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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形势下 扩张性财政政策仍需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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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前瞻中,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以更值得强调:政策设计者、管理部门、决策层应该更加注重通盘把握和在审慎权衡之后,把当期或者短期的考虑与中长期的问题做更好的衔接,力求形成有远见的政策设计和决策。

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当前可指出的复杂性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物价上涨压力较大,趋势还待明朗。显然,前一阶段中国物价呈往上走的势头,上涨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方面的“输入”因素,我们不能左右。而国内用工成本持续提高,存在明显的成本推动因素,则是大势所趋,大量信息资料都在表明,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我们的用工成本是越来越高了。除成本推动外,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现在全面开放格局中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情况下,结汇的压力已经长期化,这种必须把基础货币投放出去,又必须以央票等等手段对冲流动性的操作,并不能保证把过大的流动性对冲净尽,所以,这对于我们物价上升助推的关系也是不可回避的。

当前经济总体而言是在经历过金融危机后,进入所谓相对高涨期,但在中国的实际生活里上升和高涨一定还是波动式的表现。如果上半年或者全年物价比较高,并不意味着它就必定一直在走高。种种因素也可能造成在物价上升一段以后有所回调。但回调以后,还可能再次回头向上,形成较大的压力。最大的可能性,今后3-5年是处于中国经济的相对高涨期,运行中,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将更多体现为通货膨胀的压力或者物价上涨的压力。

第二,当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一定困局。虽说中小企业倒闭潮有点言之过重,但是中小企业普遍困难非常明显。中小企业在融资条件方面一向比较困难,当前在市场主体层面更是已经感到普遍吃紧。而我国经济受到外部经济体发展的较大影响,希腊债务危机是否有可能导致欧盟经济体出现一轮经济明显走低,说得再严重一点,它是否会拉动美国、日本两大经济体一起往下走?如果真的如此,中国难以独善其身。把这个大前提放在这儿,现在看其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防。万一重演2008年的轨迹,中小企业将更加困难。

当然,中小企业的困难在经济生活里也有正面效应,它将倒逼我们这些企业自己想方设法升级换代,即所谓苦练内功、提升核心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凭借市场的力量,淘汰其中的落后产能。

第三,牵动全局的一桩大事情,就是资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关系问题。我国已有多年不能理顺煤电价格,今年更是前所未有地使矛盾升级了。很多的火力发电厂以“集体静坐”方式来表示他们的不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必须从正面强调:这样一个短期内的所谓“电荒”问题,和中国长期发展中间始终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有直接的联系,那就是未能理顺我们最主要的能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机制不能理顺,或将进一步威胁我国黄金发展期的可持续性。要找到对策,就必须触及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活里非常敏感但是必须解决的反垄断问题。要化解过度垄断因素和改变不合理价格审控也不是一个年度内的事情,但我们应尽可能促使相关配套改革的决心、思路、时机选择和方案设计、步骤安排明朗化,从短期到中期拿下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攻坚任务。

第四,民生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民生问题的改善,在原则上很确定,运行中间却明显隐藏着不确定性。比如,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问题,我们已经看到非常明显的障碍:如果让农副产品价格更多往上升一些,只要使中间环节拿走的分配份额不要过高,即不要让好处都给中间环节拿走,得实惠的就是中国多数社会成员――农村居民的收入就会得到改进和提升。这本来是中国“提高两个比重”的内在逻辑已经有所导向的,只要环境允许,就应该把更多的潜力空间释放出来。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CPI升到4%出头时,社会已经全面紧张。我们的决策层、管理层就必须表现出非常重视的态度和非常严厉的管理姿态,要严防农副产品价格继续上升。

又比如,城市居民反映最强烈的住房问题,我们在管理框架上已有明显进步的,是已经清晰形成了双轨框架。最主要的表现是,“保障房的事情总理管,商品房的事情总经理管”。政府对保障房要管“托底”,并加强管理;商品房要管规则和税收。这里有一项政府应该顺理成章往下发展的事情,即今年决策层非常明确要求的保障房建设。今年要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但马上有人测算出,达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资金至少是1.3万亿-1.4万亿。怎么筹资?看起来是和民生相关的大事,但真正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贯彻下去,挑战也非常明显。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寻找新的机制。

民生可能还有其他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些挑战,如果应对不好,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到现在我们所谈论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方面有拉美经济体的前车之鉴。如果不在发展中提升质量并使民众得实惠,将导致矛盾升级;但如果大家都只顾短期利益,则实际上是掏空了发展后劲。

扩张财政政策仍需维持一段时间

今年的财政政策框架非常明确,那就是在货币合乎规律地回归稳健的情况下,财政必须继续积极,体现出一定的扩张特征。为什么在宏观上要选取这样一紧一松的搭配,我觉得从财政角度至少可以勾画出四个理由:

第一,4万亿元的政府项目投资,仍需要后续资金投入。这种实际的资金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应在财政政策能够带有一定扩张特色的时候,把这种事情衔接好。

第二,民生方面还需要巨量资金,最明显的是新医改。决策层已明确地规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建立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开始时测算财政资金增加投入是8500亿元左右,这8500亿和4万亿基本没有重合,需另外筹措,现在已经投入了几千亿,再往前测算,总量已上升为1万多亿元,这些也客观要求财政政策的一定扩张。

第三,某些局部的基础设施方面又表现出明显的瓶颈制约,亟须完善。基础设施等社会生活的支撑要素的瓶颈制约一旦凸显出来,便可能对整个社会运行形成威胁。比如前期出现的北京京藏高速拥堵、市内交通体系拥堵等。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升级换代需要大量资源的投入,包括财政政策的支持。

第四,缓解我国物价上涨压力需要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扩张来增加有效供给。我国现阶段物价上涨的第一大项因素是食品价格,物价指数上涨有75%-80%是食品价格造成的,另有10%-17%是房价因素,其他所有物品加起来,一成或者一成不到。因此,在货币政策适当抽紧的同时,财政政策必须尽快有针对性地发挥自己的“点调控”功能,提高有效供给水平。要进一步运用财政资金,给农民补贴,给种粮的农民、生产农副产品的农民以补贴,激励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给今后一个时期得到上升,即增加有效供给,促使供需趋向平衡来平抑物价。另外,调控中还需动用物资储备,比如库储猪肉投放市场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配之以财政的政策性补贴,同样要运用财力。又比如住房问题,增加公租房供给已成为重要调控方向,但加快公租房、保障房的建设显然需要财政支持。

因此,当前财政政策仍需要保持积极姿态和一定的扩张性。但有了这样的积极姿态和扩张性,并不意味这个格局就长此以往延续下去。现在中国已经进入经济高涨期,从过去经验看可能至少延续3-5年。

财政在保持政策基本框架前提下,应审时度势,掌握扩张的力度,没有必要就不要再增加扩张方面的砝码。而且从逻辑上讲,再往前,明年、后年应该说最大的可能性,是财政政策自然而然进入所谓扩张的淡出过程。但在当前不确定的困扰之下,我们谈论往后演变的时间表,还为时尚早。我们还不必集中讨论往后的时间段内如何作尽可能清晰的预测,我们更多的关注是今年下半年的演变,特别是第三、四季度物价的演变。要做综合分析,注重怎么样把短期的调控和中长期调控衔接好。在今年度过上半年不确定的时期之后,今年下半年如果CPI能够如愿回调,我们应该加紧做一些改革的事情。

抓住时机争取推进税制改革以服务全局

从PMI数据看,今年下半年经济景气要往下落。如果调整得好,CPI整体上涨的压力应该能够得到缓解。如果能够得到这个缓解,在今年改革要点里已表明,应及时重点推进资源税的改革。

税制改革服务科学发展全局的意义非同小可。就税收改革的更宽广考虑而言,我认为重点可以归纳为:

第一,结构性减税。从现在开始,“十二五”期间中央已经有明确的减税重点,首先考虑营业税改革或称增值税扩围,以增值税替换营业税,使建筑、安装、交通运输、第三产业的市场主体减少实际税负,更积极地发展和专业化细化、升级换代,从而助益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还有对于小企业,或中小企业方面,税收优惠应该在今后得到坚定的贯彻。应该延续对于小企业所得税的减半,另外对于草根创业层面的活动,政府应该更开明地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结构性减税的另一个重点应该针对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可以认定的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经济活动,要给予结构性减税的刺激和支持。

第二,有增有减的税制优化调整。比较典型的是刚刚看到方案已尘埃落定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在税负上有降有升,降的是被个人所得税覆盖的群体的低端纳税人,同时,提高了高端纳税人的税负。这符合个人所得税在分配调节中应有的支付能力原则,这种有减有收的税负,今后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而所谓个税的平税率在中国不具备合理性。

第三,结构性增税。结构性增税中的资源税改革,就是通过经济杠杆,使初级产品更金贵,逼着千千万万的制造业厂家更珍惜地使用资源产品,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粗放式甚至挥霍式地使用资源产品,并促使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千方百计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

又比如,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制改革也属增税,上海、重庆试点的年复一年要收取的房产税,是直接税的重要门类,对于优化中国以后的地方税制、房地产业界环境和收入格局意义重大,应当给予肯定,当然难度也很大。这种增税改革必须给全社会吃定心丸,如房产税改革应使公众早早得知不会触及各家庭的第一套(或人均一定标准)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