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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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数目不等同于道德高度或同情心多寡，应该量力而为。但是，从媒体不约而同地把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捐款数目放在显著版面来看，反映了舆论对此是有所期待的。

在这次的汶川大地震灾情中，有两个数字一直牵动着社会的情绪：伤亡人数和捐款数。前者大家都不希望继续增加，后者则是越多越好。伤亡数字代表了地震的严重程度，捐款数字则代表救治灾情的力量，都可以被衡量。

如果捐款数字不大，表示社会多数对此持冷漠态度，那将是比8．0级地震更严重的灾难，撕裂整个社会的力量会更强。当然，捐款数目不等同于道德高度或同情心多寡，应该量力而为。但是，从媒体不约而同地把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捐款数目放在显著版面来看，反映了舆论对此是有所期待的。地震发生5天内，我在北京和上海看到和听到许多公司发起募捐；同时，我也听到人们对于彼此捐款数目的比较，以及对名人捐款的表扬和批评。关于救灾的经济学，重点不是你赚多少，而是你捐多少。

对这一代人来说，创业是他们积累财富的一个主要渠道，也促成社会财富重新分配。这种财富分配首重效率，次重公平，即资源不可能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而是集中到能更充分利用资源并创造价值的人手上，也就是俗称的创业家，这称为效率；之后政府再透过租税和手续费等手段，从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用途，让多数人都有机会使用到，这称为公平。效率和公平，是互斥的概念。创业家莫不希望得到更多资源，同时交更少税，这是经济理性的必然结果。如果政府将公平置于效率之上，采取重税制度，将导致创业意愿大为降低，最终税收会减少。效率和公平必须取得平衡，这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方面营造有效率的环境，鼓励创业并活络市场，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再从他们所获得的财富中抽税，达到公平。问题是，这是法律层面的思考，而法律只是社会规范的底限，法律之上还有道德，这是社会平时行事论理的准绳。

从道德层面怎么来思考财富分配?捐款赞助慈善和公益活动，是最直接也最普遍的一种表现，也是被社会认同并接受的一种。通俗地说，叫“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也是在创业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之外，对于其人格的一种肯定。当然，这也不免沦为沽名钓誉之辈的快捷方式，不过整体而言，它确实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让我们把注意力不只放在创业家的财富上，而是他们用财富帮公共社会做了什么。一毛不拔或付出与本身实力不相称的富豪，会被称为“为富不仁”。尽管我们对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如何与这个社会互动，还在摸索当中，但民间俨然已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用来指涉不同的结果。

美国社会经常被拿来举例，早期清教徒戒律所内化而成的创业动力，约束着那个被称为资本主义最贪婪社会下的创业家，有朝一日成功，要把一部分甚至全部财富反馈给社会。美国大学的许多客座教授，工资和费用由企业或企业家支付，教学楼和实验室也有许多是由企业或企业家所捐赠：像沃顿商学院的沃顿，来自沃尔玛的创办人山姆・沃顿，史隆管理学院的史隆，来自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史隆。

有些企业家则把钱用在长期支持某个基金会、成立基金会上，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和美琳达基金会。盖茨这位全球首富最终受到肯定，更多的还是来自社会公益这一块，他亲身投入的基金会，以帮助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提升教育和医疗水平为主旨。两年前他的基金会有了一位强力支持者，财富排全球第二的巴菲特也把多数财产捐出来共襄盛举。沃顿、史隆、洛克菲勒和盖茨积累财富的过程，也曾有争议。比如对手批评微软不公平竞争，消费者抗议垄断没有选择，政府则以反托拉斯法准备之，但最终仍有一种价值观，把财富导向反馈社会。

而属于中国创业家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来得比预期要早的问题。多数人的价值还在积累财富，无暇思考之后的意义。这使得多数企业家碰到类似此次地震的情况时，进退失据，落入“捐，还是不捐；捐多，还是捐少”的思考困境，而整个社会也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捐款数字上。当问题被简化，答案很难深刻。一个社会有没有仇富心态，不全然是分配的问题，往往是价值缺位，导致了态度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