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的“受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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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阎连科的《受活》不仅是作家对自己的超越，也给读者提供了无限想象的可能，更给评论家提供了很大的阐释空间。阎连科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冒险性挺进、充满血性的写作和对劳苦人的悲悯都值得我们深刻思索，其作品所敞开的“受活场”也必将会有越来越大的磁性。

关键词：阐释空间 乡土书写 乡村意象 写作姿态

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典型的“爬坡式写作”的作家，他对写作技巧有着高度的自觉，他的写作充满着对写作极限的尝试和挑战。2004年《受活》的出现，引起评论家广泛的争议。对于阎连科而言，《受活》的出现是对自己的超越，也是对自己写作的一次挑战。

《受活》给读者提供了无限想象的可能，也给评论家提供了很大的阐释空间。阎晶明曾说：“追踪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会觉得他是个企图对小说意义‘通吃’的作家，强烈的现实感，巨大的历史投影，深重的人性与哲学寓言，阎连科都想在他的小说里得到生发……”历史的真实惨烈和文学的虚妄的想象，时代的变迁和处于大时代中的现代人的惶恐，以及写作的挣扎、挑战，愤怒和激情与艺术节制和传统之间的平衡都在这部作品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并且矛盾的纠葛在一起，因此，这里把《受活》和《受活》留给我们的想象思索和阐释的无限空间称之为“敞开的‘受活场’。”

一

《受活》带给人们最大的震惊是其虚妄大胆的想象和这种想象所带给我的真切的疼痛感。这种疼痛感更多的来自于“《受活》所携带的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又无一不被一种生机勃勃的戏谑或调讽所渗透。”阎连科早已不满足于一般意义的乡土书写，而把眼光更多的投向我们所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历史。这无疑延续着他的对历史书写的探索的套路。用阎连科自己的话说：“《受活》不是突然产生的作品，它是沿着以前的作品一路走下来的，可以说没有《坚硬如水》，没有《日光流年》也就没有《受活》。”只是《受活》的穿透力更强，作者表现的艺术的探索的野心也更大。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把历史又向前推进了半个世纪，最早由茅枝婆的革命谈起。小说的开始是柳县长来到受活庄，并与茅枝婆“唱对手戏”，最后的结尾仍然是这两条线索。两条线索的交织伴随着作者奇特而大胆的想象把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历史勾陈起来。如果说茅枝婆身上更多的打印着“革命时代”留下的印记，那么柳鹰雀身上则更多地记载了发展时代一个被“带入”到现代社会轨道上的乡村的“发展”轨迹。而“革命”和“发展”所表现的宏大主题则在作者奇特的书写中充满了困惑和不协调，甚至更多地呈现出惶恐和焦虑不安的浮华。小说的最后，茅枝婆在得到受活庄“脱县”的红头文件后安然死去，柳县长在官位丧失、妻离家散后身体致残，并从此得到了在受活庄安然度日的资格。小说在最后安排一切都又回到了受活庄这个充满着不健全的人但安静和谐的世界。这仿佛又是一次轮回，一个悖论。

阎连科在他的“受活场”里把种切肤的疼痛留给了我们，从而引发了我们对历史的荒诞和真实性的理解。吉登斯说：“我们对于自身的迷惘，主要源于这样一种感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大量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时间纠缠着，这些事件基本上都还处于我们的控制之外。”在人们已有的认识中，历史具有客观性和实在性，而事实上，历史却往往是一种真实的荒诞。孟繁华说：“《受活》的故事几乎是荒诞不经的，它像一个能指，也像一个寓言”阎连科用最文学的方式反映了那段历史。而历史留给我们的荒诞使我们在身处其间的时候，无法察觉它的残酷，甚至还兴致盎然的推动它的发展。阎连科的努力正是对我们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过的历史的一个反思和检讨。他用奇特虚妄的想象把我们经历过的历史的严酷和惨烈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历史带给人的惶恐和焦虑表现了出来。阎连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和历史互文式的阅读文本，文学虚妄的想象与历史的真实的荒诞的纠结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震惊、疼痛更有透骨的思索。

二

当一个古老的乡村被抛入当代中国改革大潮之中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一个落后的地方被“带入”后现代的全球化的今天之时，已有的乡土文学的主题，包括城乡二元对立、民间、苦难等等已经开始显得苍白。而已有的乡土文学的书写传统也显然不能满足今天的时代所带给乡土的变化和书写的要求。正如南帆所说“乡村的文化版图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边界，持续的建构隐含了乡村的复杂演变史，人们甚至积累了多种不无矛盾的想象。现今，全球化和现代性逐渐成为横向和纵向坐标之际，乡村所占据的位置再度发生了微妙的移动和平衡。”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会带给乡土中国如此激烈的变化，这个过程使乡村的边界的移动更加明显，而且文学的乡村的意义变得更加复杂，可是这种复杂性在我们时代的书写中并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正像作者在和李陀的谈话中提到的：“一切现有的传统文学手段，在劳苦大众面前，都显得简单、概念、教条，甚至庸俗。今天，我们一切的写作经验，都没有生活本身丰富、更深刻、更令人不可思议。”直到《受活》出现，在展示这种复杂性方面，才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惊。

《受活》就是借助一个文学的乡村意象把这个悖论表现的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受活》所提供给我们的思索显然要远远超过了张炜的“融入野地”，也超越了张承志的宗教皈依。阎连科的书写，写出了乡土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无以诉说的忧思和悲悯，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乡土中国的文学意象的无穷的魅力，增加了文本的不可言说的阐释空间。

三

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愤怒的激情，这种激情和愤怒使他的作品拒绝了对历史和土地的遗忘，拒绝浮华轻佻或闲适优雅，也使他的作品充满血性和对劳苦人的悲悯。在《受活》里这种激情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惶恐和不安的焦灼，这种不安和焦灼推动着他的创作，最终铸就了《受活》大胆奇特的想象。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上的挑战极限的尝试，不如说是作者本人不可遏制的不安和惶恐带来的文本愉悦的虚妄和狂欢的状态的挺进式冒险。作品里大胆夸张荒诞不经的故事，对方言土语的酣畅淋漓的运用更是这种激情迸发而成的奇葩。毫无疑问，在写作的激情和艺术的锻制的平衡上，阎连科显然更多的屈从了前者。在和梁鸿的谈话中，他说，推动他小说中的人物、故事进展的不是别的而是激情。他甚至不无偏激的说，他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激情”，是“愤怒”他在另一篇自序里说：“原来我们企求的丰饶，不在写作的技术之中，而在写作者的情感之内。”

阎连科说：“《受活》对我个人来说，一是表达了劳苦人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表达了作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心。”而事实上，《受活》所表达的要远远超出这些。在读者的无穷想象和批评家的无穷阐释之间，这部作品和这部作品的意义必将会在时光的淘冼中迸发出迷人的光华，“受活”由一个方言名词而逐渐成为一个文学符号，“受活庄”也超越作品本身而成为一个乡土中国的意象，阎连科所提供给我们的敞开的“受活场”也必将会显示出越来越大的磁性。

参考文献：

[1]姜广平：《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阎晶明：《〈受活〉：生命之树的疯狂生长》见《南方都市报》2004.3.9。

[3]“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给《受活》的授奖辞，《作家》2005.5。

[4]《阎连科：我的书是黄连》见《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月4日李冰的《作家访谈》

[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 禾译，译林出版社，2002.1。

[6]孟繁华：《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苦难”主题》，《文艺争鸣》，2005.2。

[7]南 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1。

[8]李 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读书》，2004.3。

[9]阎连科：《乡村岁月》自序《情感才是丰饶之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6。

陈 丽：平顶山教育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