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文化馆:“混”出一片清亮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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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兄弟的电影家园
西北天空乌云密布，风夹着灰土迎头兜转，怕是免不了一场雨。可是放映员曹明一点也没犹豫，背上器材匆匆向电影广场走――那里已经坐满了提前来占地儿的民工了。民工们宁可挨雨浇也要看上电影。虽然干了一天活儿，他很想坐下来休息10分钟，可是不敢耽搁啊。天还没黑，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熙熙攘攘的民工，眼巴巴等着大银幕挂起来呢。
曹明本来是承德农民，刚来文化馆是在装修队当民工。徐伟馆长看上他心灵手巧，沉稳踏实，让他长期做后勤杂务，后来又问他愿不愿学放电影。这可是曹明想都没敢想的大好事儿。他的心“怦怦”跳了一晚上，火辣辣地如同丢进个太阳，临了，他又惶惑又热切地点了头。
曹明和装修队的另一位民工就这样学上了放映。电影给了他无数个自豪和光荣的夜晚。每当他看到广场上黑压压的民工为电影里的故事动心沉静，他觉得夜色都轻柔地在讲故事。能通过电影为他的民工兄弟架设一道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梁，他心里暖暖的，亮堂堂的，还飘着歌声呢。这些疲惫的人，在城市里忍受孤独的人，想家却没地方倾诉的人，晚上收工除了来这儿跟电影约会再没地方可去的人，他的民工兄弟们，终于可以从电影里找到一些安慰和乐子了，他虽然累，可是安详而满足。
全市首家“民工影院”在朝阳区文化馆推出以来，已投入60余万元资金，为民工免费放映电影近700场，受众达40余万人。文化馆还聘请了专业放映人员为民工开办了放映培训班，陆续推出了农民工讲习所（为民工开设专题讲堂）、民工电影放映员培训班（评出优秀民工放映员，给予嘉奖）、建筑工人歌手大赛（挖掘民工中的优秀文艺人才）、外地打工者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小节目）、电影演员见面会，还举办了“民工影院”的千场放映庆典活动。
前些天，朝阳区搞体育电影知识比赛，热烈答问的都是常来朝阳文化馆广场看电影的老相识。主席台一发问，全体民工就跟谁指挥了似的齐刷刷地回答，又洪亮又自信，没人打磕巴没人犹豫。
“反映住房困难的电影是――”
“《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电影里的男主演是谁？”
“冯巩！”
――回答声又脆又亮，像海潮一样。争抢着回答问题的民工都得到了T恤衫作奖品。一旁的曹明眼泪差点掉下来。电影真好，他能给大家放电影真好！
我总是觉得，曹明365天一遍又一遍地放映电影，好多拷贝是重复的，哪有不腻烦的。可是，曹明再三摇头否定我的推想，他和善秀气的眼睛弯得像月亮一样，说他做这事没个烦！民工年年来了新的，走了旧的，天南海北的，因为电影他们愿意和曹明交朋友、拉家常，次次看，遍遍看，可是感动不一样，对于渴慕的心灵来说，每天的电影都是新的。
一看见曹明来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围上来，七手八脚帮他铺排放映机。早就守在老地方的广明看见那些人抢他的专利，像小孩一样嘟囔着脸，熟知他习性的民工笑嘻嘻地赶忙给他让出地盘来。民工广明是智障人员，表情总是灰心丧气的。只有电影能改变他――他场场不落，每天都把放映的片名记下来，提醒曹明别放重了，也拣自己没看过的电影让曹明放。提起哪个电影哪个情节，他脑子一点没毛病了，嘴也利索多了。他依恋着这里，依恋着放映员和电影，这是他在北京这个无从把握的大城市里最熟悉的乐园。
雨还是来了。左右的民工脱下自己的衣服把放映机包起来，一股风把一直绷着劲的幕布绳子吹断了。大家齐心合力，一会儿就把设备收拾好了。放映员的活儿其实很琐碎，曹明心细、负责，每次放映前都把带子倒一遍，段与段连接好，以便放映时节省时间。为他的民工兄弟，为了电影，他不觉得累。他说有一个人比他还累，大事小事都要作决断都要管，自己每天早晨6点半起来，可是那个人已经在办公室了。这个人就是馆长徐伟。
异类文化馆的“混事经”
两次开戏剧研讨会，我注意到人群里一个非常醒目的人――头发支棱蓬松着像飞卷的乌云，符号一般地彪炳着人物落拓不羁的艺术气质。在种种以艺术的名义聚集起来的交际场合上，他既不搭讪也不张扬，沉静稍带冷峻，吃饭像军人一样，说起话来朴素决断，全没有一点客套花活什么的。这个在朝阳文化馆呆了20年的人和文化馆今天的成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当全国文化馆、群艺馆都在愁云惨雾中每况愈下的时候，北京朝阳文化馆却热火朝天生龙活虎，取得了令人艳羡的社会声誉和优厚利益，被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唯一的文化馆；跃居全国创收最多的文化馆，每年到此考察交流的全国各省市级文化单位达百余家，成了全国文化系统的旗舰。
走进朝阳区文化馆，大厅里的垂花门、龙凤轿、图书墙、老式马车、京剧服饰、京都二闸狮子、铁环儿原木门，走廊过道的老电视、老式电影机、全家福老照片、剃头挑子、织布机，处处都流露出时光的烙印和文化的味道。对于如何装修文化馆，徐伟的确花了不少心思，这些用来装饰的旧物件都是他到处搜罗来的。他说：“人们接触文化馆是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开始的，我们想把文化传递给老百姓，也应该从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入手。即使不参加活动，走进来遛遛，也能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氛围。”
徐伟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就是一间像教室那么大的书房，顶天立地的书柜布满了四壁，长长的会议桌子既是他的写字台，也是大家开会的地方。他自己既没有一处午休的地方，也没有舒适讲究的会客空间。而全馆所有办公室都狭窄局促得不能再小，来办事的人都只好站在工作人员的椅子旁边。馆里的行政办公室就像门房，也充作票务间，两台电脑两把椅子就满满当当了。我还听说为了节约时间，开会一般在中午饭后，加班也是常事。而与办公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气势夺人的九个剧场和琳琅满目的民俗收集品。很显然，徐伟不把文化馆当衙门、当高高在上的殿堂，而是把文化馆扎扎实实地当服务民众的场所，在这里，民众才是主角。
在采访中，徐伟否定我以往对文化馆的一般概念，对于朝阳文化馆的成就，他淡然地说是“混”到今天这一步的，这个馆是被全国文化馆声讨的异类文化馆。
谈到朝阳文化馆和其他文化馆最大的不同，徐伟说核心问题就是公共文化属性。“我们跟一般文化馆是反着的，他们只关心政府让他们做什么。这些文化馆只要继续错误地运行，就找不到出路。文化馆不是养专家的，不是搭台演出的，不是搞群星奖的，不是搞精英讲座、凌驾于百姓之上的，不是向底层群众醍醐灌顶、传教筑坛的地方。传统文化馆的老路是死抱着全额拨款，守着这块地方守着这些钱，在一个干瘪枯萎、血管都找不着的肌体上扎针，惧怕、拒绝市场经济，要不就是绝对市场化，一切都向钱看。实际上没有一条极端的道路。朝阳文化馆的成功是靠把这两极包容起来，找到边缘弱势群体，帮助文化权利得不到保证的那些市民，紧抓公共文化的脉搏，引导公共文化的趋向。”他关心的是民工没有文化权利的问题，工人下岗问题，农民失去土地搬上楼房的问题，现代舞和非职业剧社这些弱势群体没有演出场地的问题。
“民工学雷锋”互助公益活动，一开始是徐伟看见市民讨厌民工，他想到挖掘民工身上的雷锋精神，让受鄙视的弱势人群站在荣誉的文化视野里。
16位农民工兄弟身穿青铜色的工装，在由他们自己搭建的脚手架前手持自己的劳动工具，展示着一组活体群雕造型，有的挥锹挖土，有的推小车，有的轮铁锤，还有的手持钢枪站岗……他们朗诵了《雷锋日记》和歌颂雷锋的诗篇，表演了对口词《我为首都盖大楼》，演唱了《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个注意”歌》。这些“群雕”都是由民工兄弟们扮演的，有的是文化馆从附近工地找来的，也有的是闻讯自己报名参与的。他们用最直接的道具――他们的劳动工具，最简单的化妆――油彩+银粉，成就了此次活动。朝阳区文化馆希望通过这种全新的形式向人们展示当代民工的风采，向社会宣传雷锋精神。
徐伟说，做民工文化、社区文化不会影响政府对我们的肯定。朝阳文化馆在文化馆里创收能力全国第一，政府拨款也是全国第一。朝阳文化馆创收的方式很多，思路很宽，他们不停地策划演出、策划大型文化活动，搞国际演出，主办国际流行音乐周、艺术节和企业的创展活动。我采访的时候，因为企业招标时文化馆比所有公司干得好，他们承接了一个职业服装企业的推广展览。
而我惊讶地得知，馆里根本没有艺术设计人员。徐伟回答说，没有必要养专门的艺术策划人员，社会上有的是。文化馆里同样也没有招收从事艺术专业的毕业生当员工。徐伟认定搞艺术的人是文化馆最不具有竞争力的人选，一个写歌的人、画画的人街上就能找到，但一个对公共文化事业有信念有热情有恒心的人却不容易找到。文化馆里的员工有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类学科的，但就是没有学艺术专业的。徐伟说知识和文化素质不是一回事。文化馆不是搞艺术的，艺术可以找别人搞，文化馆需要有公共认识的人，这比知识难学。
徐伟说馆里的每个人都有工作压力，包括他自己，干不好都要卸任下岗。聘任人员比正式人员待遇高，因为聘他们肯定是有用的。
最繁盛的文化风景在这里
朝阳文化馆的网站内容更新很快，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还真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九个剧场的演出很出风头。不知不觉地，九个剧场居然支撑起北京一片现代艺术的天空，频频推出先锋剧目，络绎不绝地招来外国现代演出团体。
考虑到小剧场的巨大发展潜力以及这种规模的唯一性和新闻性，“九个剧场”成为徐伟的一个大胆尝试。九个演出厅分阶段建设，陆续投入运营，现已启动了大剧场、TNT小剧场、小梨园剧场、屋顶剧场、舞蹈剧场和后SARS剧场等，尝试股份经营、合资、合作等多种经营运作方式。许多大导演像林兆华、李六乙、查明哲等都被吸引到这里排戏、演出。
朝阳文化馆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任何高高在上的现代艺术在这里都找到了他们温热的乐土，任何稀奇古怪的外国现代艺术家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另类，都能被吸引到馆里来。因为这里具有多种价值和可能性，在这里有包容和理解。在其他馆里可能会有很多碰撞，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在这里任何创作都能得到尊重和满足。
徐伟也从未感觉到与外国现代艺术家们有隔膜感，他们之间的相处是平易真实的生活状态。外国艺术家带来的演出都要到社区去给中国老百姓展现。刚刚有一个法国当代有名的大导演阿撒勒，也到朝阳社区办了一个月的戏剧活动，教从未演过戏的居民体验表演的感觉。刚开始他觉得中国人笨、压抑，但后来觉得大家很可爱，也香喷喷地跟学员们一起吃羊肉串。林兆华在社区开展的戏剧活动也感觉很自如。“六一”丹麦儿童剧来文化馆演出，一句台词都没有，场场爆满，社区的大人孩子乐翻了天，艺术家和居民是处在同一平面上的。
朝阳文化馆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就是很多活动都获得了政府的财力支持。徐伟说只要有一个民工就继续放电影。放映员一晚上挣40元，两个放映员20元，电影公司有1400部拷贝。放电影刚开始是文化馆投资，现在是政府专项拨款20万，成为政府的投资。连“社区一家亲”这样的社区居民服务，区长也觉得是“政府意志的载体”，现在每年有100万的拨款。当时各级政府给“红半天女子鼓乐团”的财政支持现在还花不完。
1997年，徐伟看到社会上有不少下岗工人，厂里给三四万就打发一个人一辈子了，下岗女工在工厂门口跪倒了一片。政府没法疏解这种压力，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来看望后来组建的大鼓队时，扑在女工们身上哭作一团。组织大鼓队是意外发现了这样一个解决下岗问题的突破口。为了能给他们提供一个缓解精神压力、补充一些经济收入的机会，徐伟委派馆里的业务骨干成立了京城第一支下岗女工大鼓队，聘请了专业老师指导、编排节目。当时是徐伟去招收的这些女工，一人演出一场40块钱。本来徐伟想从文化馆里出钱，但区委、妇联、文化部纷纷出钱，当时给的钱到现在还花不完。现在女子大鼓队自己开始创收了，一年任务是20万。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都争相作了报道，“红半天女子鼓乐团”还参加了美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国际性演出。
徐伟说这些项目的政府投资都是熬出来的。文化馆的自主性是慢慢积累的，定位是和政府一致的，越一致主动性越强；文化馆所谓的创新其实是思考的结果，他干的就是文化馆该干的。公民社会是这个馆的出发点。十年前，全国文化馆都在走体制内的传统样式，走着走着，市场经济进来了，在交汇处撞击出了一个公民社会。
徐伟中学毕业以后就以纯厚的男中音进入了朝阳区思想宣传队，进入朝阳区文化馆后，他又到北京师范学院进修了音乐学。凭着他对蕴藏在民间的质朴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用了八年的时间，在京东农村走村串户，收集整理民歌民谣，编纂了《中国民歌集成》《中国民间器乐集成》，并创作出大型民俗歌舞《凤朝阳》，于1989年荣获了文化部颁发的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优秀奖。2004年他又出版了个人歌集《徐伟儿童歌曲十五首》。
徐伟的诗歌、剧本多次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1998年第五期《北京文学》发表《戏剧幻想》组诗；2001年创作、导演的短剧《如歌的行板》荣获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比赛金奖；2002年诗歌《后花园点灯》入选“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创作长篇诗剧《口供，或为我叹息》，同名诗集（5万字）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徐伟热心于社会文化遗产的保护，如对“京都二闸狮子”“偶人博物馆”“延川布堆画艺术”“金台夕照”“日坛祭日”等濒危艺术的抢救工作，在搜集温榆河两岸民风民俗过程中，他还发现了《清朝大秧歌唱本》。
“打铁先要自身硬”，徐伟也正是凭着一份恒心，一份坚持，才成就了今天的文化馆。他“以馆为家”，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要超过13个小时，连节假日也放而不休，连母亲病了也顾不上照料。终于腾出空去看母亲了，却惹来老人的眼泪。徐伟流着泪，哄母亲说：“您看我有什么，我不就知道干活吗？”连他自己都纳闷，为什么每次无论从哪儿出差回来，无论多晚，一定要先回文化馆再回家，心里才踏实？
徐伟开辟了涉外旅游演出、“凤誉堂”饭庄、培训艺术学校、“双休日”文化书市、朝阳艺苑展厅、凤朝阳文化发展公司等经营项目，大大提高了文化馆的创收能力，以年均20%～30%的增长率向前发展。从单一的街乡群众辅导扩展到驻区艺术家、文艺团体、大使馆等从前没有涉及到的需求者；服务区域多元化：不再局限在“区属”范畴，调动区域内或跨区域的文化资源优势，以优化配置为目标,寻找多种形式合作与发展的契合点，实现共享、共融、多赢的格局。
他创意的“社区老大妈论坛”就是让社区百姓亲身参与文化馆建设，让她们对文化馆逐渐形成一种亲切感和归属感；他还创意举办了“大众公益课堂”“音乐角”“月末诗歌沙龙”“朝阳艺苑”展厅等公益性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专业人士、艺术家、文化策划人，也为社区百姓提供了一个与专家沟通交流的机会。
无论是社区居民、在校师生、下岗工人、农民工，还是专业院团、艺术家、外籍人士等均被纳入“社区”范畴；每年文化馆从创收中拿出近300万元资金投入活动的策划组织、辅导培训、比赛奖励及人员劳务等。被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折子工程，时间延展至全年，围绕“人文奥运 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开展了“社区数码影院”“社区大课堂”“农家文化大院”“外来工歌手大赛”等60余项创新活动，成为备受朝阳区乃至全市百姓关注的公共文化品牌。
目前，该活动已正式写入朝阳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区“十一五”规划，主办单位已扩展到十家，直接参加活动群众达10余万人次，观众100余万人次。五年多来，累计举办各类演出活动1000余场次。
从文化馆领导每一次下乡扶持农家文化大院，到女工组建大鼓队和社区一家亲，太多的故事是铺陈不开、无法容纳到一篇报道文章里的。这些无数的小插曲小故事组成了一种庄严的文化态度。一个小小的文化馆，每年的观众流量是80万人，相对于那些国家级的高雅剧场，他们更懂得把一个文化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灌注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把文化的原生态还原到火热的生活中。一个文化馆馆长把自己的办公桌放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里，从大妈们的家长里短中捕捉到无穷的创意火花。徐伟辛劳着也幸福着充实着。他像一个民工一样劳作着收获着，淡定而执著，开辟了一块大有可为的文化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