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子想象的“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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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话语输出与话语接受常常会出现不等值现象，由此产生了话语信息差。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中“我”的失恋就是由以内心独白和独立女性意识为载体的话语信息差导致的。

关键词：西西 “失恋” 话语信息差

余华的小说以探索人类生存本相为主题，文本中反复使用重复艺术表现手法，并在文本中不断追求进步，达到艺术表现与主题完美契合的程度，在苍凉的背景中展示生活和生存本真的美。

一、重复：修辞与文学叙事的媾和

余华分别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两部小说：《许三观卖血记》（1995年）、《活着》（1998年）标志着他风格的渐变，由前期的先锋主义转向后期的现实主义风格。《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的叙事方式：用不断重复的事件表达作品的主题。但他对形式的孜孜追求是为了达到主题的完满，对“生存”的关注，使他的作品有了崇高的主题。

重复，最早是修辞学术语，指依靠重复某一词或词组来达到特定效果的修辞方法。在诗歌中，重复是最基本的修辞原则，体现在对押韵、格律、对仗等形式上的要求。重复也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主要指对某一事件的反复叙述。叙述学上则体现在叙述频率上，根据热奈特的理论，重复指多次讲述发生过一次的事。美国当代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认为，重复有两种形式：“从细小处着眼，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成分的重复：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隐蔽的重复则显得更为精妙”；从大处看，则有“事件或场景”的复制、“由一个情节或任务衍生的主题”在同一本文中的复制和在一部小说中“重复他其他小说中的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1]

从整体来看，余华的小说里自始自终贯穿着重复的线索。从其早期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余华小说的主题指向基本一致――苦难，他对“苦难”的反复演绎采用的正是重复的叙事手法。《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次次去医院卖血，卖血的缘由各不相同，但因卖血而举行的“仪式”――卖血前“胀尿肚子”；卖血后要吃一盘炒猪肝，喝一壶黄酒等等，在每次卖血中几乎都存在。《活着》中富贵亲人的一一离世。但其重复并非简单的回环往复，而是一个主题不断深化、意义不断增值的过程：对“苦难”的原生态的描摹到揭示生活乃至生命的真谛――忍受并承担“苦难”的生活态度。与此同时，余华又在作品中极力地控制叙事，保持着小说叙事始终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来进行，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某种强大的艺术张力。

二、重复：从细处到大处的演绎

结合美国当代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的重复理论，以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为例，从文本中的声音、情节和文本结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余华小说中无处不在的重复叙事。

首先，反复咏叹的复调――声音的重复。声音重复主要表现在文本中人物声音的重复、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声音重复。

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人物对话占全文2/3的篇幅。这部小说几乎所有故事情节的发展、历史跨度的跳跃、人物矛盾冲突的处理，都是由对话来实现的。人物对话不但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的演变，而且也推动小说叙事向前推进。人物在自我讲述中获得了自己的声音，让小说中的人物自己来开口说话。对话重复让小说的叙述视角更加丰富，叙述视野也随之更加宽广起来。小说在简单的重复中达到了意义更深层次的扩展和延伸。人物的对话也产生了强烈的音乐感，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召唤力量。重复在文本中表现为许玉兰坐在门槛上的哭泣：

“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今生让何小勇占了便宜，占了便宜不说，还怀了他的种，怀了他的种不说，还生下了一乐，生下了一乐不说，一乐还闯了祸，一乐闯了祸不说，许三观说他不管，许三观不管，何小勇也管，何小勇不仅不出钱，还揪我的头发打我的脸，何小勇伤天害理，何小勇不得好死。这些都不说了，明天方铁匠带人来，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在许玉兰发泄式的自言自语中，读者找到了余华小说中突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给叙述带来了强烈的节奏感和回环婉转的韵律美。许玉兰的这两段诉说，有着分明的层次感，达到层层递进、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声音重复，让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和叙述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从而扩充了叙事的艺术空间，也大大扩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可以从两个主要人物的对话中感觉到在生存困境中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里那颗跳动不安的心，让原本不善于表现人内心世界的语言叙述变得富有生气，富有艺术想象力。

其次，以小见大――情节的重复。情节重复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死亡重复和哭泣重复。小说中，情节的不断重复使读者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苦难”精神的冲击，比声音的重复创造出更大的想象力空间，牵带出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小人物的苦难命运。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情节重复最精彩的部分是卖血重复。许三观十二次卖血的苦难历程，用自己的鲜血来拯救亲人于危难的宽厚与善良，表现出了一种博大的坚忍和爱，对苦难的超强承受力和忍耐力，成就了一个朴实、善良、宽容的高大父亲形象。许三观简单的生活中，循环不止的“卖血”构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前面的十二次卖血经历都是为了除了自己而外的家人，在晚年的第十三次卖血中，他想为自己去卖一次血，未能遂愿。在循环往复的卖血经历中，许三观的生命历程不断得到拓展和延续。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每一次苦难的打击，每一次对正当生活的欲求，都赋予了“卖血”以不同的生存意蕴，让其不断折射出人性与政治、文化、伦理等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余华在《活着》这部小说里以琳琅满目的死亡来表现人类无边的苦难和艰难的生存困境，体现了自然生命的坚韧以及“活着”这一最朴素的生存愿望。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福贵在苦难中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容纳，学会了接受。面对每一次像刀子切割神经般的苦痛，他无能为力，只有无奈地承受，于悲伤的极限处善待生命，默默地承受生命之重。重复亲人的死亡，成就了福贵苦难的命运，让他在遭受苦难的无情摧残中人格一次次受到磨练，意志力和耐受力不断增强。重复所建构的悲剧世界成就了一部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受难华章，命运像无形中的魔爪一样操纵着人物重复死亡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击打着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从而揭示了主题――“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2]

重复，一次又一次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向高潮发展，推动了叙事的前进，渲染了气氛，创设了艺术情境，显得韵味十足。作者在文中不惜大量运用带有排比性质的语句和语段来往复强调故事的节奏和强度。

再次，见微知著――重复的圆环结构。圆环结构是从文本的整体着眼，对作者采用的文本结构的概括。圆环结构串联起小说中所有的社会背景、人物处境和人物命运。《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都采用了以描写普通人物命运为题材，而展开对社会的深层思考。

《许三观卖血记》中无意识且诙谐式的第一次卖血经历看似可笑，却开启了许三观的卖血生涯。之后，从青年一直卖到壮年，在种种有意识无意识念头的催促下三番五次地卖血。老年时最后一次卖血，仅仅是想重温当年的经验，但卖血未遂，因为生活告诉他无需卖血，故事便在许三观无处卖血的哭声中收场。从而使卖血意图从无意识经过多次有意图的重复最终回归为无意义，构成一个圆环结构。《许三观卖血记》中文版前言说：“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3]

《活着》开篇即是在乡间采风的“我”，偶遇富贵，由此展开对富贵苦难一生的描写，在富贵以平静的语调回忆亲人的一一离世后，小说最后又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活着的富贵身上。

余华写许三观、福贵此类的人物也同样写出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平民百姓，写他们的生活也写出了以他们为代表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即普通小人物的爱憎、丑恶等多重矛盾性格及生命的韧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普遍的人生经历，留下历史思索，从而拓展小说的意义空间。

三、重复：存在的可能

余华的重复叙事使作品充满着文学叙事的张力，音乐中重复的叙述方式影响了余华小说中的重复叙事。

余华说，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是如此庞大的音乐，里面却只有一两支主旋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艺术作品，用非常简洁的东西，却表达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主题。这是我的梦想”。

在与潘凯雄的谈话中，余华谈到：“这部作品（《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许三观卖血记》）中出现的一些重复，应该说是音乐教给我的”。[4]

神圣的聆听使余华注意到了乐曲的叙述方式，“我开始思考巴尔托克的方法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可以更为直接的去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我明白了叙述的丰富在走向积极以后其实无比单纯，就像这首伟大的受难曲即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引者注，将近三个小时的长度，却只有一两首歌的旋律，宁静、辉煌、痛苦和欢乐地重复着这几行的旋律，仿佛只用了一个短篇小说的结构和篇幅表达了文学中最绵延不绝的主题。”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第一乐章中，余华听到了“叙述中‘轻’的力，那个著名的侵略插部，侵略者的脚步在小鼓中依次的重复压迫着我的内心，音乐在恐怖和反抗、绝望和战争、压抑和释放中越来越沉重，也越来越巨大和摄人感官。”[5]

巴尔托克和梅西安让余华看到了艺术的民间性的生命张力，而巴赫和肖斯塔科维奇则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两种叙述方式的巨大力量，这就是以“轻”写“重”的方式和以“单纯”写“丰富”的方式。而体现这两种方式的具体手段正是“重复”。如《马太受难曲》从头到尾只有一首歌的旋律，却以女声、男声、和声等反复吟唱和演绎。音乐正是以这种重复的叙述方式反复地直接冲击听众的耳膜，从而使他们对作品的主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作家的余华敏感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并且几乎是出于作家本能的将其联系到了小说创作之中，他为文学找到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音乐的叙述方式给了余华创作思想上的灵感，他决定“要用《马太受难曲》的叙述方式来写”。[6]

余华在小说中广泛运用重复叙述手段，用繁琐的重复让主人公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使简单的音符奏出一篇篇超意义的华美篇章，产生特殊的音乐效果。这是余华走进现实生活及写作态度的反映，同时，文本中的重复并不是简单的回环往复，每一次的重复都是意义增值的过程。米兰・昆德拉说：“简练的艺术对我来说是一种必须。它要求的是永远直接地走向事情的中心。”[7]就《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来说，意义直指“苦难”这一主题，用重复叙事演绎“苦难”的现实状况的同时，把“苦难”内化为人物性格，揭示出其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由此，余华实现了由先锋文学到现实主义文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