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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路41号的22层是林明珠(Pearl Lam)的领地。走进门口,迎接访客的是托着白色哈达的泥塑佛像,视线穿过佛像,却是被一堆当代艺术装置接住,整个22层就是东方与西方、古典与当代艺术之间的调情。
会客空间摆着一张法国报纸拼接的沙发,是女艺术家Mattia Bonetti的手笔;精巧的明代椅子被邵帆做了重塑,把明代椅子用看似木制的现代座椅分开,用不锈钢进行整体浇铸,制成一把长椅。那张60人餐桌顶上是羽毛装饰的吊灯,林明珠喜欢羽毛元素,有时会在邀请宾客的请柬上附上一根羽毛。
整个22层是女艺术家Andree Putman为林明珠度身定做的,其中也蕴含女主人林明珠本人的创意。她有很多身份,香港豪门千金、“艺术门”画廊创始人、“衡山路41号”夜宴女主人、时尚ICON、设计师、话题女王……
Pearl似乎一直不乏新意,但又有些固定不变的执着,比如她的经典紫色“大童花头”。她在外国助理的陪同下接受采访,说话快速,思路清晰,说到兴起时带出些搞怪的表情,显然不是循规蹈矩那一款豪门名媛,但她又有名媛做派,比如她的夜宴永远是社交圈的话题。总之,这个女人就是个极富吸引力的矛盾体。
拥有很多面的女人总是散发着浓烈的个性魅力,有人不习惯于她的挥洒张扬,有人喜欢她的豪爽率直,但无论哪个遇见过她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她是灰白色调人生中的一抹非常有记忆点的亮色。
艺术推手:越来越理解东方文化
2012年,“对比窗”画廊改名为“艺术门”,不过它更通俗的名字是“林小姐的画廊”,因为画廊主人名头响亮。“艺术门”在上海的私人画廊中已占据一席之地,但Pearl自己却说,当初从没想过在上海拥有一家实体的画廊。
Pearl不讳言,她和艺术的缘分和优裕的家庭环境有关。出身香港富豪之家的林明珠应该算是林家最受媒体关注的子女之一了,她参加派对或是画展开幕的靓照经常抢占娱乐杂志版面。
林明珠11岁就离开香港,被送去英国寄宿学校读书,最初父母给Pearl设计的人生道路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她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后来又攻读了法律。源于一次偶然,她在装修伦敦住所的过程中,对设计与艺术的兴趣一发不可收。但母亲催促她回香港参与家族事业,等待着她的是当时处在狂飙期的地产业。
1993年,Pearl从国外回到香港,她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香港开了一家“对比窗”画廊,二是被派到上海做地产开发,她开发的项目骨子里是件艺术品。Pearl在衡山路、乌鲁木齐路口建造了法式风格的“衡山路41号”,这里在旧上海时期就是法租界。Pearl在这个项目上花了很多心血,因为她讨厌“周围都是一模一样的房子”,要做“十年无人超越的建筑”。现在这里成为上海艺术沙龙的社交中心。
1998年金融风暴阻断了Pearl的建筑蓝图,等她再一次回到上海是2003年。Pearl受到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的邀请,在中法文化年期间策划一个展览。她很快提交了自己的方案,解释想做什么,最初计划是做个200平方米的展览,最后做了2000平方米。
她的主题是“激醒:中法艺术的碰撞与融合”(Awakening: La France Mandarine, the French influence on Chinese Art),展现了如何将西方现代化设计理念注入到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品制作中,重新演绎传统艺术,创作出别出心裁的设计。“要了解法国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很自然我就到了上海,这里涵盖了建筑、装饰艺术、电影、时尚。”
2003年,Pearl在上海开了个艺术工作室,用来策展和制作展览目录。她当时准备了一年时间做这些,所有员工都是签一年合同,但两三个月以后Pearl改变了主意。“我参观了很多画廊,我发现如果我真的想要推动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真的想要在世界艺术圈有自己的话语权,我必须开一个画廊。”
因为当时大部分内地画廊推的都是政治波普作品,大脑袋,头像,所有的都是用西方语言在讲中国艺术,所有的她都不喜欢,觉得不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
“在我90年代末和2000年初到中国的旅行中,我体会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孔子、道家这些意象都是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我定义中国当代艺术是对传统的重新发现,重新阐述,和西方的影响互相作用,是艺术家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表达,这是我形容的中国当代艺术。”
她说,她反对的是因循西方的理论,把它套用在本土的东西上,所以她很不喜欢政治波普,因为这还是西方的语言,只是换上了本土的元素,没有任何意义,也不是她的菜。
从那时开始Pearl就在寻找合适开画廊的场地,但是过程很漫长。“如果说我想要做什么,我要建立一个平台,去展示中国艺术的各种流派。所以在2004年我就去找地方开一间画廊。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很难,我不想在莫干山路,那时莫干山路刚刚起步,而且我也不想和别人在一起,我想有个独立的平台。”
与此同时她在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策划一些相关的展览,她曾策划巡迴展“觉醒:法国对中国艺术的影响(2004-2006)”,大受欢迎。同时她也在做设计,为女艺术家Andree Putman开了三个展,当时是在上海美术馆、北京中国美术馆和香港设计中心Design Centre。
在香港设计中心的办展经历是三地中最不成功的一个,也让她来上海的想法更加坚定。
“2005年我做完Andree Putman的展览以后,我对香港完全失望。”香港设计中心一个月里只有10个观众而已,当时Andree 在某个星期天打电话给Pearl,问这里是不是有问题?Pearl也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想在香港开个画廊?为什么要在香港做艺术?为什么浪费努力、钱和其他?在这里没有观众。
“但在内地不同,如果我想做什么和艺术有关的事,应该在内地,因为从文化上来讲,内地中国人更有好奇心,人们想知道在西方发什么了什么。你在内地看到博物馆,画廊,你知道这里艺术氛围更浓郁。”
所以Pearl马上决定:好吧,我放弃香港,专注在上海发展。但是在上海找个合适的地方很难,她花了很长时间。所以2005年林明珠办第一个展的时候,是在衡山路41号楼下大堂,这里是放她私人收藏的地方。她用的还是“对比窗画廊”这个名字。直到2006年,她在江西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把画廊搬过去。
去年,“对比窗”画廊易名为“艺术门”,重新迁入香港中环新址,头炮展览“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八十年代至今:忆原”带来的,是七位顶尖中国抽象艺术家的作品。
Pearl说,她重回香港,因为环境不同了。过去几年香港艺博会越来越成功,艺博会开始后,全世界对当代艺术的看法和10年前完全不同了。越来越多人进入这个圈子,艺术同以前完全不同了,所以她现在回来香港。
“香港是中西商业交流的地方,也希望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它需要一些好的画廊,好的艺术被介绍进来。好的画廊,好的展览项目,可以提升香港的文化水准。现在什么是香港文化?除了饮食、购物,我希望可以用一个画廊提升香港对文化不同的看法,鼓励香港艺术家做回自己。”
Pearl似乎一直不乏新意,但又有些固定不变的执着,比如她的经典紫色“童花头”——她显然不是循规蹈矩那一路豪门名媛。这个女子就是个极富吸引力的矛盾体。
派对女王:永远愿意结识有意思的人
林明珠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社交界的知名女主人,她那张60人餐桌号称中国最长的私人餐桌,总是成为社交圈子的话题:今夜有谁上座?
她在为父亲监理上海衡山路41号高级酒店公寓的工程时,无可救药地为艺术所吸引,倾全力将这座花费巨大心血的大厦打造成她的艺术社交根据地。只要Pearl在上海,这里就会上演一场场热闹非凡的派对,一群群鬓影衣香的俊男美女穿梭其中。
入夜,欧式风格的衡山路41号笼在清冷的灯光中,与衡山路上流光溢彩的酒吧形成对比。这座酒店公寓以其贴心的五星级酒店服务和昂贵的租金闻名。这里的租客有国外驻华机构的外交官、跨国公司中国区高管以及国内外的名流精英。
笔者曾参加过一次林明珠的夜宴,走进花园,拾级而上,侍者会用英语向你问好,带你穿过典雅奢华的大堂,坐电梯送上22层,电梯出口的黑白显示屏记录下你的身影。
餐前的鸡尾酒会从8时半开始,先到的客人们随意交流着。土豆网CEO王微在和熟人打招呼,ICS主持人杨盛昱和奥地利艺术家Michael Von Leheneck低声交流,印尼华侨John Aryananda和美女作家棉棉笑着碰了一下杯。互不熟识的客人微笑着点头,便会开始轻声交谈。座上宾大部分是艺术家和策展人,也有明星、拥有爵位的欧洲贵族、企业家、作家、媒体人,用Pearl的话来说,都是“有意思的人”。
林小姐的助理穿梭在人群中间,将标有客人姓名和座位的卡片递到每个人手中——在一张容纳60人的餐桌上用餐,没有卡片的指引是不容易找到座位的。
当然,派对永远的主角是Pearl,当她标志性的“童花头”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气氛像注入酒精一样高亢。她像风一样到处拥抱碰杯,刚和一个客人打过招呼又和其他人进入下一个话题,出场就像电影《飘》中的斯嘉丽一样。她说话永远快速直接,粤语、英语、普通话转换自如。
9时半左右,大家发现自己被富有创意地排列组合在餐桌两边。“我安排座位都是看感觉的,感觉两个人能聊得来就把他们放在一起,我很少安排熟识的人坐在一起,因为那样就没有新鲜感了。”Pearl解释说。
林家的菜式很简单:茄子炖鸭肉,茄汁虾仁,银鳕鱼,皮蛋菠菜,还有一道甜品,原料和做法都很中国化,但以西餐的形式和顺序一道一道端上,等到上完最后一道甜品时,已经过了午夜12点。
和左邻右舍交换名片并寒暄几句之后,就是考验客人今晚运气的时候了:如果有幸遇到聊得来的朋友,便能过得非常愉快;如果不幸话不投机,那就只能专心欣赏面前的美食了。不过也有人不甘于命运安排,晚宴进行到一半开始交换座位。前提是你英语足够应付,因为虽然有很多中国人,只有英语和法语是通行语言。
当然,前来赴宴的客人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有时在这种偶遇情形下的聊天未必能够尽兴。但也有一些人客人,甚至会在派对上有所斩获——比如找到新的项目,或是初步拟定了合作意向。“好玩的是,有些朋友们在我的派对上谈成了很多生意。”Pearl调侃说。
美国作家奥尔德里奇在《老钱》(old money)中将依靠自身奋斗而挣得的财富视为“新钱”,继承来的财富称为“老钱”,拥有新钱者称为财富新贵,拥有老钱者才可成为上层阶级。
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Pearl是一枚“老钱”,Pearl们成为逐渐成气候的本土社交圈的核心,而支撑起社交圈的,却是更多希望通过这种途径获得身份归属的“新钱”。
一个和Pearl相识很久的欧洲艺术家客观评价,“我和她认识很多年了,她派对上的面孔一直在变,大家都在变,只有Pearl是不变的。很多人过来是想从她身上得到些什么,她也不在乎,那些人来了又去了,还会有新的人过来,而Pearl永远是Pearl。”
你的派对和传统的西式派对有什么差别?Pearl笑着说,“在国外大家围着长桌子吃饭,哪会有这么多人走来走去?”她的派对就像Pearl本人一样,既西化又本土,既“鬼妹”又“名媛”,充满混搭与矛盾。
“我也参加过很多派对,国外的、香港的、上海的,我喜欢在派对上成为魅力焦点的感觉,但是我更喜欢自己做主人,因为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Pearl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