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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识字的爹调教出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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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陕西最穷的县――长武县。因是黄土高原,我们祖祖辈辈靠天吃饭。记得有一次连续四年干旱,玉米叶子干得一摸就碎成了黄沫,地上黄土有半尺多厚,供人洗衣饮牛的涝池底干得都裂了缝。有不少人的收成基本等不到来年,还有人领着儿女挨家挨户要饭吃。我们兄妹六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在长武县,只要一提到我们家,几乎所有人都会告诉你:那家世代农民,父母一字不识,却出了两个将军、一个县长、一个作家

没读过书的爹喜欢听书

我没有见过爷爷,爷爷是靠在麦草垛上听广播时,被火烧死的。那天,挂在窗洞屋檐的广播里面讲的是一段评书《三国演义》。久病的爷爷,穿着棉衣棉裤坐到院子里晒太阳,吸着旱烟锅听说书,听得入迷了,没有看到火星落到晒得发软的麦秆上,更没看到身后冒起的一股黑烟,他正为大兵压城,诸葛亮却坐在城楼上弹琴而捏着一把汗。等家里人发现时,爷爷已经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这是大哥告诉我的。大哥还告诉我,爷爷在路上拾到一张纸,都要带回家,因为那上面有字,他说字是圣人留下的念想,不能丢。可能因为有这样的爷爷,一字不识的爹对读书向往极了。可惜家贫,一出生他就过继给叔叔家。叔叔家,更是穷得揭不开锅,就更别提上学了。没有读过书的爹喜欢听村里的先生读书,喜欢看电影、听秦腔,经常拿书上、戏上的道理教育儿女。大哥小的时候,爹见大哥在看小鸟,说,你看啥?大哥说,我在想为啥小鸟能飞,鸡却飞不起来。爹说:“是因为鸡不想飞。它要是想飞,一定能飞起来的。你想飞吗?”大哥说当然想飞,爹就抱着大哥的腰,让他双手伸开,果然离开了地面,看到的天地就不一样了。爹说:“记住,老大,只有你飞起来了,才能让弟弟妹妹也跟着你飞得更高。”

可能因了爹的话,也可能是爷爷的话,反正上了学的大哥,读书如饥似渴,字写得好,书也念得多,上了中学。后来又当了兵,从护士到教导员,到师政委,最后当到某军校的政委,成了我们乡,我们村,我们家第一个将军。让大哥最难忘的是1996年春天,正当他在北京总部某局局长的岗位上得心应手地工作时,组织决定让他到某师任政委。远离北京,家庭分居,困难很多,大哥多少有些失落感。给父母写信说,又是平职调下去,自己任正师职快四年了,这次下到部队,还是平职,有些想不开。爹听到母亲的转告后,说:“告诉老大,他是公家的人,公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去。叫他记着小时候我带着他种地的情景。”当妈告诉大哥时,大哥说:“我想起来了,爹种地时,为了不让庄稼苗长得太快,常用肥料和土壤把小苗底部圈起来,还用脚踩一踩,让它长慢些、长壮些。爹告诉我,这叫‘蹲苗’。”大哥愉快地去了新的岗位,三年后,因为工作突出,从黄河之滨一个偏远的县城又调回北京总部工作,而且成了共和国的一名少将军官。

把五哥送人让二哥念书

二哥比大哥小两岁,当大哥上中学时,正上完小的二哥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可是随着家里六个弟弟妹妹相继出生,他失学了。他把一大群羊赶到沟边,然后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看起书来,被大队支书看到。支书并没有因为羊吃了庄稼训二哥,而是说三天放羊娃,会毁了一个秀才郎,你回去告诉你爹,让你去读书,要是实在困难了,就到大队里来找我。

爹听了这话,在门槛上蹲了一会儿,起身就走。妈说:“你别去大队里,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爹并没出门,而是从粮囤里一升升地往外舀高粱。母亲问他干啥,爹也不说话,硬是背着一袋高粱走出窑。上中学的大哥每周要背馍回校;比二哥小两岁的三哥到沟里担水砍柴,帮着父母种着地,饭量当然也大起来了;比三哥小六岁的姐、刚满3岁的四哥,都张着嘴要吃饭,但爹说“不能让我儿再当睁眼瞎”。母亲劝爹,老大能读书就行了,将来识了字,会算账就行。而爹还是要把粮背走。

母亲拦住爹,说:“你把粮放下,我有话说。”当爹把粮食一点点地倒回囤里,母亲望着已经能扶着墙走路的我五哥说:“有人要老六。娃娃太多了,人家说要是把老六给他家,就给10块钱,还不亏待咱娃。”爹没有说话,抱着我五哥大哭了一场,最后决定把他送人。二哥知道后,学习更加努力,期末成绩全年级第一。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二哥16岁到海拔5320米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当了一名汽车兵。刚当了一个月兵,二哥给家里写信说:“高原兵很苦,喝的水里面有虫,四季积雪,不能感冒,少氧气。如果在高原上得了病,基本上就没命了。”母亲听了,大哭起来。爹让上高中的姐姐给回信,问他是不是就他一个人在高原上当兵,要是还有一个人,他就不会从高原上掉下来。二哥从此再也没有写信说部队有多苦,在高原一待就是30年,从股长、政治部副主任、政委,一直干到南方某军医大学副政委,成了我们家的又一名将军。

一字不识的爹教会我写信

因为五哥送了人,我成了家里的老六,当我懂事的时候,哥哥姐姐都住校了,因为学校离家远。要是在外地工作的哥哥们来了信,就得请村里识字的人来念,复信也要等住校的哥哥姐姐回来再写。有一天,爹忽然说:“给你哥写封信吧!”“爹,你说笑话哩,我才刚上小学二年级,都不知道信咋写,怎么能写信呢?”我答。“我给你说,你写。一笔一画地写。”

我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看着爹。爹说:“你写吧。你就说,他的来信收到了,咱们收成很好,麦收了五担。”我说:“爹,很多字我不知道咋写。比方你说的收成是啥,我不懂。”爹说:“就是把麦从地里拉回来晒干了装到咱粮囤了。”我最后想了想,就写咱们家的麦把粮囤装满了。当时“囤”字不会写,我就用拼音代替了。

十天后,收到了哥的来信,哥表扬了我,还给我寄了10元钱作为奖励。爹说:“你看念书多重要,能识字,还能写字,不只是会写信了,以后用处会多得很。”看到爹穿的鞋脚趾都露出来了,我把哥寄来的十元钱准备给爹买双鞋时,爹说:“给你买那个叫什么的书吧!你不是说有了它,天下的字就都能认识了?”于是,在爹提醒下,我买了《汉语成语小词典》和《新华字典》。爹拿着两本小书反复看了半天,说:“这可是圣书,你要爱惜。”说着,取出牛皮纸给我分别包了书皮,然后让我写上自己的名字,并让我不要带到学校去,怕丢了。

当作文老师布置作文让写最熟悉的人时,我首先想到要写我两个当军官的哥哥,我想我要是写他们,肯定能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表扬。结果,我拿起笔来,却觉得他们的形象很模糊,我不知道我该写什么。我把我的想法给母亲说了,母亲想了想,说:“你呀,白念书了。整天抱着书本风里来雨里去,还不会写文章,书白念了!”我难过极了。这

时,三哥挑着一担水从沟底上来了,身上全是汗,腿上是泥。当水哗哗地倒进水盆里时,我忽然想起了老师说的――写你最熟悉的人。于是,我想起了我这个唯一的农民哥哥多年来挑水担粪,想起了他缠着让我给他念书的情景。我对妈说,我想写我三哥,可他实在让我抬不起头,一字都不识,还是农民。

妈一下子扔过来正在纳的鞋底,说:“你瞧不起我和你爹都行,就是不能瞧不起你三哥!当时家里实在太穷了,你三哥才不上学的。要不是他,你就得到沟里担水,就不能到学校里去念书。你穿的第一双胶鞋是谁给你买的?是你三哥到城里给人打工挣来的。”于是,我写下作文的开头:“当我告诉大家我要写我哥时,好多人都以为我要写当了军官的大哥二哥,或者以为我要写上了大学的四哥,而我却要写写我的农民三哥,他是我最难忘、最熟悉的人。妈说:‘我家没有他,我家的天就少了半边。’”

这篇作文得了奖。当我念着这篇作文时,父母听着听着,眼泪流下来了。一字不识的三哥把那篇作文保存到他的儿子上了学,让念给他听。就是在我给父母念作文的时候,我知道了文字的魅力有多大,也知道了爷爷为啥能因为听故事而让大火烧成那样。于是,就是从那天起,我想将来成为一个作家。

爹走时没有儿女守在身边

那年,四哥复读一年,终于考上了大学。我当时上了小学,下面还有两个整天生病住院的弟弟和妹妹(最终他们还是夭折了)。家里农活多,所有的农活几乎都靠着家里的那头老牛帮着干,拉粪、犁地、播种,全靠它。妈说给老大老二写信,让他们寄些钱吧!爹说:“他们已经寄钱给老三娶媳妇了,再说他们工资也不高,又添了孩子,城里花销大。”爹最后再三考虑,还是卖了牛供四哥上大学。结果四哥上了大学,家里除了三哥,几乎就没有了壮劳力。

2005年7月,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爹此时已经83岁了,虽然年迈,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哥哥们作主把地让别人种了,他终于可以好好地歇息了。可他还是闲不住。在搓玉米棒的时候,他坐空了,大腿骨折。哥哥们立即送他去市医院,结果因为其他病导致肺部感染,抢救无效去世。

爹弥留之际,在邻县当副县长的四哥回家看爹,爹拉着他的手说:“你在乡里当书记时,我告诉过你,当书记不能让人在背后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你当了县长,我给你再留句话,不要让人骂得我在地底下不得安生。”四哥牢记着爹的话,所到之处,都干得非常优秀,从县里调到了市里,当了某局的副局长。

爹养育了九个儿女,活下来七个(连送给别人的五哥),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在他身边。处理后事时,我们兄妹都回去了,想着等送走父亲后,我们全家要好好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父亲还没有入土,大哥忽然接到电话,让他去北京开会。至今,我们兄妹六个,遍及大江南北,总不能一块儿回家,至今也没有一张全家福。

值得欣慰的是,我果真按父母亲说的,认识了更多的字,也念了更多的书,最后成了一名作家。爹问什么是作家。我笑着说,就是专门给人编故事的。爹说,好好编,编好故事,他最爱看戏、最爱听故事了。爹虽然走了,但他的话让我永生铭记。

作者简介:

文清丽,女,1968年生,1986年入伍,山西长武人,毕业于艺术学院文学系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曾在《青年文学》、《文艺》、《北京文学》、《时代文学》等全国文学刊物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出版有散文集《瞳孔湾湖》、《月子》、《爱情总是背对着我》,小说集《纸梦》。多篇作品获奖。现为《文艺》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