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户储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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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0.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6-000-02

摘 要 本文依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以长沙县为例，采用2003-2008年数据，检验了长沙县新农合政策对农民储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沙县新农合对农民储蓄有显著的减少效应，且这种减少效应明显大于湖南省平均水平。

关键词 新农合 农户储蓄 减少效应

一、选题背景及已有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是一项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资助三方筹资机制相结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当收入不确定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时，消费者会产生额外的储蓄动机[1]。而中国农户以前普遍缺乏医疗保险，所以疾病是造成未来收入不确定的重要因素。依此理论，当农户参投新农合后，就会降低其健康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会相应下降。

根据高梦滔（2010）[2]研究，不同收入和地区的农户对储蓄的减少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湖南省农户参加新农合对于储蓄的边际影响为-0.123，而三湘第一县――长沙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湖南其他地区，新农合参投率也一直争先，于2008年已实现了县域全员参与。因此根据上述研究，长沙县参加新农合对储蓄的减少效应应大于0.123。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检验长沙县的新农合对农民储蓄的影响。

二、数据介绍与描述

本文数据是2003-2008年6年的数据，价值指标都以2003年为基期，按照当年长沙县农村CPI进行了折算。本文使用的农户储蓄为农民人均银行存款余额，收入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湖南省以及湖南省长沙县农户参加新农合的比例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长沙县历年人民政府公报。

图1的参投率比较结果表明，自新农合试点推广以来，长沙县参投率远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2004年后参投率都在90%以上，且在2008年率先实现了县域全员参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长沙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得出。

由于缺乏农户微观数据，图2仅描绘了湖南省农户人均储蓄率与长沙县农户人均储蓄率的时序变化，比较结果显示：2003-2008年，湖南省农户储蓄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长沙县却逐年下降，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长沙县农户的人均储蓄率下降非常明显，那是否在2003-2008年间，新农合能够部分解释长沙县农户储蓄率的下降呢？如果是，新农合对农户储蓄的边际减少效应是多少呢？本文基于上述问题，建立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三、模型建立与回归结果

由储蓄函数 ，其中 为自发性消费， 为边际消费倾向；此处令 ， ，则储蓄函数变型为： ，其中b为边际储蓄倾向。

依照储蓄函数本文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表1得到了农户储蓄对收入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不论是湖南省还是其长沙县，方程整体显著性水平都很高，农户收入能够在98~99%的程度上解释储蓄的变化，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值得注意的是：长沙县的边际储蓄倾向为0.54，远低于湖南省的边际储蓄倾向0.91。分析原因可能是：2003-2008年间，新农合是农村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从覆盖广度和执行力度上来看），而长沙县的新农合参与率远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则长沙县农民面临的健康风险较低，因此用以预防风险的储蓄也更低，这正好验证了本文的预测结果，即长沙县新农合制度的广覆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其较低的边际储蓄倾向。

上述回归模型仅从宏观水平考察了边际储蓄倾向，但影响农户边际储蓄倾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接下来需要剔除其他因素，建立模型分解出参加新农合对储蓄的净影响。

根据Browing和Lusardi（1996）[3]的研究，储蓄函数计量模型如下：

式（2）中，引入变量参加新农合的概率（pro），因为缺乏农户微观数据，本文以新农合参合率表示农户参与新农合的概率；同时对储蓄和收入进行对数处理。式（2）中的关键变量为pro，主要考察其系数 ，如果长沙县新农合对储蓄的减少效应大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则 应该小于-0.123。运用计量经济软件stata10.0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表2回归结果表明，长沙县新农合对储蓄的边际效应 =-0.148

结合表1、2的估计结果，长沙县新农合对储蓄较少效应的绝对值大于湖南整体平均水平，即认为在经济发达的长沙县，新农合政策效果较湖南省平均水平显著，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新农合制度覆盖率和安排紧密相连，长沙县农民的疾病风险普遍得到了有效的保险，因此农民用于应付健康风险的预防性储蓄相应减少了更多。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湖南省数据以及长沙县数据，估计了农民参加新农合对于储蓄的影响。根据本文的估计结果：长沙县农民参加新农合对储蓄的减少效应为14.8%，大于湖南平均水平12.3%，长沙县每个农户平均的储蓄减少金额大约为764元。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段时期以来，长沙县采取了一些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如发放消费券、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是长期而言，并不能有效的拉动农户消费。而新农合制度的试点和推广，不仅对和谐社会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无论短期还是过期而言，通过对不确定性因素的管理，还能够有效拉动农民消费。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按照长沙县人民政府公报长沙县2003-2008年间乡村人口数为67.65万人，则新农合拉动农户的消费金额大约为764×67.65≈5.17亿元。随着新农合制度安排合理性与紧凑型的提高，政策效果会贯穿于农民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

参考文献：

[1]Carrol, l C. Buffer-Stock Saving and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112(1):1-55.

[2]高梦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户储蓄――基于8省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10(4).

[3]Browning, M. and Lusard, i A. Household Saving: Micro Theories and Micro F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6.34(4):1797-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