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改变了的气候和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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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堪称考验人类生存的元年。气候异常显示威力，多个国家暴雨成灾，北半球国家酷热难耐，南半球国家却气候严寒。在中国，整个夏天被酷热和暴雨折磨得苦不堪言，直接经济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亿元，而间接的心理伤害更是无法估算。

面对接踵而来的气候、生态等自然压力，人们不能不问：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地球真的是变了吗，人类真的需要无休止地与灾害相伴吗？看看我国南方长江流域的人们，每到夏天便要与洪水、塌方、泥石流作斗争，至今有些地区的灾民仍生活在困苦与威胁之中。

答案很简单：这是不健康发展的结果。很多地方围湖造田，占河造楼，与水争地。发展了这么多年，很多地方富起来了，漂亮的公路、洋房和村舍处处可见，但威胁却高悬头顶，很多地区变成了人类不适宜居住的地区，一发大水便是泽国。为什么辛辛苦苦努力发展到头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

回想我们这一代人贫穷落后的童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有这么多自然灾害吗？那时的生活的确清苦，但有那么多对自然天气的担心吗？我童年时住在家乡，村外的山坡上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松林，房前屋后树阴茂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没几年光景，青山变成了秃山，绿村变成了灰村。

这是山东半岛的情况，西部地区又是怎样呢？1982年秋，我在新华社陕西分社工作，去到陕西最南边的一个县――镇巴县腹地，已经很难见到高大的树木。然而据村民说，刚解放时，这里到处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直径一两米粗的大树比比皆是，整个秦岭和大巴山都被森林覆盖着。仅仅20年光景，秦岭秃了，大巴山秃了。

为了寻找森林，1982年初冬，我去到秦岭南麓的佛坪，陕西林业局海拔最高的一个作业面。这里，松树早已采伐净尽，只剩下海拔2500米以上的杉树林。当我来到秦岭西部的太白林业局时，海拔2600多米高的作业面只有稀疏的白桦林。金丝猴在树枝上跳跃，为它即将消失的家园哀鸣。

甘肃陇南舟曲的命运与秦岭和大巴山一样，昔日郁郁葱葱的舟曲此时已变成荒山秃岭。当森林消失之后，由于没有植被截留雨水，降雨可以迅速形成山洪，形成泥石流。

发展到今天，降雨已不是以山洪形式出现了，而是以大面积的滑坡和泥石流形式出现。人类生存的根基已经动摇了，情形比当年恶化得多。现在的中国，由于植被破坏后，已经发展成地质危险区的面积有多大？几十万平方公里，还是几百万平方公里？今天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由此我想起人口问题。看看刚发生过地震的青海玉树，在这样生态恶劣的地方居然还生活着那么多的人。而舟曲，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居然有那么大的一个县城。密集的人口与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今天我国的西部地区，按联合国标准每平方公里只适宜生存4人的一些地方生活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就是这些人口，在已经退化的土地上啃噬，使西部的生态陷入恶性循环。上世纪80年代，我在陕北黄土高原搞调查时，就意识到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类活动所致；上世纪90年代，我在内蒙黄河南岸看到几乎荒漠化了的沙原上仍有牧羊在啃噬着稀疏的植被，感到这已经是无奈的发展了。

为此，我在多年前曾建议从西部向东部移民，把那些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移到东部来，但这些建议从未引起重视。是我国的东部地区无法容纳西部的人口吗？不是！我国每年到东部地区打工的人口有一亿多，东部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几千万人，而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区的人口也不过一千万人，移出一部分人来本非难事。

这些年里，许多地方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追求GDP，能砍的砍，能挖的挖，竭泽而渔，但环境恶化需要将来付出多大代价，几乎没人关心。增长至上的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生态压力和环境破坏。人水争地，争地，人树争地，成了引发生态灾难的重要诱因。中国的生态环境压力太大了，已经是超负荷了，很多自然灾难都是因此引起的。近些年来，某些学者对计划生育政策发起攻击，呼吁放弃独生子女政策，笔者并不认同。的确，我国面临着老年社会的到来，但可以明显地看到，假如没有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今天我国的人口压力和生存压力、环境压力还不知道大到什么程度。

严酷的老龄化社会已经来到了，的确不好过，但你不能既享受人口红利，又拒绝老龄化社会，又逃避生态灾难。在老龄化社会和生态灾难之间，在经济增长与生态资源压力面前，在发展与环保之间，你必须作出选择。这就是现实，压力和张力并存。

中国要发展，无可置疑。但如何发展，还有待思考。

（作者系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