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人事以见易心 敬慎忧患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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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奇逢是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之为泰山北斗”，孙奇逢易学重视易理的发挥与应用，而易注冠之以“大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注重把易学与结合时代，其易学重视人事，特别重视人事在天地人三才变化的作用，注重忧患意识对个体和国运的影响，关照普通民众的生活。其易注关注注重探讨和解释自然、人生，以及社会等问题，开清代清初易学一代新风，孙奇逢为清代易学开山之祖。

关键词： 孙奇逢 易学 人事 忧患

孙奇逢 （1585―1675），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今保定容城）人。他早年讲学河北，参与反对魏忠贤的斗争。入清后，坚持反清斗争，后寄居于河南辉县苏门山，讲学“兼山堂”，课徒授业，广交俊彦，汤斌、张沐、费密等人皆师侍之，俨然中原学术重镇。南北名流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张尔岐等，无不尊之为宿师名儒，与“黄宗羲、李”并称清初三大家，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之为泰山北斗”。[1]（P1）孙奇逢一生涉足明清两朝，先后十一次被明清两朝征聘授官，坚辞不就，时人尊为“征君”。晚年徙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聚徒讲学，学者中多称之夏峰先生，自号岁寒老人。

孙奇逢易学成就集中体现在《读易大旨》一书中。孙奇逢早年对《周易》虽有涉猎但是并未作深入研究，“至苏门始学易”，孙奇逢把自己人生的感悟与博大精深的易学相互结合，这与孔子的“晚而喜易”异曲同工之妙，使其对《周易》的认识与理解更为深刻，其易学著作《读易大旨》“偶据见之所及撮其体要以示门人子弟，原非逐句逐字作解，故曰‘大旨’。”在此书中孙奇逢把自己对天地自然，人生、社会、政治诸多方面的见解融入其中，“这些才是易学的精华，体现中国古代经学包括易学注重诠释的特点，而正是这种诠释不仅赋予易学以时代特色，折射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而且也推动易学发展。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也有重要的意义。”[2]（P4）

一、“无预于人事，易可无作”的人事观

孙奇逢生于明末清初之时，这是一段极度动荡的社会时期。孙奇逢经历了故国沦丧，家园破灭的血泪人生；中华大地沦为异族统治这一社会现实，给这位深谙夷夏之辨的大儒留下了深切的精神巨创。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孙奇逢开始钻研《周易》，希望能从这部阐发“天地自然之理”的经典中，找出天运人事变革的原因，有创建性的提出了“无预于人事，易可无作”的人事观。

孙奇逢认为圣人之所以创造《周易》一书，并非是仅仅是天运的规律，而是为了揭示人事发展之规律，故其评论《周易》曰：“若一诿之天运，以为无预于人事，则圣人之易可无作矣。”《周易》中的三才之道更是为了“呈献天地人之道”而创立的，他说：“三才即六爻， 言六爻之变动， 乃三才极至之道理如此也。”（ 《读易大旨》卷三，下文不注皆从此书引用） 所以说一卦六爻之变， 呈献出了天道、地道与人道之变的客观规律性，而《周易》就是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相互作用规律的模写。而天地人三才变化， 是因为其自身固有“两”的矛盾相互作用而造成的，这种“两”在天地则为阴阳，在地则为刚柔，在人事则为仁义，这六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天运人事的变化。如孙奇逢说：

天道两， 则阴阳成象矣， 五为阳，上为阴也，人道两， 则仁义成德矣， 三为仁， 四为义也；地道两，则刚柔成质矣，初为刚， 二为柔也；道；本如是， 故兼而两之， 非圣人安排也。

社会的变动正是阴阳、刚柔、仁义之间的不断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古代圣王在《周易》中揭示了天地万物的运行之规律。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却“非圣人安排也。”如何在纷乱的社会中处理好阴阳、刚柔、仁义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处于逆境之中的君子如何处理这种天运与人事的关系就显得更外重要，孙奇逢认为在这种逆境之中君子更要反身修德：

人生最不堪之境，日蹇，日困，日坎，然以败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日，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归于得。蹇讵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日，君子以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于困，困固君子动心忍性之会矣。坎之象日，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盖以此成形，即以此立教，治己治人，其用甚大。入险出险，游刃有余。文王囚于美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陈蔡而作《春秋》，遂一时之志，垂万世之教，忧患之生人，亦大矣哉。[3]（卷十二）

《周易》中蹇、困、坎诸卦都表示人在逆境的卦象，君子在困境之中更应该 “反身修德”，以便“致命遂志”，从而脱此不堪之境，化险为夷。孙奇逢举出文王、孔子都能在困境中，依旧能“以常德行习教事”著书立教，最终“遂一时之志，垂万世之教”。孙奇逢认为君子应在不违天时的前提下“求天知”，“不求人知”，他说“君子能违时乎哉？独守其道而已矣。独立可惧，大勇不惧，不惧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天下非之而不顾也。遁世可闷，乐天不闷，不闷者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举世不见知而不悔也。不惧不闷分出与处，皆死道也。死道也者，大过之时之道也，此非有大过人之识力，其灭没也久矣。”而要“求天知”，“不求人知”，就必须“独立不惧”，必须要有大勇，“遁世而不闷”，才能达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举世不见知而不悔也”的境界。在这种逆境之中如何保持“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精神状态和独立人格呢？孙奇逢提出了“敬”与“诚”的药方。孙奇逢认为乾卦《文言》讲 “修辞立诚”，坤卦《文言》曰“敬义”。综合乾、坤《文言》敬与忠信、义与修辞立诚是一致的，敬义为体，忠信、修辞立诚为其用，因此诚信“体用一原”。他又说：“情诚也，伪不诚也。易道最重诚，所以乾坤首言存诚、立诚。纯乎天理，方可言情，稍涉人欲，便入于伪，人心原只有诚无伪，情方可以言易简，伪即不免为险阻矣。”易道最重视诚，所谓诚为真情流露而非妄。诚与天理一致，因此要“存诚”、“立信”。诚与信紧密相联，他注释《中孚》时说：“以一卦六爻言之为中虚，以二体之二五言之为中实，皆孚之象也。又下说以应上，上巽以顺下，亦有孚义。中孚者信诸心也，信诸心者信诸理也，有见于理而信之，乃所以信诸心也。六十四卦无一卦一爻不以孚为枢纽，非孚则中。不虚恶能实，虚乃得实，柔孚于刚也，说而巽所以致虚也。信及豚鱼，虚相感也。乘木舟虚，虚相济也，其实则理也，理也者天，心之所以为心也，利贞之谓也。”此卦上巽下兑，三四为阴爻，因此称“中虚”；二五为阳爻，居下上体之中，故曰“中实”。内实外虚，虚与实相辅相成，中孚主信，成上下互信之象。中孚即信之于心，信之于理，心理一致，理与天又一致，“信及豚鱼”，“乘木舟虚”皆为《彖》文，意指诚信有感化作用，有利于持守正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就必须要有胆识、气魄，坚持独立人格、信念。这就是孙奇逢一样的许多明代遗民，坚决不仕的根本信念之所在也。

二、“忧患”意识是会通六十四卦的核心

孙奇逢亲身经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目睹了山河破碎，神州沦落的历史剧变之中，最终落得家破人亡流寓失所。在其内心的忧患意识与《周易》的忧患之感正好契合。孙奇逢曰“子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乎易，其能处忧患乎，六十四卦会而通之，皆所以处忧患之道，不独履谦九卦为然也。”“古人生于忧患”，“丰不可常君子忧之”，“坎为加忧惕之象”，“位高任重养天下者，忧天下者也，安得不以为厉涉川之利”，孙奇逢认为“忧患意识”是会通《周易》六十四卦的法门，只有如果能深刻体悟并运用《周易》的忧患意识就能使天下太平，转危为安，逢凶化吉。

凡平者皆生于危，凡倾者皆生于易，若常以危惧为心，则凡天下之事，虽百有不齐，然生全成于忧患，末有倾覆而废者矣。故圣人系易之辞，惧以终始，不敢始危而终易者，大约欲人恐惧修，至于无咎而已，此则易之道也。……此千圣传心之要，圣人身经忧患，笔之于书，以垂后世，其惧以终始之心也夫。[4]（卷三）

孙奇逢认为忧患意识是圣人千年传心之法，他《读易大旨》中反复强调要始终保持一种忧惧之心，唯有保持如此才能获得吉祥“必始以忧惧而后，可以其旋元吉也”，“能自忧惧庶可免咎”，“临物安有所利能自忧惧庶可免咎”等等。孙奇逢认为使用忧患意识来预防灾难是智者的重要的人生哲学：“智者于未至之时，而知其必至也，故于念虑之微而谨之。愚者则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祸。君子以此治己，以此治人。”“智者于未至之时”一段是解说坤卦初六爻辞 “履霜，坚冰至。”讲要先于事发而知之，未雨绸缪，预先防范，否则便会带来祸患。治己治人都要有远见。“当防之未乱之先”发挥既济《大象》“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七日来复”指阳来复，为复卦辞语，“八月有凶”阳气日衰，为临卦辞语，前者防患于未然，为吉，后者未防患于未然，为凶。防患未然至关重要，在于进君子退小人。只有人要常有忧患意识，才能常保平安，“君子思及终乱之患，则当防之未乱之先，庶可常保其济矣。”

君子防范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他解震卦辞“震来就，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说：“震何以言亨也，盖《易》之理，危者使平，易者使倾。人能于平时，安不忘危，此心常如祸患之来就就，然恐惧而无慢易之心，则日用之间举动自有法则，而一笑一言皆哑哑而自如矣。虽或有非常之变出于倏忽之顷，犹雷之震惊百里，然此心有主，意气安闲，雷之威震虽大而远，上震下震因所动而动也。因所动而动，是动而未尝动也。屹然匕鬯，不丧方寸之有主，如是，更何一切事变之摇夺乎，事心之功于斯为至，所谓动亦定者也。盖圣人设此卦象以示不动心之道。”易道主危，时刻不忘危险存在，才能保持平安无事。此卦上下皆震，为雷为动，象征着时常保持警惕，使人戒惧，有一种威慑作用。危之所以出现，就在时滋生慢易之心，承平以久，无警惕防范之心。如震雷惊天动一样，危言逆耳，可使人保持清醒，这是告诫统治者要居安思危，处治防乱。

对于国家而言，孙奇逢认为政治上的成败与治乱之间转换十分的迅速，所以在成功之时更要具有忧患之心。在对《否》上九爻注释说：“其泰也，人皆以为泰，而我独以为否，是不为泰所动，可常泰矣。其否也，人皆以为否，我即以为泰，是不为否所乱，不终否矣。”以泰否说明事物相辅相成，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特点。人如果能在治乱问题上寻转化之源，知转化之理，便既能保持大治，也能化乱为治，转危为安。他对《既济》卦评论曰：

文王曰终乱，孔子曰终止，则乱人之常情。处平常无事之时则止心生，止则心有所怠而不复进，乱之所由起也。处艰难多事之时则戒心生，戒则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兴也。可见非终之为乱，终止则乱，圣人赞《易》之旨深矣。天下事最忌十全，如刚柔正而当位，六十四卦独居其一焉，岂不是最难得，而反有最不美者存乎其间，正为这十全中伏许多病痛。以人事言之，怠胜敬则凶，此人道以理而穷也。以天运言之，盛极则必衰，此天道以数而穷也。以卦体言之，水在上终必润下，火在下终必炎上，此卦体以势而穷也。今当既济之后，止心易生，岂不终乱，故曰其道步。[4]（卷二）

《既济》卦六爻是六十四卦最正的一卦“如刚柔正而当位，六十四卦独居其一焉”，但是反不吉利，这就是因为在顺利之时没有保持警惕戒心的结果，唯有在内心深处保持一种心有所畏惧才处于不败之地位。孙奇逢进一步说，“终”不见得就乱，只要保持一种忧惧之心，对未来可能要出现的忧患有所准备，以时行变，就保证不乱。孙奇逢认为变是永恒的，常是暂时的，只有正确人事常变关系，这样才是永恒之道。在一时顺利之时必须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因为变往往会“这十全中”隐伏。孙奇逢对常变关系提出了十分深刻的见解：“常而后能变者，如天地无私覆载，故能常覆载，日月无私照临，故能常照临，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意，此主利贞言也。变而后能常者，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终则有始意，主有攸往言也。合二说始尽恒字之义。”故常而变重在常，有常才有变，变而常重在变，因变而知常。此两者统一，常变兼顾，才知恒久之义。

孙奇逢易学重视易理的发挥与应用，而易注冠之以“大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注重把易学与结合时代，特别重视人事在天地人三才变化的作用，注重忧患意识对个体和国运的影响，关照普通民众的生活。孙奇逢易学不同于往代注释家规范式的解《易》，特别是其易注关注注重探讨和解释自然、人生，以及社会等问题，这一反明代王学之脱离社会空虚之学风，孙奇逢易注开清代清初易学注重人事关注社会的一代新风，孙奇逢为清代易学开山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