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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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19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家中，弟弟周作人铁青着脸，递给他一封绝交信。那一年鲁迅42岁，周作人38岁。随后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迁出另住。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籍什物，周作人夫妇竟趋前辱骂，周作人甚至还向鲁迅抛掷金属钝物。1925年10月21日，鲁迅写出短篇小说《弟兄》。

《弟兄》的故事是这样的:公益局办事员张沛君弟弟张靖甫突然患病，沛君为之延医问药，开始被庸医诊断为猩红热，有生命之虞，沛君因此内心饱受煎熬，因为如果靖甫撒手人寰，则其两个子女的抚养责任就落在了哥哥沛君身上，而沛君自己有三个子女，以办事员的收入，无法供应五个孩子的学费，可怎么办呢？沛君为此噩梦联翩，梦中靖甫病亡，他咬牙让弟弟的两个孩子继续上学，而自己的孩子只能一个上学，儿子荷生闹着要上学，被他扇耳光打出血来……噩梦醒来是清晨，经高明西医确诊，靖甫原来只不过是出麻疹，不仅绝无性命之忧，更很快痊愈。于是生活归于平静，沛君被同事以古语“兄弟怡怡”加以赞扬。

如果这是一篇取材于他人，或者纯粹虚构的小说，倒也罢了。但细查鲁迅生平，就不难知道，鲁迅1912年到北京，1917年周作人也来北京，兄弟同住在绍兴会馆，同年5月8日至6月3日，周作人以32岁的年龄出麻疹，开始也吓人一跳，后来有惊无险。周作人虽然以后成为教授，收入颇丰，但他出麻疹前后，却全靠哥哥照应扶持。显然，《弟兄》这篇小说，从人物到事件，均有原型可寻。当然，从真实生活到小说文本，已经有了许多必要的变化，不能去对号入座，但这个文本中饱含着作者切实的生命体验，当无疑义。

按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周作人夫妇还那样恶毒地对待他，后来也一直没有和解，他如果采用以往弟兄间的生活素材进行小说创作，落点应该是批判对方心灵的阴暗面才顺理成章。但这篇写在弟弟朝他詈骂并掷钝物一年多后的小说里，成年才出麻疹的弟弟，却是一个淳朴憨厚的艺术形象，而所设置的身份与生活状态都有几分与作者相似的哥哥――鲁迅曾任教育部佥事，小说里的哥哥沛生是公益局的办事员；鲁迅与周作人一度同住会馆，小说里的弟兄则同住公寓――却被诛心，整篇小说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所揭示的，是哥哥在坚持道德行为时，面对金钱压力，内心里的私心涌动与痛苦挣扎。

高举投枪匕首，朝旧传统恶势力决绝地战斗，这样的鲁迅，我们是最熟悉的。当然，我们打小就从课堂上听过老师对《一件小事》的讲解，早就知道面对着劳苦大众，鲁迅先生敢于审视自己那作为知识分子的灵魂。但我们以往似乎一直忽略了《弟兄》里那自我审视、深度忏悔与努力救赎自我灵魂的文墨。“五・四”运动后甚至连一些军阀口头上也承认“劳工神圣”，但真正能面对社会地位同等的弟兄，向自己内心去挖掘人性的弱点，除鲁迅外，又有几人呢？

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社会环境中重读《弟兄》，会有新的领悟。金钱问题现在成为一个讨论起来不必脸红的问题，亲骨肉之间，因为金钱而反目、决裂、仇恨，甚至酿成血案的事情，传媒上不知已有多少报道与评论。但《弟兄》讲的却并不是一个兄弟因金钱而阋墙的故事，恰恰相反，故事里的弟兄之间充溢着温馨的手足之情，激烈的冲突只在哥哥内心深处，鲁迅仿佛用一只发出强光的手电筒，照出了中产阶级正人君子心灵深处蛰伏的“小”，从而引出我们的深思。

《红楼梦》里有句话: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鲁迅先生却既如灯塔照亮着社会前进之途，又不惜以自己为原型，塑造出沛君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手电筒朝内照。

《弟兄》仅有3500字左右，细读细思则意味深长。如果国人都能从这篇小说里汲取精神营养，从而更好地在商品社会里既重视金钱更重视品德情操，则我们的社会，必将更易于达到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