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一半宅着,一半“放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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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自己是“宅男”，几十年里，他把自己修养成一本线装的书。他否认自己保守，他不但以作家等多种身份与社会保持着良好的互动通道；而即使宅着，他也总能任好奇心牵着，去“放浪”去信马由缰——这里的“放浪”，取义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与世俗的“放浪形骸”有所不同。
在朝外一间咖啡厅见到张大春老师的时候，一家电视台的同行正在撤离。“是韩春丽吧？”屋内的大春老师冲正要进门的我大声友好地问道，并非探询的目光，因为，我们在网上微博里已经认识了一两个月，虽然分处海峡两岸，但网络让世界不再有须臾的距离。
大春老师着浅色休闲装，头发略有白丝，与他网络上天天义务辛勤普及古汉语常识的形象十分相得益彰。其实，在很久的意识中，一直觉得大春老师就是一本古典的线装书，淡淡的，但泛着墨香。在了解了他曾经媒体记者曾经主持人一直好儿子好父亲的诸多身份，再粗略翻过他作为作家，此次来京主要携带的两本新书《四喜忧国》《小说稗类》后，觉得这本相对沉寂的线装书突然有了响动，原本素笔的绣像插图更是一眨眼全都换成了彩妆。
于是乎，网络上满嘴之乎者也的张大春老师，真正立在面前，与记者笑颜对谈，便成就了一段颇有些观赏性的视频。
当然，内容一定强于形式，想看，就一起来看看吧。
在模仿中掀开文学的盖头
《中国青年》：最早听过您作词的一首歌《未来的未来》，内中有句歌词“我的职业是自由”，见您后来对网友解释说，“这首歌原名《模糊的未来》，修改时，我30岁，待业中。”您能具体讲一下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吗？
张大春：台湾年轻人是要当兵的，我那时是当一年零十个月，现在是一年一个月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当时我从辅仁大学四年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读四年硕士，我是上完研究生又去当的兵，26岁当兵，28岁退伍。那时候不打算工作，因为我算了一下，一个月大概写一个短篇小说就可以过日子。我的日子很简单，只要汽车有油能跑，我有烧饼油条吃就可以了；我也只想混着，写写自己乐意投的东西，没有什么野心。
不过写这首歌时，我还没真正退伍。在部队我教书，教类似高中课程的国文与历史。虽说算不得待业，可我心里已经有了退伍后如何呆着的想法了。所以，那首歌的背景就是：我根本就没想到要工作。
《中国青年》：最早您是从多少岁开始写小说的？
张大春：从二十七八岁吧。是受台湾一个老作家，也是朱天文、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的影响。特别喜欢他作品的风味，他用笔墨介入现代生活反映现代生活，没有生离死别没有大的悲欢离合，就是一对小情侣在公寓里面打打闹闹开开玩笑那类，我就学他这个风味。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讲，这种没有重大转折或者叫重大主题的小说情节反而很吸引我。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现代主义小说里非常近代的一个小传统，契科夫、卡夫卡都是这一类的。但我是从模仿朱西宁开始入手的。因为自己的生活经验也不够，只好从很小的很卑微的或者很琐碎的日常里去掌握小的趣味，所以是无关宏旨无甚高论的这种写实主义。
《中国青年》：第一部小说是什么？
张大春：叫《悬荡》。当时发表并得了台湾小说大惊喜奖，共有六篇获奖。那六个获奖者到现在只有我还在写，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中国青年》：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应该算处女作吧？您写作没有经过字纸篓里扔满废弃稿，就直接发表了？
张大春：没经过，我几乎没有被退过稿。但是年纪越来越大却反而越被退稿多了，《南方周末》叫我开专栏，写一篇退一篇，退过好几篇了，因为他们觉得我写得不够政治，或者不够时论。有的准备用了，但觉得还稍不靠谱，我说那就再重新写。退稿绝对不会伤到我的感情。正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没有被退稿的经历，所以退稿对我没有挫折感。我的书稿也被我太太退过两次。
《中国青年》：您太太是做什么工作的？
张大春：原来是《中国时报》的，现在自己在开出版公司。本来是她先约我稿的，但看过后说这个不行，退稿。
《中国青年》：是走后门啊！（笑）
张大春：不是不是。她16岁我们就认识，我28岁，大她一轮。在她念高中的时候，来采访过我，那时候并没交往。
《中国青年》：哈哈，好浪漫啊，采访的时候，把一个人给俘虏了。
张大春：（笑）
《中国青年》：开始写作是模仿的，后来什么时候改成自觉地写作了？
张大春：我的小说《剑使》可能稍早于或稍晚于《悬荡》，《剑使》就完全没有了模仿的痕迹。过了几年，我觉得可以学一学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作者）的笔调、行文的方式与结构，这样写过两年，也可以说是模仿，但行文中既讽刺又开他的玩笑，觉得模仿与自己两方面的意义就都在里面了。模仿不是一个单纯的阶段，过来了就再没有了不是。我认为，如果我觉得某个作家，不管他是前辈还是年轻作家，他的风格不错，我可能都会去模仿他的。
记者：80后这种风格模仿得了吗？
张大春：80后就很困难了，因为是在不同的语境里面。模仿是需要很强的动机的，需要很强烈地打动你，你才会有意愿去模仿他的语言模式甚至腔调。
而就80后整体而言，很难打动我。
好奇心可以弥补“宅”着的缺憾
《中国青年》：看到朱天文在您的《聆听父亲》一书的序言中，提到“浪子回头”之类的词，我很想知道，那是个怎样的状态？
张大春：她意思是说，我以前写东西很野，“后来变得很老实”，还没有等到当父亲，差不多结婚以后就老实了。这个跟任何外在事物包括跟结婚，没有关系。我认为人变老实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中国青年》：读过您做电视，采访台湾著名小说家黄春明时，对于他所言一起去“放浪”，实际从没有真正去放浪过，因而对这段保留了“非常美好的记忆”，还说到了想跟他一起做饭什么的，这个细节挺让我感动。就想，原来张老师不是作为浪子“放浪”过了吗？何以对这个“放浪”还如此念念呢？
张大春：那个“放浪”是日本字，是指没有目的的，去旅行而且是几个人一起，那才是称为“放浪”，与放浪形骸完全是两套语义。而且世俗的放浪形骸跟最早王羲之的放浪形骸又不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悟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的意思，说的不是后来的吃喝嫖赌。
《中国青年》：我经常在微博与博客里看您写古诗，您自己还常常说自己在宅着，在我看来，这个宅已不单是身体的状态，思想上也有宅的成分，您觉得这是不是跟小时候便钻进古诗有关系？
张大春：是有可能，绝对有关系。如果真的按“宅”来形容一个人，那是个极端保守的人，可我又不是这样的人。虽然很多地方都不去，看起来很宅，可我根本不依从主流价值。
《中国青年》：那您是完全依从自我内心了？
张大春：抽象地讲，可以这样说，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对世象对政治对陌生甚或熟悉事情的再认识，广泛地培养或者锻炼自己对诸事的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弥补“宅”所造成的保守缺憾，甚至完全将其洗掉。
古体诗是为自己为朋友，不会出版
《中国青年》：看到您曾经明确表示，您的古体诗虽已写了几千首但也不想出版，这是为什么？
张大春：是不会出版，为什么要出版呢？
《中国青年》：那您写作这些是为自己写还是为他人写？
张大春：我每天在家，仰卧起坐，拉单杠，应该不需要把这些东西用视频随时发在微博上吧？对我来讲，诗是非常非常个人的东西。跟朋友之间，要表达某种思想，表达不清楚，来，我写首诗给你。你能体会，体会，不能体会就算了。我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中国古典诗不是有许多唱和吗？意思就在这里。我跟另外一个人唱和，加起来总体占我作品的六七分之一吧。这是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东西，就像微博里不是有私信吗？你干吗出版我的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