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书法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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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文化书法”的前提是对全化时代中国文化处境的深层思考。我曾多次强调，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器物类即通常说的科技层面，二是制度层面，三是思想层面，四是价值层面。第一层可以全球科技一体化，因为科学无国界，西方先进科技可以全盘“拿来”；第二层可以结合中国特色大量引进，成为制度并轨；第三层强调思想对话化，通过重建哈贝马斯所说的“交流对话”平台，可以达成一定的“文化共识”，第四层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血脉，对一个民族的存在具有文化生命和核心的意义。这表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不可能“同质化”“一体化”，只能相互理解尊重差异而走向“差异化”。全球化并非完全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逐渐差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从同到异、同中有异的过程。这一差异化的过程促使了多元文化的发展。在这一差异化多元化的全球语境中，中国文化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

近十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围绕“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参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年版。]展开的，希望用现象学方法为被歪曲和误读的中国文化“去蔽”“还原”，强调中国文化的“身份立场”，并将思想中国或文化中国的理念以及当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艺术可持续地进行“文化输出”，呈现给世界以恢宏、雅正、刚健、浑厚的中国“新文化形象”。[参乔力主编《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书法是东方汉字文化圈的标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编码。书法是书写文字尤其是汉字的艺术，在世界各类艺术中只有书法和文字结合得最为紧密，一提到书法就不可能不提到汉字。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审美书写的中国文化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书法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当代却面临诸多危机。其一，国际上对书法的理解有限，国际展出和流通的中国书法作品数量不足，层次低，质量差，严重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国际形象。其二，国际书法的审美共识尚未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甚至出现了对于书法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中、韩的“书法命名之争”暗含了对于东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日本对于本国现代“书道”的西方宣传攻势使其档在了中国前面，因此亟需建立中国书法的大国形象，使得中国书法获得国际性的审美共识，以应对书法的文字、形式和内容等最新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其三，书法在二十年“书法热”普及之后，对书法大家和经典作品推出的重大意义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从重视书法普及到重视书法提高的“书法文化转型”中，大学书法教育无疑责无旁贷。其四，书法的文化生存环境问题。书法脱离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后在当代无可挽回地失落了，在鼠标键盘的诱惑下，青年一代很少用毛笔写字，在波普艺术和大众传媒的轰炸下，黑白两色的书法艺术正在青年五彩斑斓的图像生活世界中走向“文化缺席”。

这给我们以警示：当代书法如果一味追求技术性形式性结构性，而忽略了文化性精神性和人格心性的提炼，那么青年一代真有可能最终抛弃书法。在消费主义成为时尚的时代，书法的真正魅力恰恰与诗歌、哲学和思想相通――其中蕴涵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昭显着特殊的文化魅力。因此，借鉴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文化中国”的观点，我将“书法文化”转型为“文化书法”。

人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但知道“文化中国”这一概念大概不多。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徘徊在时间性的争论中，不断重复着现代与古代、创新与复古、变革与守成等二元对立的争论，这些争论隐喻了古代中国被强行抛入现代西方世界体系中的尴尬角色，“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归根结底还是在纳入西方框架内去思考问题，这在今天已经出现了现代审美疲劳和后现论疲劳。可以说，“文化中国”更多地从文化空间拓展入手：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局限在中国本土的文化，那么“文化中国”就扩充了“中国”这一概念的空间范围，包括逐渐扩大的四个圈层：本土说汉语的中国人的文化圈，全球说汉语的中国国人的文化圈，说英语但思考汉文化问题的外国汉学家文化圈，不懂中文但喜欢中国的外国访问者旅行者文化圈。这样几个文化圈，把中国文化的涵盖范围由十三亿中国人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二十亿人，而成为开拓性的“文化中国”。不妨说杜维明消解了意识形态层面上中国与西方的对立，从而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空间。

同样，提出“文化书法”，意在重申中国书法的文化根基和文化内涵，强调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书法是文化的审美呈现。书法是“无法至法”的艺术形式，分内法和外法，内法包括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外法包括生命之法、境界之法和精神之法。书法超越技法而成为直指心性的文化审美形式，从中展现出生命的境界和哲学的意蕴。书法要达到炉火纯青绝不能满足于技法，真正的书法家都是在“技进乎道”的历练中去追求宇宙大化的心性价值的，那些止于技滞于巧的书法是不足观的。

当前，推出高水平的书法，建立国际书法审美共识，重视书法的原创性，关注书法对人的文化陶冶性，是书法界的当代使命。在孕育新时代经典作品的同时还要重视书法文化输出，从而在中国经济科技军事崛起的同时，正面展现中国新文化形象与和平崛起的身份立场。唯其如此，中国书法才可能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中去，才可能为世界所认可和欣赏，才可能成为世界精神生态重建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