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与语用维度的文本阐释约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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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数据统计与开放式评论的定量和定性调查方法，以诗歌与小说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文本阐释的趋同问题。实验结果表明，由于受到语义和语用因素的影响，普通读者在文本阐释上具有趋同性，其中文本语言、文本内在关系、文本主体结构等为来自于文本本身的语义约束，而权威话语的影响和礼貌原则为来自于文本之外的语用约束。对实验的理论探讨表明，文本阐释是语义和语用约束下的不断向读者敞开的开放过程。

关键词：文本阐释；趋同性； 语义约束；语用约束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6-0161-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在艾柯与罗蒂关于阐释与过度阐释的争论之后，“文本阐释是否趋同”在阐释学发展的历程中已然成为一个经典的论题，但结论至今仍未“趋同”。传统本体论阐释学认为“意义是确定的”，既而文本阐释亦是趋同的。当代许多西方文论家指出文本阐释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约束，如伽达默尔认为，“作品自身中那种原本的目的的规定的痕迹不可能消失。作品乃属于它们的存在本身，因为它们的存在就是表现”[1]；尧斯的接受理论则认为读者共同体的阅读会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水平的制约，因此他提出“期待视野”[2]；伊瑟尔的“文本召唤性结构”和英伽登的“图示化结构”都认为读者反应受制于文本的内在结构[3]；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斯坦利・费什虽然否定了文本客观性的存在，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出现相似的阅读反应，这是因为读者接受了共同的阅读惯例[4]。艾柯指出虽然作品是开放的，文本阐释受到了连贯性原则、经济原则和互文性原则等约束而趋同[5]。读者反应受到诸种约束，阐释则呈现一定的趋同。

后现代学者们如米勒、布鲁姆、德曼、罗蒂等从不同的视角解构了意义的确定性。如米勒认为一切文本都是关于话语的话语，文本产生一系列无限联想的结构[6]。布鲁姆认为任何诗歌都是对其亲本的误释，一首诗的产生是与另一首诗息息相关的，一首诗的意义总是指向另一首诗[7]。德曼则认为由于文本与意义的不一致，一切语言都有修辞成分，因而一切语言都是欺骗性的、不可靠的、不确定的[8]。罗蒂则从新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阐释仅仅听从此时此地的意图、目的或者需要，而意图、目的和需要皆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从而阐释是无限度的[9]。后现代学者论述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在实践中，如果文本正如其所说的“意义不确定、阐释无限”，文本阐释是否趋同？

纯粹理论上的争论也许永远也达不到共识，因而有些学者试图转向对阐释是否趋同进行实证的研究，但结果也存在趋异的倾向。较早的实验是I・A・Richards在1929年让剑桥大学100多名的优等生阅读并写出对13首诗歌的评论，并抽出其中的评论片段进行对比。这些开放式的片段似乎验证了他“一百个学生有一百个论断”的观点[10]。Kintgen，Dias &Hayhoe，Benton等人对被试口头回忆、读书笔记或读后感之类的实证研究发现，文本阐释的趋同性并不存在[11]。之后Funder & Colvin和March & Ball等人又通过方差分析考察数对被试在阅读诗歌方面的趋同性，数据显示读者的反应并不趋同[12]。然而，趋同的实证研究主要有：Mial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被试在文本阐释中关注的句段方面是趋同的[13]；Martindale改进了I・A・Richards 的实验，得出了读者在情节的预测方面趋同的重要结果[14]。

目前文本阐释的趋同实证研究趋异既有理论层面的因素，也有其实际操作层面的原因。首先对“趋同”理解的偏误是导致某些文本阐释趋同实验失败的可能原因。文本阐释的趋同性实证研究自诉之所以鲜有探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当代学者尤其是后现代读者反应文论家们认为意义的不确定性，然而意义的不确定与趋同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问题。尽管某些阐释可能是荒诞的，但是仍有可能呈现趋同。例如，不管《哈姆雷特》的阐释多么的荒诞不羁，但至少在一些关键的情节上会趋同。其二，许多关于阐释不会趋同的实证数据可能来源于较小的被试群体的调查结果，如March & Ball，Fauder & Colvin等人的实证方法。这些实验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实验干预手段――被试的人数。在此之前，Nunnally于1970年把被试人数扩展到两组每组为25人并通过方差分析来考察被试在绘画、音乐等作品上的阐释趋同度，发现两组被试的测试结果高度趋同[15]。这个实验说明被试反应趋同实证的关键在于被试参与的人数足够大时研究结果才有意义，简而言之，被试阐释趋同度随着被试人数的增加而提高。只有当被试人数足够大时统计结果才有意义。其三，如果读者阅读反应的实验设计过于笼统，易得出相反的结果，如I・A・Richards ，Kintgen，Dias &Hayhoe，Benton等人对被试口头或读书笔记和读后感之类的简单调查，缺乏细化的定量统计方法；尽管Miall和 Martindale得出了文本阐释趋同这一重要的实验结果，但他们的实验缺乏系统性，只是从文本之内的某个语义约束因素验证了文本阐释的趋同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试图以英文诗歌和汉语小说材料为研究材料，改进传统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文本阐释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文本阐释是否趋同；如果趋同，在哪些方面趋同；什么是决定阐释趋同的关键因素。

二、文本阐释趋同/异的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设计

1.语义和语用维度约束因素

本文的基本命题是：影响阐释的因素可分为文本内外两个维度，即语义和语用维度。在语义维度上，读者的阐释受到文本语言、文本内在关系、文本主体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在语用维度上，读者的阐释受到权威话语和礼貌原则的影响。

首先，在文本阐释中，语言之间内部的静态组合关系是语义维度。正像利科所认为的那样，语义维度上文本体现的是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是面向读者、指向世界之前的一种暂时封闭于文本之内的理念意义[16]。从理论上说，文本的理念意义规定了文本阐释的限度，但从理论上说，限度之内的阐释也不计其数，因为理念意义可以还原为限度之内无数个个别意义[17]。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语言交往共同体接受的阐释却是一个或数个，为此阐释必然还受到实践中语用因素的制约。

其次，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动态交际则是文本阐释的语用维度。文本阐释过程远没有止于文本内部的静态关系――参与其中的不仅是语言的内部关系，同时还有语言和指涉文本之外与人的关系――读者和文本的关系。因此，以读者为中心的语用维度不可缺少。在现实阐释中，由于读者受到语言交往共同体知识即权威话语的影响和出于礼貌原则的“赞誉、谦逊、一致”原则，常常主动并有意无意地调整自己的“观点”，这也是阐释趋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本实验从文本内外两个维度――语义和语用两个约束出发，系统地考证文本阐释的趋同。

为了验证以上两个维度对文本阐释影响的理论命题，本研究设立以下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1.受到文本语言、文本内在关系、文本主体结构等语义维度的约束，不论读者的性别、学业程度、总体评价如何，对文本的阐释会趋于一致。

假设2.受到权威话语和礼貌原则的影响，不论读者的性别、学业程度、总体评价如何，对文本的阐释会趋于一致。

2.研究材料

实证材料分别为未被收录教材的13首英文诗歌和艾柯的畅销悬疑小说《玫瑰的名字》开篇选段。定量研究部分的13首英文诗歌皆来自于英美著名诗人之手，但未进入本科教材，以防被试受到其他权威话语的影响。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部分的实验材料为《玫瑰的名字》。这部小说一出版，各种研究论文和专著源源不断，关于题目“玫瑰之名”的解读几乎

构成一场20世纪末期的阐释大战。玫瑰是一种象征，具有多种含义。正因如此，本文选取了这一小说片段。《玫瑰的名字》是一部有着众多阐释可能性的小说，涉及逻辑学、哲学、符号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实证结果会因此更具有说服力。而作者艾柯更是当代文艺理论界屈指可数的人物，堪称意大利的符号，其思想著作涉略之广难以想象。

（二） 研究对象

参加测试的对象分别来自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2008年入校的全日制本科生和2011年入校的自考大专生。全日制本科生的4个自然班，共122名学生，平均年龄为22.1岁，男生为49人（39%），女生为73人（61%）。自考大专生的2个班，共76名学生，平均年龄为18.7岁，男生为40人（52%），女生为36人（48%）。在性别维度测试中，随机抽取全日制本科生40位男生和40位女生；在专业成绩维度测试中，在全日制本科生中选取了20位成功的英语学习者和20位不成功的英语学习者。成功的英语学习者在专四考试和校内的期末专业考试均分在82分以上；不成功的英语学习者未通过专四考试并且期末的专业考试为班级倒数前几名。在教育程度的测试维度中，随机抽取全日制本科生70位和自考大专生70位。

（三）数据收集

1.定量研究数据收集

被试阅读未被收录教材的13首英文诗歌，如P.J.Bailey，C.Rossetti，J.Donne等人的作品。每首诗的阅读时间为10分钟，然后根据语义差异量表对诗歌的语言进行打分，满分为7分，语义差异量表为Osgood的语义差异量表[18]。同时，根据对诗歌赏析的总体评价，实验分为喜欢（7分）、一般（4分）和不喜欢（1分）的态度，然后打分，满分为7分。在性别维度测试中，随机选取了80位被试，男、女生各40位，统计了打分情况。在专业成绩维度测试中，统计了20位成功的英语学习者和20位不成功的英语学习者的打分情况。

2.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的实证材料为艾柯的畅销悬疑小说《玫瑰的名字》开篇选段。在这部分的实证研究中，采用半开放式的问卷调查，根据性别、专业成绩维度、受教育程度三个维度（同上），进行数据统计。实验包括两部分的材料：7个句段的悬疑部分和5个句段的解答部分。在实验的第一阶段，悬疑部分为顺序被打乱的7个句段，被试被告知写出呈现句段的正确顺序并且解释这种编排的原因，然后根据情节自由地用汉语进行有声推理；第二阶段先对作者在当今文艺理论界的地位做一简单介绍之后，把作者的原文释疑部分呈现给被试，同样被试被告知可对释疑部分用汉语进行有声评论；实验的最后阶段则是用汉语对文章内容进行概述。整个过程历时20分钟，被试的阅读反应全程录制下来。实验结束后对有声汉语的自由推理、评论和内容概括进行文字转录。根据测试目的，两位中国老师（他们的评分具有相当高的相关性，经测试，学生英语作文评分信度值为0.78）分别对排序和文字转录的开放式测试部分进行整理和统分。计分具体情况为：悬疑部分排序满分为7分，一个句段1分；解答部分被试（而非计分老师）认为原文合理的为7分，一般的为4分，不合理的为1分；在内容概括方面，根据参考3个要点给分，每点为2分。

三、文本阐释趋同/异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定量研究

本文通过SPSS统计软件中的独立样本均值检验来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在21个语义分析层级上除了少数几个语义分析层级，不论是男生组与女生组，还是成功英语学习者组和不成功英语学习者组，在诗歌语言的赏析方面总体而言差异均不显著（参见表1）。而对诗歌的总体评价差异均显著（参见表2）。这两项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性别或是专业成绩优秀与否或是其他原因存在，普通读者在诗歌的总体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换言之，读者由于种种原因，对诗歌的总体评价可能是喜欢、一般或是不喜欢，但这都没有影响读者在语言赏析方面的趋同。简而言之，读者诗歌语言的赏析有着高度的趋同，这与性别和专业成绩优秀与否等因素没有明显关系。

（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在以往关于读者反应的开放式实证中，读者的反应各式各样，甚至有些阐释截然相反。这是因为开放式的评论对被试来讲可能是一个发挥个人鉴赏力和想象力的空间，也许被试会忽视文本一些显而易见的、普遍认可的、关键的点，而关注一些边缘细节，从而使实证得出相反的结果。为此，开放式的实证方法必须与科学的统计方法如评级、量表、自由度结合，实证结果才有意义，而不是通过简单的调查和对比分析，匆匆得出结论。

根据转录的文字，被试的排序理由不尽相同，但悬疑部分总体而言差异均不显著（参见表3），在文本的内部关系上被试是趋同的，从而说明文本本身对文本阐释的趋同具有决定作用。

关于内容的概括上，被试被告知对选段做出概括。被试的概括各有不同。

被试1：师生二人在去修道院的路上，帮助他人寻马，最后找到了马。

被试2：导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帮助修士们找马，经过推理，其中他运用了哲学、心理学、符号学等知识，终于找到了马。

被试3：这个故事有点自圆其说，故弄玄虚地推测过程，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古代找骆驼故事的翻版而已，只不过是把骆驼换成了马：马丢了――推理――马找到了。

被试4：……

可以看出，不管对故事情节作何评价，被试的概括几乎不可避免地在以下三个参考要点上达成一致：推理；找马；马找到了。内容概括的研究数据表明读者在文本主体结构上有着高度的一致（参见表3），从而也说明了文本本身决定了文本阐释的趋同。

同样，根据转录的文字，发现读者对文本中感兴趣的疑问各式各样，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如：为什么要以《玫瑰之名》作为题目呢？为什么导师认为修道院有钱？他又为什么判断院长喜欢在公众场合大肆炫耀？为什么修道士和雇工们焦虑不安？为什么导师如何断定丢失的是马？他对马的失踪情况为何如此清楚？导师怎么知道马叫布鲁纳勒斯，又是如何对马的外形特征了如指掌……读者出于个人的爱好，对于不同的疑问进行了长短不一的推理评论，但对原文释疑部分合理性的认可数据差异均不显著（参见表3）。读者对于作者原文释疑的合理性认可趋向高度一致，说明权威话语和礼貌原则的“赞誉”和“谦逊”是约束读者阐释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分开放性评论中，86.3%的被试均作出了类似的评价：作者艾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他的推理妙不可言，并且“谦虚”地评价自己的阐释不如艾柯的精彩。这不仅说明权威话语，而且礼貌原则是约束阐释不断趋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结果讨论

1.文本之内的语义约束是文本阐释趋同的根本原因

实验数据表明，读者在文本语言、文本内在关系、文本主体结构等三个方面的反应趋同，说明文本本身对文本阐释的趋同重要作用。音乐与语言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音乐中的单个音符，没有意义，只有当它们组成句子即乐句时，遵从某些我们现在还难以确切

做出的抽象规则，才成为乐曲，对这些形式的任意变动势必破坏乐曲的美感。更为有趣的是，人们之所以能够凭直觉判断哪些是音乐，哪些不是，是因为人们把握了音乐的某种抽象结构。

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具备了某种抽象结构。如果我们随意更动一首诗中的一个重音，那么这首诗的韵味和魅力就有被破坏殆尽的危险。所谓作品的限定或约束实际上是作品本身所固有的结构，这种结构来自创造者对艺术本质和艺术模式的把握，这种把握基本上是内在的，是由我们生理结构决定的，它构成了人性的一部分。从欣赏者的角度看，他的任务首先是揭示篇章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挖掘篇章的内涵，暴露其特异之处，这就是创造，但这种创造无疑是建立在篇章结构的基础之上并受其制约的，创造与约束构成了创造和理解的两面，相依相存，没有约束，创作就不成其为创作，理解也不成其为理解。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创造性与一般创造性在本质上基本相同。一般创造性除了具有语言创造性所具有的创新性、合宜性和不可预料性外，还具有价值性[19]。这里的价值性就包括了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美学性质。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

，我们可能天生地具有创造科学理论和具有美学意义的作品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实际上预设了它只能发生在一套管辖和约束系统之内，这就是说，所谓创造，就是有约束，有限制的创造。为此，每一个文本都具有其独特的结构，是其成为此文本而非彼文本的约束。这便成为了文本阐释趋同的一个根本原因。

2.权威话语和礼貌原则对文本趋同的重要作用

实验数据表明，权威话语和礼貌原则对文本阐释的趋同起着重要的检验作用。如果把“权威话语的影响”作为阐释的标准很可能会招致许多方面的诟病。在许多人看来，权威话语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特定的伦理模式、审美旨趣和权力意志，却偏偏要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出现，为此，要搁置一切价值评判，保持价值中立。例如，与“反对阐释”和“新感受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珊桑格塔就认为一元论式的阐释无外乎是政治压迫的象征化形式，反对唯一的一种阐释，即那种通过把世界纳入既定的意义系统，从而一方面导致意义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却导致真实世界日益贫瘠的阐释行为。换言之，她希望以对世界的多元化的复制来瓦解对世界的单一化的复制[20]。与“过度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罗蒂看似激进的观点并非毫无根基或纯粹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肇始于他对某些话语特权现象的贬抑，希冀实现文化的“平民化”。在罗蒂看来，所有的阐释仅仅听从此时此地的意图、目的或者需要，意图、目的和需要皆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从而阐释是无限度的，约束是不存在的。罗蒂对阐释无约束的主张，所要表现的只是一种后哲学文化姿态：任何阐释都是可以接受的，阐释没有优劣之分。

然而，人们不可能会在“姿态”、“期待”与“事实”之间划一个等号。“姿态”或者“期待”是一种支持、理解的心态，而不是事实。事实是，自认为是自由、偶然的邂逅并不就是真的自由、偶然的邂逅[21]。尽管平等、自由、民主与多元的姿态很重要，但是否应该就此放弃任何对阐释应有的判断、标准和检验？我们需要标准，否则人们相互不可理喻，争辩甚至斗争不折手段，生存就会因为失去基本秩序而无安全可言。的确，在今天，社会的多元性、不同利益主张的人的共生共存是一种难以改变的事实，不同人群的利益、主张、生存方式和愿望不同，有平等的、充分的辩论空间，才会有共识的形成。在不同利益和主张的人群中形成的共识，不是建立在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一元论基础之上的独断，而确立的最基本、共同的概念和规则才是我们需要的权威话语。在这里，权威话语是语言交往共同体知识的现实化。简言之，“语言交往共同体共识是检验阐释的标准”[22]。语言交往共同体强调共同体共识是建立在人们交往理性之上的，通过不断商讨、争辩、解释而生成的共识，是一切知识的先验条件。

3.文本阐释的趋同与创造相辅相成

正像海德格尔说到的那样，阐释是一个沿着路标探路的游戏，直到终点的到达。在这场探路的游戏中，连接路标向前迈进的是读者[23]。理解因此成了一种探索，这就使理解有了不确定性，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理解的创造性和创造性的理解才是可能的。简言之，阅读理解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过程。然而，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开放性研究都说明，尽管存在着无数的阐释可能性，阐释仍旧会趋同。好比下棋，奕棋规则指引棋手在任何供选择的几手中作出选择，但我们无法预料他会作何种选择。阐释这种创造性的行为就是一种不可预料但同时其可能性范围又受到限制的行为。欣赏者的想象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想象，它始终围绕作者所给予的物质类似物而进行，它必须通过物质类似物的虚无化展开自己的想象意识。因此，萨特说：“如果说作家是沿着心理想象――物质类似物的过程进行创作的，那么读者或欣赏者则在沿着物质类似物――心理想象的反向进行的。”[24]这就是说，从某个角度上看，欣赏者是在规定方向上创作，是在物质类似物引导下的自我创作。“规定方向上创作”这句话表明，欣赏者也是创作者，欣赏也是一种创作活动，但这种创作活动受到具体的具有物质特性的作品的制约，因此同样是一种受约束的创造。

四、结语

正是由于认为意义不确定，存在误读和众多的阅读可能性，文本阐释的趋同性的实证问题也因此被长期忽视，如卡勒就在其《结构主义诗学》和《论解构》中明确提出应放弃对经验读者的阐释趋同实证研究。尽管阐释在想象中应该是不可能趋同，其实在实证研究中，被试作为经验读者，没有也不可能像批评家一样对诗歌作过于深层次的、隐含意义的阐释，毕竟过于专业、理论化的深刻视野，如女性化、后殖民化、后现代等视野等都是需要来自专业素养背景和经历才能获得的。关键的是通过实证考察的是大多数普通的读者，而不是来自不同批评家的阐释趋同性，这样的结果才具有重要普遍的意义。

笔者通过数据的量化取证和理论的质化分析发现，尽管存在性别、成绩和受教育程度等差别，但被试在文本语言赏析、文本内在关系、文本主体结构、权威话语及礼貌原则对读者的约束等方面均趋向高度一致。这一调查结果对于文本阐释学，尤其是阐释的约束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文本语言赏析、文本内在关系及文本主体结构属于文本本身的内在约束，而权威话语的影响和检验属于文本之外的语用约束，文本阐释的趋同受到了二者共同的作用。至于文本还会在哪些方面趋同，趋同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语义和语用趋同又是如何相互契合的仍需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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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Restrictive Factors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DONG Liy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P. R.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using English poems and opening excerpt as research sample，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readers’ agreement. Rating scales and open-ended interviews alike have been employ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experiment. Data show a commonality of response in five areas： language appreciation，relationship between phrases，intrinsic structure； and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and principle of politeness. The first three come from semantic restriction in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greement and the last two from pragmatic restriction in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greement.

Key words： textual interpretation，agreement，semantic restriction； pragmatic restr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