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扭转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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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内，一个更加富裕的亚洲（以及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将掀起一场中产阶级革命，其消费能力将相当于两个美国。

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在全球产出中占据主导地位，制造并出口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商品，投资和消费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地区的总和。今天，在2010年，美国和欧盟(EU)正在生产、制造、贸易和投资等领域被世界其它地区所超越――但消费却没有被超越。过去三年爆发的一起起戏剧性事件，如次贷危机、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倒闭、希腊赤字和爱尔兰破产，可以突显出（但不应该掩盖）上述威胁着西方的全球经济转变。美国和欧洲面临的危险是，将出现持续多年的低增长和高失业。

不过，衰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十年之内，一个更加富裕的亚洲（以及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将掀起一场中产阶级革命，其消费能力将相当于两个美国。即使把日本剔除在外，到2020年，亚洲市场在全球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将从本次危机前的12%升至32%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这种转变可能是最有效的危机退出战略，并且有助于世界经济恢复平衡――但前提是欧洲和美国能重整旗鼓，有能力将其高超的创新和全球品牌商品输出给亚洲新兴的十亿中产阶级。但是，只有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这些具备附加值、由科技驱动的定制产品和服务的交付才会成为可能。

在此，上世纪30年代的传统紧缩方式――尤其是削减科技、大学和教育投资――只会让欧洲和美国错失东方的巨大机遇。历史将会判定，这些新近流行起来的正统理论与上世纪30年代毫无根据的确定性一样错误。事实上，只有通过倡议达成一项新的全球贸易协定，并要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美国和欧洲才能从世界新市场中受益，才能确保对保护主义的担忧不会像以往那样变成真实的孤立主义。

放弃、甚至贬低使全球经济更快增长成为可能的经济合作，会让我们陷入失业率高企的境地。自20国集团(G20)在2009年的两次会议以来，世界各国一直龟缩在国家的“保护壳”中。各国人民被告知，他们的问题与全球结构调整几乎毫无关系；各国政治家们也未能承认，他们面临的挑战并非源自国内。对各国政治家来说，推卸责任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过，金融不稳定、贸易和全球失衡等重大议题属于全球性问题，需要把全球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来加以解决。

考虑到这些问题难以通过“一国方案”加以解决，我认为应该授权G20新主席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Sarkozy)采取两项举措。首先，通过对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工作展开国际协调，他能够创造出全球银行业标准和规则目前所欠缺的确定性。其次，作为西方未来多年财政整固方案的一部分，他应当提出一项与东方消费支出更快增长相匹配的全球增长计划，为旨在在美国和欧洲创造新就业的投资提供空间。

欧元区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它的财政赤字、银行债务以及抑制增长的结构。这三大问题目前正迫使欧元区各成员国不得不把伴随高失业率的经济萎缩当作最佳出路。欧元区应当商定一个时间表，把债务水平削减至国民收入的60%。但欧元区各国还拥有大量银行债务，不仅是成员国，核心成员国也是如此。各成员国无法调整其汇率，并且受到“一刀切”的利率的束缚，因此它们还需要其它的灵活性――这就是它们应当在劳动力、产品和资本等市场都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原因。

我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因为我认为那样太不灵活，难以实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种种目标。但欧元的崩溃将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灾难，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欧洲范围。因此，正如G20在2009年4月先全球市场而动、避免了一场大萧条一样，欧洲现在也需要有自己的高潮时刻，一举化解自身面临的三大挑战。

本文作者系英国前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