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泰勒斯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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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艺术设计发展史上,人类运用理性思维,经过漫长而活跃的探索,塑造了经典,留下了规范。但是,规范也会使经验僵化,使艺术创作走入极端并沦为一种形式主义。综观历史的发展,艺术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理性思维不是惟一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从人类思维的审美艺术性出发去研究,才能更真实地把握人类艺术思想的实质,更好地实践于艺术设计领域。
[关键词] 艺术设计 理性思维 规范
古希腊哲学学派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有句名言――“一切是水”,“一切是水”的意思便是“一切是一”。与泰勒斯不同,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自然界杂多现象之中,统摄一切的原则或原素。他们通过“数”的角度去研究音乐节奏的和谐,并把这种研究方法推广到建筑、雕刻等其他艺术,探求什么样的数量比例才会产生美的效果。尽管两个学派对于构成世界的基本原素的结论不同,但是,他们所说的“原素”都是指事物的共性。于是,寻找共性,通过共性来把握一切事物便成了人类理性思维活动方式的开始。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建筑界出版了许多理论著作,例如,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阿尔伯蒂的《论建筑》、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等,这些著作在哲学上都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深深影响。阿尔伯蒂说:“那些使声音组织得悦耳的数字,也就是使我们的眼睛和头脑舒服的数字。我们应该从音乐家那里借用和谐的关系的一切规则。”在《建筑十书》中,对建筑物的分析研究充满了数的比例关系,强调必须按照建筑物的种类追求特有的均衡。从柱檐、柱身到柱基等各种建筑部件以及建筑空间布局上的规划都做了详细的数的比例规定。甚至提到视觉有错觉的地方应当依据理论来补偿。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和维尼奥拉发表的《五种柱式规范》都对柱式制定了数的规范。此后,欧洲的柱式建筑大多根据他们定下的规范来建造。
一、制定规范,往往是一种艺术成熟的标志
一方面,规范使之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形式。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建筑设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空间布局到施工设备和技术的运用,从府邸、学校、教堂到广场建筑群的设计建造都有重大进步。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是世界上最卓越的建筑群之一。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规范的柱式、拱券、穹顶无不给那个时代留下鲜明的印迹。20世纪初现代主义从建筑设计中发展起来,其奠基人勒科布西耶认为现代装饰艺术没有装饰,应把重点直接移至纯粹比例与简单几何形体的和谐上。现代主义大师米斯•凡德罗提出“少则多”的原则,后来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钢筋混凝土预制件结构和玻璃幕墙结构得到协调的混合,成为国际主义的标准,改变了世界建筑的面貌。
另一方面,规范使之适应生产技术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和技术有很大发展,产生了哥白尼、伽俐略、牛顿等科学家。建筑的施工能力和机械制造能力也大大提高。建筑的实践,本质上是物质生产过程,它离不开物质生产的基本原则。于是,经济、合理、适用、便于施工的各种建筑部件和方案也逐渐被规范起来。现代设计则更为明显,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生产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如何解决众多工业产品、传达媒介等的设计生产问题就是现代主义运动发轫的时代背景。现代主义具有的民主性、大众性、工业性等特点正是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体现。特别是近几十年,设计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有着广泛的交集。例如,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鸟巢所使用的特种钢、水立方外表层的膜结构等,都是设计要求与生产技术相促进的成果。
二、规范在总结了成功经验的同时,又会使经验僵化
客观上说,如果建筑结构没有明显的改变,建筑选材没有本质性的进步,那么挑战严谨的柱式规范,企图突破束缚寻找创新将会沦为一种形式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乔基奥把同人文主义格格不入的拉丁十字式教堂平面和人体类比,把柱式檐部和人面的侧影类比,为了追求理想化的数量比例,牵强附会。而现代主义的“少则多”“形式服从功能、装饰是罪恶”等非黑即白的绝对化评价标准也为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所诟病。米斯•凡德罗终生追求所谓的单纯建筑,主张少则多甚至达到了违反功能的地步。特别是国际主义风格的兴起,使现代主义逐渐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其同一的、单调的设计忽视了人的要求、审美价值以及传统的影响。
三、理性和规范不是惟一的规则
简明的数量和几何关系,无疑是取得和谐比例的手段。功能至上、规范化、标准化的设计生产模式固然能够给现代人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然而将理性和规范视为惟一的追求会使艺术走向形式主义,最终使人类的艺术思想失去积极意义。综观历史的发展,艺术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例如,希腊民族在原始公社和氏族社会阶段就已经有一套丰富而完整的神话。这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因此,对艺术问题的思考要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源头,而不是仅仅从理性思维的思考角度来把握。
我国的历史文化同样灿烂悠久,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设计,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好评,但这枚奖牌的设计有多大的创新呢?通过设计师的解密,我们了解到奖牌背面的镶玉设计的灵感来自于我国古代的佩玉。而奖牌挂钩的纹饰则是来自南越古墓出土的玉器上的传统玉双龙蒲纹璜,如图1所示。我国先人们设计的作品,跨越时空两千多年,在现代的一次国际性盛典上成为了受人瞩目的奖牌。这一转化过程中,设计师的选择、观众的喜爱都无须理性思维的论证,全然是一种鉴赏和品味。
图1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站在艺术发展史的高度上,来重新审视理性思维对于艺术设计的研究作用。我们不是要否定理性思维,而是要明确理性思维不是研究艺术设计学科的惟一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从人类思维的审美艺术性出发去研究,把理性原则和直观感受结合起来,把理想化的美和现实生活中的美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把握人类艺术思想的实质,更好地实践于艺术设计领域。而不是将设计引入一种单纯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模式。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2]祝小苹.艺术学教程-艺术思想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3]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4][古罗马]维特鲁威著.高履泰译.建筑十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