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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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林纾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开创了一代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先河。林纾也从此踏入翻译领地，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成为译界大师。《巴黎茶花女遗事》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是由于译者灵活使用了增词、删减或改写等翻译策略。

关键词：林纾；翻译策略；增词；删减；改写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2-0254-02

引言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又取“枫落吴江冷”之意自号冷红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在中国翻译史上，林纾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译作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至今依然为海内外所注目。

1897年3月，林纾爱妻去世，悲情难遣，在马尾偶遇从法国留学归来不久的同乡旧友王寿昌。王谈及法国小仲马（Dumas，fils）的小说La Dame aux Camelias，提议与林合译此书，名为解林纾忧郁，实为向国人介绍一本好书。感怀于故事中的悲壮缠绵情节，林纾欣然同意与王合译此书，并将译作取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以下称林译）。该书1898首次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巴黎茶花女遗事》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1]。严复的一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2]，更是形象地记载了该书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创了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先河，并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末士人的观念，“在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多数读者不懂外语，不了解西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学有着强烈的排斥心理，而且原作者和原作品在法国影响平平，该小说译作何以在中华土地上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细细深究，林纾通过灵活使用增词、删减、改写等翻译策略对原作所进行的创造性、艺术性加工，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中国读者对原作的阅读理解障碍，是该小说译作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减词

林纾采用的翻译手段中，删节现象最为常见。林纾译本在篇幅上与其他译本有着很大差别，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La Dame aux Camelias法语原版145页，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8年英文版2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王振孙译本223页，2008年译林出版社郑克鲁译本205页，而商务印书馆1981年林纾译本仅84页。不可否认，这和林纾使用古文翻译且文笔简练可能不无关系，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林纾为了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而对原作所进行的恰当的、艺术性删减。

由于文化传统不同，林纾所处时代的中西方文学在写作手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传统以情节连贯的故事性见长，擅长用人物的语言行动来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性格，重曲折离奇的情节描写，而轻环境、人物肖像及心理描写。西方小说与之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于环境、外貌和心理描写着墨较多。如果将西方小说中的全部文字照搬译出，很可能会令中国读者觉得译文拖沓冗长，进而影响到对于译作的接受。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林译所关注的是小说情节，而对原作中的环境、人物肖像、心理的描写则加以删减。

除节译之外，出于读者习惯和读者接受的文学模式等因素的考虑，林译还选择了省略不译的翻译策略。首先，对于原文出现的与故事情节关系不大的细节描写，林译常省略不译。如在处理原文中关于拍卖会现场的文字描述时，林译将长达数行的文字完全删除，连影子也不见。林纾做如此删削，目的是使翻译的西洋小说更符合中国民众的欣赏习惯，从而赢得读者的接受、认可和喜爱。其次，译者谨慎地对待原文有悖于译语社会文化规范的内容和描写。小仲马在《茶花女》开篇中有一段关于的表述，但在林译中这部分却被省略了。究其原因，可能是译者考虑到译语文化的价值观以及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的故事，虽活跃于巴黎的交际圈，但却热情真诚、未丧失心灵的纯真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原作者小仲马不但对的境遇给予同情，更呼吁整个社会把当做人来对待，因为她们也有尊严，也有权利获得必要的、起码的尊重。这显然严重违背清末士人的传统道德价值观，更违背读者的接受模式。鉴于《茶花女》开篇关于的故事的讲述是不易为清末时人所接受的，译者干脆将该部分内容省略不译，从而使译文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标准，自然也更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二、增词

林纾在翻译中还运用了增词法，使他的译文更加逼真，更接近中国读者，也更具有吸引力。正如张俊才在他的《林纾评传》中所言：“这些增补经常是在原文基础上加上补充和润色……这些增补无疑使文章更富有意境美和艺术表现力。”[5]

林纾所处的时代，国人对于西洋文学的写作手法尚且陌生，于是林纾以中国文化标准和中国读者愿意接受的模式为基准对原文增添了许多解释性说明文字，以方便中国读者对原作的阅读理解、促进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沟通交流。在林纾之前，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惯于使用全知人称，以便于言说者对发生的事情给予评判以及故事情节的展开。原作中，小仲马恰恰使用了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

中国传统小说一般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而西方小说则时常有一些倒叙、插叙和补充说明。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林纾对于原作进行了大量的解释性说明。例如，小仲马原作采用倒叙的写作手法，加之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模式，这些技巧对于那时的中国读者来说尚且陌生，因而为了使读者保持清晰的思维，不至将上文所述与下文的亚猛之回忆相混淆，译者在翻译时特意添加了“以下为亚猛语：亚猛曰：余一日在巴黎 ……”[4]，从而提示读者下面的文字是亚猛在回想过去之事。

在该译作的首页，译者以小字形式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 》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 ”[4] 这段增加的文字意在向读者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原文颇具文学价值和翻译价值，因为“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而这番话语恰恰又是刚刚从巴黎归来的晓斋主人所述。同时，这样的行文模式符合中国小说叙述形式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中国与西方在伦理道德方面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法兰西民族一向以热情著称，喜好浪漫风雅，在小仲马所生活的时代，法国男女之间的交往愈益自由。像“举皓腕，余即而亲之”[4]的举动，当时崇尚和信奉“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读者必然是难以接受和非常反感的，因此林纾在描述了马克和亚猛这一见面礼后用括号的形式增加了说明：“此西俗男女相见之礼也”[4]，意在阐明，原文主人公的这一举动是西方社会男女相见的正常礼仪而不是国人所理解的“非礼”。这一解释性说明，既有助于中国读者正确理解原作中的人物形象、了解西方社会的生活观念和礼仪礼节，又有助于促进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

三、改写

为了更好地让中国读者接受译作，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除了使用增词和删节的翻译策略外，有时还对原文进行了改写。

林纾积极传承中国文学的艺术风格，他古文功底扎实、文学底蕴深厚，常选用一些具有中国文学色彩的字眼如“遗事”、“录”、“略”、“鉴”等为其译作拟定的书名。从书名翻译来看，原小说名为La Dame aux Camelias，只有“茶花女”之意，林译采用《巴黎茶花女遗事》，交代了该小说的发生地域在“巴黎”，暗示西洋之风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并用“遗事”二字透露出该故事为某人生前之事，引发读者悬念。这样的书名较为符合当时中国小说的惯常手法，能更好地吸引读者的眼球、引起读者的注意。在翻译小说中人物姓名时，译者将小说中人物的人名采取了中国式处理，简略其中的部分音节，采用易上口的两个字的名字，将女主人公Marguerite Gautier译为马克（后来译者一般将之译为玛格丽特・ 戈蒂埃），将男主人公Armand Duval译为亚猛（后来译者一般将之译为阿尔芒・迪瓦尔）。汉化的名字有助于拉近中国读者与西洋小说中人物的距离，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如，原作对马克外貌按字面直译过来应该是这样描述的：“黑玉般的头发，不知是不是天然馨曲的，在额前分披成两大络，消失在脑后 ……”而林译却将其改为 “发黑如漆覆额，而仰盘于顶上，结为巨髻” [4]。译文的描述显然迎合了中国传统士人心目中的美人形象，满足了中国读者的审美期待。

林纾是古文的拥护者，在翻译外国作品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古文的运用，这也是他的译文在当时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古文写作有诸如修辞、对仗、用典等多方面的要求，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使用了很多的对仗。由于英汉语的差异以及对仗表达形式方面的限制，译文中大部分对仗是通过对原文进行大幅度的加工而改造出来的。

结语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这样说道，“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7]。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闭关锁国，和西方社会在风俗习惯、阅读心理、文学手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林纾的翻译策略和对原作的创造性、艺术性加工，极大地方便了中国读者对原作的阅读理解，真切再现了西洋文学和西方社会的画面，给干涸的中国大地吹来了异域之风，满足了中国读书市场之需，从而成功地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之桥。

参考文献：

[1]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91.

[2]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G]//严复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365.

[3]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08.

[4]林纾，王寿昌.巴黎茶花女遗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20.

[5]张俊才.林纾评传[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27

[6]钱钟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3.[责任编辑 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