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纳技术评价与管控思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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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桂英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对其他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的批判:温纳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独特性的彰显

温纳的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同时也建立在对其他流派思想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温纳事实上重申了技术自主性和技术政治性思想的立场，或者说，以此为思想基础而彰显了其思想的独特性。1．对“适当技术”(appropriatetechnology)观念的批判“适当技术”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工业批判、现代化批判思想，它主张通过技术改造使技术更适合人的维度。“‘适当技术’如何说服那些曾经致力于技术和经济实践传统形式的研究的人们的?回答是:给他们更优秀的产品。”［为此，“适当技术”思想提出了许多技术创新的标准，如软技术必须符合生态环境，能源必须是再生资源，技术应该与当地文化、民主政治相容等。“适当技术”和“软技术”虽然表明人们对技术后果的广泛关注，但温纳认为，“西方哲学或人类的任何经验都无法显示能用简单的列表来安排善恶”［3］(72)。这不仅是因为有些标准是不可行的，而且那一系列作为善的技术标准之间也是相互矛盾的，人们最终对“什么是适当的”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温纳通过技术自主性和内在地具有政治性的技术批判“适当技术”观念，他认为，“适当技术”即便在技术改造中考虑了政治因素，其考虑也是不彻底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技术的隐形、内在的社会结构，忽略了有些技术是缺乏改造的灵活性问题。2．对“技术评估”思想的批判温纳揭示“技术风险评估”的保守性特性，他认为“它最终的结果是以维持免受社会限制的工业社会现状的方式，同时延误、复杂化或模糊当前面临的问题”［4］(139)。“技术评估”忽略了文化、人性方面的价值，只关心技术对人的健康、安全、环境等的影响。而且其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把技术的副作用看做是第二位的，并认为这些副作用并不一定与正在讨论的技术本身有必然的联系，且副作用可以被消除而技术本身可以完整保留。温纳特别指出这种方法只是处理了“症状而未涉及其根源”［5］(11)。而由于技术自主性的特性，许多技术后果是技术本身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技术与生俱来的。3．对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新伦理”的批判人文主义哲学家总是提倡在意识领域内进行一次广泛的革命，进而在技术实践中采纳“新伦理”。温纳认为“新伦理”的致命缺陷在于“它们前进，好像整个工程是一个哲学工程———解决问题的特殊方法。但在阐明关于人、自然和存在的问题上，世界将不是一系列的难题，而是如果有区别的话，是一系列的疑问”［1］(133)。人们对“新伦理”的价值原则本身很难形成共同的、确定的判断，从而最终也无法用“新伦理”来改造技术。在对“技术评估”、“适当技术”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三者的批判中，温纳认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比前两者更加深刻。“技术评估”、“适当技术”思想作为功利主义多元论的方法，主张人们需要一系列的规范、标准以及执行人员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的有益影响，限制不良后果。政治也被认为是规定、执行这些规范的过程。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价值则基于对技术本身作为建立规则的力量而存在的认识上，从而与温纳的理论旨趣不谋而合。但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有所不同的是，温纳力图克服关于人性、文化以及形而上学的种种假设，把技术认识、技术评价和控制建立在对技术现象进行直接的政治分析基础上。其结果是，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存在，不仅其政治性是技术评价的重要标准，而且技术本身也自然地进入政治所要引导和控制的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对技术所做的政治控制也是对我们社会本身所做的政治引导。

从抽象向现实的回归:温纳关于技术评价和控制的主张

在技术自主性思想框架内，认识技术的政治性是否意味着否定了技术控制的可能呢?①温纳认，为在技术决定论和人类选择自由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技术和人也在相互塑造之中。由此，温纳从对技术的抽象的哲学关注和对他人的单纯批判转而关注现实的技术评价和控制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主张。1．“有必要寻找新的技术形式。”［1］(136)温纳对新技术形式的描述充分体现了技术评价的政治标准，对技术的选择和控制方式则体现了技术自主性思想。他明确表示，许多现代技术的政治影响与流行的民主—自由理想形成了公然的对立。因此，温纳提出应该用民主政治的智慧来引导技术，同时人们必须寻找与自由、公正以及与其他政治理想相符的新的技术形式。如果人们一旦面临一种内在隐含着政治特征的、非友善的技术，那么应该把这样的技术从我们的社会排除出去。温纳甚至认为:“说‘不’是参与技术(变革)的完全有效的方法。”［在现实中，温纳的这一观点在注重高效率和经济利益的现代社会中似乎缺乏可行性。2．技术形式的选择和设计过程要求公众的直接参与。温纳认为，与技术选择相关的技术评价和道德的培养必须源于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群体间的对话。他注意到在现实中，“关于技术选择的大众讨论的情况在明显恶化。民主进程和专业知识相互交叉寻找共同目标的场合也在逐渐减少”［7］。因此，对技术决策来说，目前的挑战是怎样使大众早日参与技术决策中的问题，而不再简单的是关于评价标准的讨论问题。［8］温纳特别推崇北欧“协商会议”、“剧情讨论会”②这两种技术选择中的民主参与形式，但他自己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制度设想。在此，温纳从对技术政治性的认识跨越到对技术进行政治引导的领域。不仅需要与民主、自由、公正相符的技术，也需要对技术进行民主选择。3．人们要培养关于“什么是适当的”认识能力，并用它来引导技术。温纳认为:“技术变革应该由社会公正、心理和谐、个人尊严所引导，而不是由无限的对效率和利益的追求所引导。”［9］而现代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意识。温纳对公众意识的潜力始终抱有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那些与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影响有关的选择的重要性，并明确说出可替代的选择，那么历史将会有令人吃惊的转折。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也以更多的现实案例来印证自己的理论。温纳列举了很多历史事件，如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的高级会议不顾那些顾问们失望而不得不销毁炸弹和导弹，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反原子弹的运动都证明了公众意识的力量。

独特性与局限性之间的徘徊:对温纳的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的评价

温纳曾批判技术建构论，认为它只注重技术的社会生成而忽略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并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细节”。但温纳在技术意义的探索方面则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技术政治性的认识中，温纳认为技术具有政治性，并存在外在政治性和内在政治性的区别，对运行环境的要求具有灵活性和不灵活性的区别。一方面，我们在对技术的评价中，除了考虑环境、安全、传统、健康心理等尺度外，还需要考虑政治尺度，即技术对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分配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技术评价和控制中，我们又不得不考虑技术的可塑性、可改造性:有些技术是灵活的，允许我们通过全面的技术评价而改造，有些技术是不灵活的，我们需要对它坚决说“不”。这样，温纳试图从技术自主性和技术政治性两方面综合认识技术评价和控制问题，而这也正是“适当技术”、“技术评估”、“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等思想所不具备的。此外，温纳还提出了技术评价和控制的具体方式，即谁用什么方式来评价和选择技术。温纳认为，技术意义的判断不仅仅需要技术精英，也需要大众的民主参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只关心技术评价的标准问题，即从哪些方面来评价技术，却不关心谁怎么去评价;“技术评估”和“适当技术”虽关心谁评价的问题，但却把评价主体限制在技术专家范围内，似乎技术评价仅是专业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性的、利益分配的问题，从而在技术评价中忽略了大众意愿和利益表达。温纳对技术控制的民主参与主张正补充了上述理论空缺。如上所述，温纳的技术评价和控制思想显然有其独特性和相应的理论贡献，但同样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温纳的技术评价的政治学标准是否比“适当技术”、“技术评价”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评价标准更为明确、更为重要呢?事实上，温纳的技术评价的政治标准从本质上仍然与其他的评价标准一样属于技术评价的价值标准。自由、公共利益、正义等政治评价标准与安全、效率、人的尊严等其他评价标准之间同样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孰优孰劣的问题。在各种标准共存但又出现矛盾的情况下，温纳技术评价的政治尺度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和“技术评估”的标准一样都难获得一致性意见。温纳的高明之处只是在于提出民主参与的主张，让民众遵从一定的程序对标准做出选择，即通过民主参与来共同协商或做出选择。为此，他反复强调用民主政治的智慧来引导技术，让公众了解技术，并参与技术决策，让技术符合民主政治。但其理论的不完善处也正在于此，因为民主作为做出决策的方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佳的、完美的。温纳的理论将问题始于和终结于民主参与的决策方式，但并没有太多论及民主参与的适用范围、利弊和保障措施等。可以说，温纳将现代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民主政治价值作为理论前提，并应用于技术问题分析中，但并未对其提出任何的质疑或对其合理性进行论证。这无疑是温纳理论最大的局限性。事实上，技术选择的民主参与确实会面临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首先，我们对温纳理论的基本预设存有疑问:在任何场合，民主是否都能产生好的结果?什么场合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才能最为恰当?温纳的理论预设就像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抽象的技术评价标准那样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技术和政治学交叉的技术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进一步论证技术决策中的民主参与的条件以及民主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其次，技术选择的民主参与存在现实可行性的问题。现代大而复杂的技术系统越来越超越人们的理解，尤其是超越普通公众的理解。让对技术一知半解的公众(经过教育，即便有了一定的了解)参与技术决策是否可行?如果要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层面参与?在这里，不仅仅存在技术决策的民主参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如何进一步探讨民主的适用性问题，还涉及如果民主是必要的话，在当下缺乏现实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为民主参与逐步创造条件的问题。再者，温纳在谈论核能所要求的集权制时，西方有些学者提出能否把技术的政治后果限制在工厂、实验室之内，不使它的影响进入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问题。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技术的政治性评价标准将不再具有广泛的意义，甚至由于担心技术所隐含的不利的政治意义而使民主控制的意义也变得不重要了。温纳对此没有做出满意的、正面的答复。事实上，在这个方面，温纳并没有明确区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技术政治性评价标准中是否分别对待和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另一个是技术的政治评价标准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区别。对前者而言，温纳的技术评价的政治性标准针对的是抽象意义上的技术，而对具体的、特定的技术，温纳并没有单独的分析。他仅仅提供了评价的标准，至于在不同技术评价中的应用则是另一个问题。对后者而言，评价固然是控制的前提，但技术的政治评价标准并不是技术的政治控制的前提。技术的政治后果在特别的情况下，其影响范围可能会不同，但这并不否定技术的政治控制的意义，因为技术的其他后果的影响力可能是更加大众化的，需要公众的民主参与。在温纳谈到寻找与自由、公正、民主相适应的技术形式时，其对技术控制的民主参与方式已经超越了技术评价的政治标准和理论范围而具有更高的意义。这种意义需要我们跳出技术政治性的理论范畴而在更广泛的技术评价领域内进行探索。从整个理论体系而言，温纳作为技术哲学家或技术政治学家而关注理论分析的行为，阻碍了他对技术评价和技术控制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脚步。从这一点可以说，温纳理论的独特性在于从形而上学和政治学角度为技术评价和技术控制问题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基础，而局限性却是对技术评价和控制的实践问题分析得不够深刻。而这些实践性的问题恰恰是他理论问题分析的必要延伸和对理论体系价值的进一步佐证。当然，技术政治学的研究相对于“技术评估”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而言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尚存诸多不完善之处，尤其是在技术评价和控制这一实践领域，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多，而温纳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