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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偶像团体做成一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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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上的Super Junior演唱会最后变成全民闹剧,从贴吧、论坛到微博,掀起了不小的动荡。有人还会认为流行歌星仅仅是小孩子的玩意吗?

唱片产业发展到今天的这个程度,早已不再是“一张唱片、十来首歌”的问题。偶像团体的更迭频率快过一张CD的流行时间,造星的成功率远远大于唱片的到达率。从H.O.T到SuperJunior,从SMIP到V6,从F4到棒棒堂,这些小子会运动、会打架、会装酷、会扮萌、会彰显个性、会令少女尖叫,总之,他们几乎懂得所有的亮相方式,唯独除了唱歌――这个产业的“敲门砖”是摆在最后一位的。我们可以不屑,也可以不满,但唱片产业链之中必然镶嵌着准确的市场定位、大规模的宣传推广以及量身定制的诸多环节。

黄舒骏曾说过,“从前的歌坛,歌手是生产者,唱片专辑是商品。现在的歌坛,公司是生产者,歌手是商品,唱片专辑和绯闻一样都属于派发的赠品”。香港乐坛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次“组团”的高峰期,达明一派以才华横溢的文艺腔调闻名,Beyond以题材取胜,而草蜢更趋于视觉。这三个团体,恰恰代表了音乐产业的三个方向,团体化的音乐方式从而被制度化,开始明确地、选择性地开拓自己的市场。

韩国乐坛则不同,它的繁荣是fans浇铸出来的一个“胜景”。它既是大众的趋同,也可以说是“消费社会”的一种表现。在人们普遍不满意自身境遇的情况下,“追星”这个概念显得便于利用,于是轻易地被捆绑上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既然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那么按照商业伦理,投资人掏了钱,经纪人选好了“种马”,fans又有消费需求和消费实力,这一块基数不少的市场必须要被抢占,于是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的偶像团体终于成为了一门生意,成为唱片产业下的一个子系统。

韩国乐坛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把从日本乐坛继承来的男色机制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乐坛的杰尼斯家族里最成功的案例是SMAP,即木村拓哉、中居正广、草剪刚、稻垣吾郎、香取慎吾组成的五人男子组合。在偶像改朝换代频率最快的日本,一个偶像团体能屹立20年人气不坠,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除了几位成员自身的努力,不得不归功于杰尼斯对他们精确的把握。这五人分开来,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的天皇巨星,合在一起又锐不可挡。同样地,韩国的sM公司以H.O.T风靡亚洲,继而陆续推出东方神起、Super Junior等超人气组合。

杰尼斯和SM最为业界称道的就是魔鬼式训练及过人的包装功力,他们赴各地举办许多选秀活动,挑选未来之星,进行训练包装,有计划地投入市场。初入选的新人彼此竞争激烈,不少人因迟迟等不到出道机会而离开。就算能出道,一系列的活动诸如歌迷会、演唱会、出书刊、舞台剧、海外旅游团、运动会之后,一旦市场反应不好就会被打入冷宫。但他们也提供完善的训练课程,国际一流的录音棚、摄影棚、个人训练室和形象顾问,通过一对一的教育及管理,帮助每一位学员发现和找到他自身潜藏的闪光点。杰尼斯更为重要的是对艺人长线发展的观望,即便形成了男子组合,也要发展每个成员的个人空间。

相比日本,韩国偶像团体剔除愤怒、力量和抗议等文化元素,他们的偶像团体更为青春、励志、纯爱,同时他们也缔造了更为成熟的产业模式。一个成熟的产业环境中,应该有条件允许多样化表达,鼓励差异化存在。音乐性和地域性之间的矛盾该怎么解决,关键在于文化的多元造就了经纪公司发现式的聪明――年轻的生命满足了fans的幻想,无畏的青春又可以上演使命感的戏码,而亚文化的情结更是可以简单到直接用身体去体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