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已故丈夫的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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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子黛安娜与丈夫感情甚笃，婚后数年他们打算生孩子，但此时丈夫却因为脑膜炎突然昏迷了。黛安娜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恳求医生从临终的丈夫身上取得不久，丈夫去世了，黛安娜想用这受孕，但法院不允，打了几年官司，黛安娜终于胜利。1988年，她用已故丈夫的进行人工受孕，生下了一个十健康的儿子。她的英勇斗争使她成了一位著名的女英雄。后来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一本书，书名《血脉》。
我们一直都想要孩子
我在28岁时有一星期感情上经历了一生中最剧烈的变化。我经历了爱情、幸福、希望、伤心、悲哀、恐惧。它们全集中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中。我折丈夫斯蒂芬.布拉德就死在这个时候。
我亲眼看着他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尽头。他死于脑膜炎……
人们总是把死亡描写成很平静的，临终者静悄悄地滑向另一个世界。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此，至少斯蒂芬完全不是这样，他的死亡一点也不平静。我这样说可能使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他们认为死得极痛苦。我完全被击垮了，我愿意替他去死，但终究还是不能。
我跟丈夫曾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有一个寡妇希望用她死去的丈夫的冰冻使自己怀孕。我们俩就决定，若是遇到这情况，不妨使用这个方法。如今斯蒂芬突然因脑膜炎而昏迷了，这时候我就想取得他的。我跟父母和斯蒂芬父母商量，他们都同意。在医生的帮助下，我在昏迷的丈夫身上得到了他的。
当我准备用这使自己怀孕时，法院出来干涉了。我真没有想到这点私人小事惊动高级法院，问题在于我没有丈夫的书面同意书。
我虽然失去了丈夫，我觉得自己还很幸运的，我十分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俩如此幸福的岁月。我跟丈夫一直相亲相爱，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无比温暖美好。所以当许多人在我丈夫死后好心地劝我另外成立家庭时，我听也不要听。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彼此的深厚感情。
我跟斯蒂花在12年以前相爱了。那时我16岁，他18岁，太年轻，双方家长不同意结婚。我们只好苦苦等了8年才结婚，婚后大人们（父母、师长、领导）又竭力劝我们不是要早生孩子，等到事业有成以后再考虑。生孩子的事就这样拖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对这些意见我们应该置之不理的。
1995年2月23日傍晚，那是星期四。当我的同事蒂姆把电话听筒递给我的时候，我根本不问那是谁，因为那当是然斯蒂芬。我们俩在同一个大楼办公，下班前他总会来电话。
“我们今晚回去吗？”
“我手头还有一点事，一会儿就好了。”
斯蒂芬这时30岁，他迫切希望有一个孩子，我们结婚快4年了。为了争取怀孕，我早把把子宫帽取了出来。我们已开始在阅读育儿杂志。过了两个月，我的月经刚迟到才一天，我就激动得不得了，我在楼上寝室里喊斯蒂芬：“快上楼来看我。”
刚下班的斯蒂芬沿着木楼梯慢吞吞地走上来，“什么事啊？”
“我就要有孩子了，亲爱的。”我坐在他膝上吻他，“我们很快就要有一个完整的家了。我一定注意保养身体，让孩子能平安的降生。”
我很幸运能有一个这样体贴的丈夫。我在结婚以后已经两次被解雇，而丈夫一句怨言也没有。
我检查厨房里的食橱，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我们出去吃好吗？”
“好。”他回答道。
在餐馆里我问斯蒂芬：“我们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妈妈？”
“我想她大概已经猜到了。”接着他认真地对我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我真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惜时间太少，精力又不济。”
“我知道。我也觉得自己老了。”
“你应该把那本书写出来。”他说。
“不行。我的生活经验不够。再说，我爱写广告，这比较有趣。”
“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能有什么让人记住我。我应该发明什么东西或是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能让‘布拉德’这个姓留在历史上。”
“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布拉德’这个姓就能留下来。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我知道，大家都有姓的。不过我要求比一般人更杰出一点。我希望我死后，在教堂里的追悼会上有许多人都会说我是一个伟大的人。”
“你是一个伟大的人。这和你死后别人说不说有什么关系？”
他想了一下，然后问我：“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样？”
“我想我会活下去。不过我不会再嫁人，我不想另外找丈夫。”
“如果你死了我也不会再娶的。”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们这次谈话以后的一个星期我丈夫竟然会离我而去。
黑暗降临的一星期
星期六斯蒂芬下班回家时好像是得了感冒，他有些头痛发热。可是第二天他还得去办公室，尽管那是个星期日，因为有一个顾客要来找他。他在我父亲的厨卫设备安装公司工作，他干活很卖力，和我一样。
我为他做了晚饭。他费劲地把饭吃完，然后轮到我去办公室了，我得去写广告。
在那小小的办公室里我感到很寂寞，所以当父亲进来的时候我很高兴，不幸的是他告诉我：“斯蒂芬打电话给你妈，说他很不舒服。他问哪里有抗生素。”
我连忙赶回家去，斯蒂芬在发高烧。我把一块湿毛巾敷在他的额上。“这样好一些吗？”“没有。”
我再换了一块湿毛巾，可他更难受了。爸爸从办公室取了一只大风扇来给他扇。他冻得受不了，硬是要把风扇关掉，不让我再打开。我急得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请医生来，可是等医生赶到我家的时候斯蒂芬已经接近昏迷了。
医生把斯蒂芬的腿拉直，问他：“这样疼吗？”斯蒂芬唯一的反应是“啊――啊――啊”。
“你能抬起头吗？”没有反应。“你能把下巴碰到胸口吗？”医生使劲弯斯蒂芬的脖子。
“你把他弄疼了，”我抗议道。医生说：“他大概是得了流感，我想最好送他去医院。”
“还可能是什么病？”
“嗯，也有可能是脑膜炎。”
我听说过脑膜炎这个病，可我不知道它的严重性如何。我也不敢再问下去，因为我怕斯蒂芬也许能听到。
救护车来了。我把斯蒂芬抱在怀里，感到他的身体烫得厉害。这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将要独立生活了。原来家庭的担子一直由斯蒂芬挑着的，现在我得接过这个担子了。
我们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虽然父亲陪我们一起去，但我仍感到极端的孤独。护士把斯蒂芬接进病房，不让我跟进去，要我们在休息室里等着。一个医生出现了，她看上去比我还年轻。他问我：“你的丈夫平时脾气很急躁吗？”
“不，不急躁。怎么？”
“他的反应很暴躁……他吃过什么药没有？”
“吃了一片退烧药。”
问完了医生回病房去了，可过了一会儿她又来了。她要我设法让斯蒂芬配合医生。他们要检查斯蒂芬的眼睛，而斯蒂芬不肯睁眼。我随她进入病房，天哪！许多人围着他的病床。他一个劲儿挣扎、喊叫、骂人，不让别人碰他。
“斯蒂芬，是我，黛安娜。你听见吗？”他安静了下来。
“斯蒂芬，不要紧。我在这儿，你得睁开眼睛让医生检查。”他没有反应。我就轻轻地拨开他的眼皮。成功了！医生就用电筒照他的瞳孔。
他们又让我回休息室。过了几分钟一个年龄稍长的男医生来找我。需要给斯蒂芬做腰椎穿刺，让我去帮忙。病人得侧卧，身体弯得像只虾。可是斯蒂芬不让人家碰他，一碰就又喊又跳。父亲也被找来帮忙，但试了几次都不成功。
接着又给他静脉滴注抗生素，让我们家属在边上照看着，医生和护士就走了。斯蒂芬静静地躺着，双眼睁得大大的。我在少女时第一次见到这双深蓝色的眼睛就被迷上了，而如今它们却毫无反应。
到了第二天早晨，医生来检查斯蒂芬的时候，他又烦躁起来了。他闹着要起来，不停地挣扎。有一次他喃喃地说：“我要上班。”我告诉他今天是休息日，他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闹了。
医生说斯蒂芬需要做脑子扫描，得送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到了那里，斯蒂芬被送进临时病房，小小的一间病房里放着8张床，全是手推床。
斯蒂芬好像要去厕所，他要起来，我按不住他，他又踢又咬，我高声呼救，可没有人进来。这种床没有刹车，所以我就把床的一头顶在墙上，另一头用自己身体挡住。为了想下床，斯蒂芬突然站了起来。我想把他推下去，床一下子从墙头滑了出去，我被吓得手忙脚乱。
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戴氧气面罩的女人，她好心地帮我一起呼救。救兵总算来了。先是一位神经科医生，然后是我们两家的父母，他们是被挡在休息室里的。这地方现在乱作一团。这家医院看来没有做好接收危重病人的准备。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原来的医院还没有把斯蒂芬的病历转过来。在电话联系之后，病历被送过来了。在这以后，医院就开始尽一切力量抢救我的丈夫。
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跟着斯蒂芬的手推床在医院里转，做一个一个的检查。一路上他因痛苦而不断挣扎，最后他被送进了传染病科的一间单人病房。
一个医生进来给了我几粒药片，那是用来预防脑膜炎的。他问我有没有吃过这药，我说没有，不过我说我可能怀着孕，希望药片不会影响胎儿。脑扫描的结果出来了，斯蒂芬的脑子没有水肿。这时候医生宣布：如果斯蒂芬恢复过来，他的脑子不会有损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有“恢复”的希望。脑膜炎的死亡率一般为百分之十。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全家都快活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斯蒂芬一直在昏睡。这时候医生决定给他做腰椎穿刺。他们要我离开，我不肯，最后他们同意我留下来，握住斯蒂芬的一只手。穿刺很顺利，取得了脑脊髓液。
那天晚上斯蒂芬开始打鼾。据我所知，他是从不打鼾的。我担心他是呼吸有困难，我请了一个男护士来，他给斯蒂芬做了血氧检查，一切正常。
我的父母睡在家属室里，斯蒂芬的父母陪着病人，而我则在两个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斯蒂芬的呼吸愈来愈重了。我想再去请那位男护士，但又不愿麻烦他。
我走出病房，请父亲来看看该怎么样，父亲也困极了，不过他顺从地穿过走廊来看斯蒂芬。几秒钟后，他气喘喘地冲了回来，脸上全是眼泪。
“心跳停止了！”他喊着，“医生说他心跳停止了！他们在抢救！”
大家都哭了起来，而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医生不许我进病房，怕我影响抢救。一个医生解释道，斯蒂芬暂时呼吸停止，引起了心跳骤停。他说，心脏按摩很成功，心跳已经恢复了，不过需要做人工呼吸，他们将把他送往重症监护室。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开始高声地祷告了，我们也顾不得旁人的注目了。似乎是过了很久很久，他们让家属到监护室去。我想站起来，可是我的双腿软的厉害。他们给我取来一辆轮椅，推我过去。
我决定要用他的
这时我突然想起我跟斯蒂芬一起看到过的文章，当时斯蒂芬表示，如果他先我而去，我也可以用他的怀孕，我完全同意他的决定。现在我把这想法告诉了爸爸。他愣住了，不过他并没有觉得我在发疯。我要他把医生找来，我向他们两人认真地谈了我的打算。医生从没有听说过可以从昏迷者身上取，可他同意试试。
隔天，斯蒂芬的情况更严重了，我再次向医生提出这问题。想不到医生已经给我准备了答案：这不但是可能的，并且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刚巧在这医院里。
我又征求了斯蒂芬父母的意见。他们尽管很吃惊，还是同意了。
我问医生斯蒂芬的病情和他用过的药是否会影响他的。医生说还得做一系列检查。20个小时以后他们通知我：“一切都好，可以取了。”他们是用电刺激使斯蒂芬的，得到的质量很好，立即用冷冻保存了起来。
那天晚上医生宣布斯蒂芬去世。他死了，但他的活着。
斯蒂芬死后我连续几个月在梦中见到他，我孤独而无助。床上空荡荡的。我多么需要有人来抱住我，我每天哭泣，身体愈来愈虚弱。
与此同时我得研究人工授精的问题。我阅读了所有与之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医学书籍，并且请教了各种专家。得到的结论是：我不能用斯蒂芬留下来的受孕，因为他在生前没有写过书面同意的文件。
为了获得受孕的权利，我不断地打官司，一直打到高级法院，还是没有成功。这桩官司惊动了全国，在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文章，有支持我的，也有反对我的。最使我气愤的是梅兰妮・菲利普在《观察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她说我们在斯蒂芬那样痛苦的情况下竟然用电刺激法从他的身上取，太不讲人道主义了。她坚决要求“维护法律和人的尊严”，实际上那时斯蒂芬已完全昏迷，取时他十分平静，毫无感觉。
1997年2月6日，在斯蒂芬去世近两年之际，上诉法院做出判决：允许我用斯蒂芬的受孕，但必须到外国去进行。我就选择到比利时去。
公众都以为我大概过两三个月就会宣布怀孕了，可是事实却复杂得多。是活的生命，带它通过海关需要办一系列手续。我还得在比利时找一家可靠的医院做人工授精，这一切全得花时间。
1998年，一个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日子，我的有一点膨胀的感觉。是不是新的生命来临了？我立即告诉医生。
医生给我做了检查，我的确怀孕了，但是医生也表示了忧虑，他们发现我有可能是宫外孕。我给吓昏了，我在3岁的时候看到母亲差一点死于宫外孕的紧急手术。我害怕媒体会趁机大做文章：黛安娜・布拉德出事了！
医院里准备给我手术，从输卵管里取出未成熟的胎儿。手术前先做一个扫描，结果发现胎儿好好地生活在我的子宫里。
我怀孕的事实被医院保密了3个月，直到有一天《泰晤士报》的医学记者在瑞典开会时获悉这事。她就打电话问我，我吞吞吐吐地回答：“你说我怀孕了？我不知道呀。”
“可我们知道。”对方说。第二天一早许多记者赶来了。我怕被拍照，只好用被子遮住脸。到了12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感到背部和腰部痛得厉害。医生发现胎儿的心跳声音减弱，就建议尽快做剖腹产，反正孩子已经是36周了。我立即被送往手术室。
1998年12月11日，医生从我的肚子里取出孩子。我听到孩子的哭声，医生说：“是个男的，恭喜你有儿子了。”
他们让我把儿子抱在怀里。他有红红的嘴唇，蓝蓝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他真像斯蒂芬。医院宣布了小斯蒂芬出世的消息，全世界都为我们欢呼。贺信和明信片像雪片一样飞来，我感到无比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