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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中国经济步入慢速增长的预言已经快成为现实了,经济回落不再是暂时现象,反映未来信心的股市也一跌再跌。不过,对于一个人均GDP水平在全球排名接近90名、城市化率水平只有50%多一点的经济体而言,未来发展的理论空间还是很大,需要做的就是要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产出率,这就是所谓“改革红利”。
经济调整呈现长期化趋势
近期大家对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预期,一次次地落空,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不肯放松,而是需求下降了,7月份的新增信贷只有5400多亿,低于预期。既然银行放贷没有突破规模上限,降准的意义也就不大了。降息呢?理论上有空间,但市场利率(包括民间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水平)还很高,故降息的效果也有限,而本来货币政策的作用通常也是收紧的效果比放松的效果要好。因此,从前7个月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来看,可评价为稳中有松,效果不佳。
财政政策对维持经济的平稳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对水利建设的投资增长较快,高铁的投资也恢复增长,以弥补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不过,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越来越小了,62%的投资依靠民间来实现。5月份发改委曾集中批准了一批投资项目,但这也仅仅掀起一点浪花而已,但面临钢铁等一大批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即便批准了宝钢、武钢等新建项目,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目前,不少地方政府也纷纷推出巨额投资计划,但资金的筹措是一大难题,即便资金到位,最终又将形成一大批负债,阻碍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
再看外需,尽管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这轮美国经济的崛起却没有给中国的出口业带来太多的机会,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自身想重振制造业来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则是从成本更低的市场如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口。因此,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美国经济复苏等都不能给中国增加外需,而中国的制造业对于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过高,显示其脆弱的一面。如此看来,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长期压力,而这个过程将会比较长,正如目前去库存的过程也比以往要长一样,说明了中国经济的消化能力不如以前了。
改革红利或将在明年展现
人口红利是一经济术语,指被抚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当然,目前已经到了由升趋降的拐点,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而改革红利则是从人口红利中衍生出来的用语,表示中国目前还存在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而且,过去10多年来,中国重大改革事件与上世纪90年代比要少很多。这或许是因为现有的制度和结构尚能让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当然,这也包含人口红利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原先就已经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缺陷就日益凸显出来,这就会形成倒逼改革机制。
归纳一下中国今后需要改革的领域,即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结构失衡的方方面面。从大的方面看,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不平衡、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发展机会不均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资本回报率鸿沟、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巨大差距、经济高增长与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的反差等。可见,需要改革的领域很多,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解近渴后引远水、先低成本后高成本。
而今年动作频频的金融改革恰恰符合上述逻辑:第一,它的改革大部分不需要制定繁琐的操作细则,如非对称减息和给予存款利率上浮空间,实质上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含义是让银行反哺企业,解企业近渴。由于过去银行获得的垄断利润太多了,如今企业出现了利润下滑,需要给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增加存款利息,从而缩小银行的盈利空间。而且,这一改革执行效率高,操作成本低。第二,金融改革实质上是放松金融管制、打破金融垄断,属于系统的总量改革,一般不涉及到个案,不容易受到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
但是,改革的难点在于下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属于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曾报道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至今连改革方案的讨论稿都未见到,估计难以如期出台。从历史看,一般的重大改革举措的启动都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最著名的当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启动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上一届三中全会则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包括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若以此来推算,则明年10月份应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估计会启动财税体制改革,而对于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讨论和制定,如分税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相关的个税改革、房产税乃至遗产税等新税的推出,则会在三中全会前就应该初见端倪。财税体制改革的难度要大于金融体制改革,但对于改善经济结构,则更加直接和具有针对性。如中国的收入差距通过改革能够缩小,这就可以有效扩大内需和转型经济。而且,财税体制改革必然会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而行政体制改革一旦启动,就意味着这将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改革了,若能顺利推进,则改革红利可期。
(作者系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