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尴尬、郁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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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秘书在禁中值夜班撰写公文，不但会发生许多非常有趣、离奇甚至充满风险和机遇的事情，而且会遇到一些既让人感到可笑，又使人觉得尴尬甚至郁闷的事情。

一

先天元年(712)，唐睿宗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唐玄宗)，传位册命是贾曾起草的。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玄宗逃入蜀中，次年，太子李亨来到灵武，即帝位，玄宗派房(王官)到灵武加以册立，亦即予以正式承认。玄宗册立李亨为皇帝的册命是由贾曾的儿子贾至起草的。贾至打好草稿送给玄宗审核时，玄宗对他说：“先前先天诰命，是你父亲撰写的；现在这份册命，又由你负责起草，两朝传位盛典，都出自你家父子之手，真是少有的荣耀啊!”(《新唐书・贾至传》)

如此好事都让贾曾父子碰上了，只能说他们的运气特别好。五代十国时期的李昊，却是一个倒霉蛋，因为前后蜀两个朝代的投降诏书，都是由他一个人起草的。在四十年的时间内，前后蜀两个朝代便相继灭亡，而更有趣的是两个政权的投降表章都出自李昊一人之手，这种历史巧合未免也太令人感慨了。后蜀人也许是出于调侃，当天晚上，便有人在李昊家的门上写了“世修降表李家”六个大字，也就是说李家是世代撰写投降表章的人家(《续资治通鉴》卷四)，弄得李昊很没有面子，好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

二

唐宋时，朝廷文书分为内外两制之后，需要起草文件时，偶尔召错了秘书，发现后虽说会及时予以纠正，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让舍人起草机密诏令，要学士撰写一般文诰的情况发生。如宋仁宗即位后罢免丁谓的宰相职务时，就是召舍人起草文件的。宋真宗晚年丁谓罢相又复相时，因翰林学士刘筠拒不接受任务，丁谓迫不得已，只好改召当晚在中书省值班的舍人晏殊起草自己的复相制书。

天禧四年丁谓将寇准排挤去位后，自己即升为宰相，和他同时被任命为宰相的还有李迪。李迪这个人比较正派，他和丁谓共事不久，两人便产生了矛盾，李迪气愤不过，当众责骂了丁谓，并且举起笏板要揍他。宋真宗听说此事后很生气。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九日，他要翰林学士刘筠起草制书，罢免两人的宰相职务，丁谓降为河南知府，李迪降为郓州知州。制书尚未发出，二十一日宋真宗又吩咐舍人院另外起草了一份诏命，要丁谓、李迪两人官复原职，回归朝列。出现这种戏剧性变化的原因是：丁谓贬官后，暗中积极图谋再回中书省任职；他的党羽也怕丁谓一出京自己便失去援助，于是在宋真宗面前极力替他说好话，同时请求留下李迪。宋真宗晚年长期患病，经常忘事，语言也时有错乱，此时他的怒气已消，便同意让丁谓和李迪官复原职。当时事出仓促，这份诏命是由舍人院拟写的，刘筠起草的制书始终没有生效。一天之后，也就是二十二日，当丁谓进承明殿谒见宋真宗之后，宦官传达的诏令只是恢复了丁谓一个人的宰相职务，同时诏令李迪出任郓州知州。突然发生这一变故的原因，究竟是宋真宗把前一天所作的决定给忘了，还是丁谓从中做了什么手脚，搞了什么名堂，那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丁谓一个人官复原职，二十一日要舍人院起草的那份诏命自然也失去了意义，必须另外重写一份制书。丁谓开始传达的诏令是要值班学士刘筠拟写。刘筠是翰林学士，前几天的贬官制书是他写的，现在要他来写复官制书本是理所应当的，但刘筠很看不惯丁谓的为人，同时也对这种如同儿戏的做法深感不满，他不但拒不接受命令，而且说：“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然后愤然离开了翰林学士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丁谓才迫不得已强行改召舍人晏殊。对这种不是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事，晏殊本来完全可以推辞不干，但丁谓是他的顶头上司，不像翰林学士是归皇帝直接管的，如今又是丁谓本人亲自出面给他下达任务，他即使一百个不愿意做这件事，也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驳丁谓的面子，否则势必会同丁谓闹翻。这件事本来就使晏殊觉得非常郁闷，心里着实不爽；更让他感到难堪的是，当他勉强答应了丁谓的要求，硬着头皮去学士院撰写这份制书时，偏偏在路上碰到了刘筠!从而让他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不好意思同刘筠照面，甚至连起码的礼节也不顾，招呼都不敢打，是他深感自己太怯懦了，没有脸面和刘筠说话。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很讲究气节的，晏殊自感心中有愧，主要就愧在这里，而不完全是愧在他越权去写只有学士才有资格写的制书这件事本身。

秘书工作是为领导工作服务的，领导的指示必须执行，这一点古今皆然。从秘书这个角色看，晏殊服从命令听从安排，这是对的；但从古代的士大夫崇尚气节这一点看，晏殊认为他去做的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假若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晚上值班时间，而是在白天，那么，刘筠拒不起草制书，完全可以另外安排某个学士写，但由于是在晚上，值班学士只有刘筠一人，这才迫不得已改召舍人晏殊，否则晏殊哪会碰上这种极其尴尬的事情。

当然，宋朝任免大臣的文书，都是安排在晚上撰写，并且要把学士院的大门锁起来，严禁任何人出入，这是铁的规定，谁也改变不了。这样做显然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从而给人留下了一种神秘兮兮的印象。所谓“禁中夜半定天下”的说法，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吧。

三

沈一贯是在明神宗万历中后期出任内阁大学士的。此时的明神宗朱翊钧贪财好货成癖，生活靡费腐化。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欲望，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他派出大批亲信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搞得人民“百用乏绝”，“十室九空”。矿监税使对人民穷凶极恶的欺压和榨取，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终于铤而走险，群起反抗。鉴于各地民变蜂起及阁部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矿监税使已成众矢之的。而派遣矿监税使的决策者明神宗也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于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他一度病危时，在一个晚上紧急召见正在内阁值班的大学士沈一贯，除了嘱托他好生辅佐太子朱常洛做个好皇帝之外，还特别指示他起草文件，下令全国停止开矿征税。

明神宗是在启祥宫后殿西暖阁单独召见沈一贯的。沈一贯进来后，但见皇太后南向而立，神宗身着冠服席地而坐，皇太子及诸王环跪在神宗的面前，启祥宫内弥漫着一片悲切切凄惨惨的气氛。沈一贯叩头问安毕，明神宗命他靠前，说：“朕病得很重，请先生好好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关于矿税之事，以前因为三殿两宫的工程未完，所以权宜采取。现在可以将矿税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并停办。所派遣的中官(宦官)一律召回。司法部门释放关押已久的犯人，因提意见和建议而受到处罚的官员，一律恢复原职。”说完，明神宗就上床休息了。沈一贯退出皇宫回到朝房后，当即按照明神宗刚才的指示拟出文件初稿送入宫中。当晚，沈一贯和九卿大臣都在朝房等候消息，得此谕旨，众大臣无不欣喜万分，都期望能够立即实行。有些心急的大臣甚至打算拟订计划，制订实施方案。

然而沈一贯等人的好梦只做到天亮，便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第二天，明神宗的病况有所好转，便对昨晚发出的谕旨十分后悔，于是接连派出二十多位宦官来内阁追取昨夜审定的那份文件，并传达自己新的最高指示：“释放犯人，恢复提建议的人的官职，都由你们办理；但矿税坚决不能废除。”大丈夫一言既出尚且驷马难追，一国之主的皇上怎么能够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视圣旨如同儿戏呢?沈一贯自然不愿交出这份文件。这可把那些宦官急坏了，他们对沈一贯进行围攻殴打，非要他交出文件不可。在经过一场几乎是全武行的搏击之后，身体几处负伤，脑门子也被打破流血的沈一贯才迫不得已交出了这份文件。

在历史上，政令时常更改，使人无所适从的现象虽说不少，但像明神宗这样，为了追还成命而派出大批宦官，不惜动用武力进行抢夺的事例还是难得一见的。明神宗这种近似病态和畸形心理的表现，真是常人难以理喻。值班秘书撰写公文碰上这种郁闷之事，真是既晦气又无奈。我们只能这样理解：由于明神宗担心自己病重而不治，所以打算颁布善政祈求平安，第二天病况既然有所好转，那些“善言”也就大可不必实行了，否则真难理解作为一国之君的他为何会有如此轻妄的举动。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