛的失落,中国女排深信拼搏就能通向胜利的彼岸,她们在台上学和的腔调唱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大饼’(打拼),爱‘饼’(拼)才会赢”,把台下的和逗得两眼弯弯。
那一次晚会,专程到漳州来探望中国女排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正好趁此机会与姑娘们联欢。“当时刚好刘鹏局长也在,我就号召队员们鼓掌力邀局长高歌一曲。盛情难却之下,刘局长就上台演唱《北国之春》。虽然中间音响有些问题,但是刘局长一流的唱功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其实我们女排姑娘,都很有才艺,能唱能跳,还会表演双簧。”
“俗话说‘好事多磨’,刘局长歌声悦耳动听,我们欢迎他接下来再为我们高歌一曲吧。”反应敏捷的周苏红趁机让兴致高涨的刘鹏局长又为大家演唱了《草原夜色美》。
“那一次晚会,我们的氛围特别好。刘局长一来,所有的人就更开心了。”一说起这事,周苏红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其实都是内部活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哈哈……”
玩要玩得开心,练要练得刻苦。话题回到训练,周苏红就严肃起来,“我以前很胖,刚来到漳州的时候,训练时间长,训练强度大。我经常被练哭,有一次练到下午两点,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吃着吃着,想起刚才的训练就哭了起来。大家看到我这样子,都难过起来。”周苏红动情地起来,“后来还因为这事,杨昊经常笑话我。”
回忆是美好的,周苏红说,虽然她已经退出了国家队,回到省里工作,但她还是很想念以前日子。“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女排比赛,可以说深受老女排精神的影响。那时候,我就很向往能成为中国女排的一员,想不到这个梦想真的成真了――进入国家女排,获得奥运冠军。”
周苏红用一句很朴实的话形容了漳州――娘家。“这里就是我们中国女排的娘家。我和冯坤、亚男还经常保持联系,聊起以前的事。我觉得现在的漳州对我来说,不变的是漳州人民对我们中国女排的情结――无论成绩如何,依旧热情地支持。省市领导经常过来看望我们,经常送水果给我们吃。改变的是,基地的设施越来越完善,基地保障工作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