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企业的效率来源及其文化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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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影响集群盛衰的核心因素就是文化伦理，它是隐性协调的基础，作者认为集群企业的效率来源于规模节约经济和分工协调经济两个方面，因此，只有建立在基于信任的互动之上，企业之间才可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从而不仅提高单个企业也可以提高集群乃至整个地区的效率，这正是集群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而企业间的信任互动则必须建立在文化伦理的寓意中。
[关键词]集群 分工 协调 文化 规模
〔中图分类号〕F4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88-05
一、引言：基于分工视角考察集群企业效率
自波特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后，集群研究在经济发展和企业增长领域的地位就如日中天，成为当前经济学界研究区域经济和企业经济乃至发展经济领域中的热点。一般来说，集群内企业的规模一般都是比较小的，甚至集群化程度越高，企业的规模也往往越小；正如斯蒂格勒指出的，“产业的区域化程度越高（产业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不变），则单个工厂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在美国地理集中的产业中，工厂规模通常相当小。”[1] （P33） 既然集群内企业的规模一般来说都是较小的，从而无法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那么，它的效率或竞争力又来自何处呢？较早关注集群的是马歇尔、A.韦伯以及斯蒂格勒等几乎都将集中在节约成本以及变相规模扩展这一层面上。但集中于成本节约层面并不能对产业集群正效应作出充分的解释，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集群在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可能会面临的潜在隐患，以及集群是如何克服这种隐患而保持持续发展的。
譬如，按照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产业应集聚在资源禀赋丰富、交通便利和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但现实却表明，许多产业集群并不是以区域的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同样，根据生产要素流动和等价定理，资源禀赋优势会随着集群的企业数量增加而削弱，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会制约区域的集群程度；因此，无论区域的资源禀赋是如何丰富，集群的发展会使得资源越来越稀缺，从而导致要素价格上扬以及投入成本增加，最终又会导致集群的衰退。然而，现实状况似乎并非如此，集群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生命力；特别是，很多产业集群并不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但依然比较出强大的竞争力。那么，集群企业是如何取得高效率的呢？集群又是如何自我发展的？这就涉及到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问题。
其实，集群企业除了依赖于外在的生产要素外，更主要依赖于自我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这包括技术创新、组织资本、制度资本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资本，而所有这些生产要素本身都是分工深化的产物，因而正是有效的分工与合作不断提升集群企业的效率。关于这一点，杨格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中作了先驱性的分析：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的规模产生的，而是源于专业化和分工的深化；分工使得复杂的程序拆分为一组连续的简单过程，因而分工的深化则主要意味着社会化生产迂回度的延长，从而导致中间产品或制造特殊产业的行业多样化。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分工促进了企业集群的出现，因为分工使得市场规模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机器得以引入、技术得以进步，从而出现了新的相关产业；二是企业集群又深化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因为企业集群的存在可以将更多的程序独立出来，因而新兴产业和中间产品更容易在具有传统工业基础的地方出现。[2] 为此，本文主要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二、集群企业效率的两个主要方面
关于集群企业的效率，可从两个方面加以探索。一方面，由于大量小企业的合作，它们共享生产、销售以及技术等资源，从而产生了外源型的规模经济，这也正是马歇尔充分认识到的；实际上，企业集群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存在大量工序型企业和中间产品交易市场，同时最终产品又有较低的运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集群内的最终产品出现产品差异化的潜力比较大，它们之间的分工和竞争增进了各类劳动之间的协调性，从而产生了内源型的分工收益；实际上，企业集群形成的另一个基本条件就是：集群产品存在技术的可分性，从而不同企业的产品之间存在差异化而能够形成互惠合作的劳动分工。
（一）就集群的规模节约经济而言
它主要是指：在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在地理接近的公司和其他的经济单位之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共享和互补，一个小企业不仅可以直接利用自身直接占有的资源，而且可以间接地利用更多的非自有资源；因此，这在一定意义上扩展了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边界，扩大了企业的实质规模，从而产生了产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即低成本的优势。事实上，集群内企业通过网络化联系而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应，它们可以通过统一对外促销、规范品质标准、认同专项技术、推广共同商标、共享集群信誉等“集群效应”谋取单个中小企业很难具有的差异化优势；在某种意义上，传统上独立的中小企业通过集群这一桥梁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将相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的外部性内部化了，从而实质上扩大了企业边界。这具体表现为：产生资源共享效应；形成厚市场效应；培育人才集聚效应；促进技术创新效应；以及提升外部转移效应等方面。
（二）就集群内分工效益而言
它主要是指：在集群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集群内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互补合作的网络型关系，这种网络关系在竞争、合作、协作中产生一种结构竞争力；因此，网络型组织本身就成为一种资本，可以创造财富和价值，从而可以实现分工和协调收益，即差异化的优势。在现代社会中，仅仅凭借外部性，规模经济已经无法取得充足的竞争优势了，因为各类信息、资源、劳力已经具有较为充分的流动性；因此，企业的效率更多地来自市场的协调收益，这也是企业集聚之所以发展成为企业集群的原因。这具体体现在：集群内产品存在的产品差异化，集群内企业形成的某种核心能力，集群内企业存在的功能上的互补性，以及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着的多层次的协同效应等方面。
上面分析了集群企业效率的两大来源：节约经济和分工效益；其中，节约经济来源于资源的共享和成本的共担，分工效益则主要源自协调机制的增进。一般认为，节约经济是一个集群效率的外层，是马歇尔以及A.韦伯所观察到了企业集聚中的现象，获取这种节约经济的集聚区企业也并不一定是相互关联的，从而并不一定就是现代意义的集群之核心特征。事实上，如果拉郎配式地不加区别地将不相关企业集中到一起往往缺少高水平的专业分工与协作，而进入的新企业就往往可能衍生出较高的风险和成本；因此，要探究集群企业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剖析其分工效益的来源，而这涉及到集群内部的协调机制问题。
（一）集群内的协调机制
笔者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曾指出，企业发展根本源于劳动间协调增进带来的收益增长，而集群根本优势也正在于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较高水平的协调；[3] [4] [5] 一般而言，企业集群的核心能力就由外部协调能力、内部协调能力和企业自身核心能力构成，因而这里就集群的内外协调机制作一剖析如下。
1. 外部协调能力，主要用来解决企业集群的目标和行为与外部市场的目标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认为，任何经济组织的活动离不开社会系统并受其制约；集群作为新的经济组织，同样面对如何与政府、社区和其他产业群的关系问题。事实上，集群的外部协调能力是产业群营造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的重要手段，外部协调能力强，产业群就能获得更有利于自身的外部环境并使之强化；显然，正如上面指出的，集群内各企业的联合一般要比单个企业的外部协调能力更强，这包括对外市场的开拓能力、对产品的营销能力、对原材料市场的谈判能力以及对政府的影响能力等。一方面，由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长期交往已经奠定了密切关系的基础，已经培育出了一定的品牌资本，而不必每件事都需要详细讨价和签订加工协议；因此，集群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上的独特优势，它能够提高群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国际市场中的应变能力，对于多品种、小批量、临时急需的订货，集群内可以用最快的方式通知各协作生产企业备料上线。另一方面，在集群内众多小企业与服务单位和政府机构群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机构完善、功能齐全的生产―销售―服务―信息网络；并且，由于地理邻近与相互信任，有关产品、技术、竞争等市场信息就可以在集群内企业间迅速集中和传播，且成本很低。
2. 内部协调能力，主要用来解决集群内企业的目标和行为与集群的目标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一般认为，社会环境能通过它所具有的搜寻、转移、选择、转换和对信息的控制等功能，降低不确定性，从这一点看，社会环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取代市场和科层的有效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正是由于集群内企业之间在长期互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成文或不成文规范的指导下，企业相互信任和交流，从而节省集群的交易成本。特别地，集群内部的分工体系极大地增进了这种协调：一方面，目标朝集群外的最终企业虽然不一定提供生产设备，但它们通过产品加工工艺把中间企业组织起来，因此被称为集群地的生产组织者，并承担着中间企业和市场之间协调者的角色；另一方面，那些生产中间产品的中小企业不直接与市场接触，但借助于最终企业的中介作用其技术进步也能跟上市场需求变化，并由于它不用采购原材料而可以将风险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3. 在集群内部还存在一系列服务中介，这些中介的存在也有助于提高集群的内外协调能力。事实上，在一个较为成熟的集群中，不仅有各种技术性中介结构，如在纺织集群中就有大量多种多样的纺织和服装设计所和设计咨询组织、专门销售图案的设计所和为生产企业提供图案设计咨询服务的机构等；而且，还有会计、法律、经营管理、市场调查、国际贸易、职工培训等服务机构。例如，在意大利的普拉特模式中，分散的小规模家庭企业之所以能够有机地集聚形成一种网络并实现有序的生产，关键就在于被当地称为茵巴瑙托的商业中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中小企业起协调作用的不仅有茵巴瑙托，时装设计商、咨询机构也充当着中小企业的组织者。因此，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是由一群承担专业分工的、起协调和组织作用的中介和中小企业相结合而构成的有机体，中介商和中小企业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同组织了地域生产网络。
（二）增进集群协调机制的文化寓意
笔者曾把组织的协调机制分解为两大基本类型：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其中，显性协调是指由专门人员对企业生产进行组织、计划、指挥和管理，而隐性协调则是指不需要借助专门人员的指挥活动而基于相同背景的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劳动间的默契。[6] 显然，由于集群内部缺乏明确的或法定的协调管理者，因而集群的协调主要体现在隐性协调方面，而这种协调的基础在于存在良性的社会伦理；事实上，正是丰富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使集群内部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嵌入性，集群参与主体的“诚信”和它们所信奉的商业文化与竞争理念也是集群得以有序成长的基础，石忆邵（2001）甚至认为，以“业主之间的信任和承诺为主要内容的协作精神”是企业集群得以运作的前提条件。而且，在企业集群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与行为人在这个群体中所处地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在适当的人文环境下，才能在集群内激发“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机制，造成企业间关系的高度合作与协同，实现企业集群内的资源禀赋提升、企业―产业组织提升和技术水平提升。[7]
究其原因在于，集群协调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行信息共享，这种信息共享依赖于相互信任，不仅要求在企业内部形成相互信任的伦理，而且也将这种信任关系扩展到上、下游的供应商与承包商；例如，日本的精益生产就要求把上、下游的供应商与承包商都纳入到生产网络中，要求供应商配合紧迫的进度。显然，要维护这样的供应商网络，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纯粹市场导向的装配―供应关系上，买方公司总是乐于见到各个供应商之间的削价竞争，从而在装配厂和供应商之间造成猜忌和隔阂；而供应商也不肯把价格和制成的资料透露给装配厂，以免对方今后利用这些情报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而且，即使在横向竞争的企业之间，也需要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与别人分享技术，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福山就指出，正是由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使得硅谷在科技研发方面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而这是那些纵向结合的大公司是无法做到的。[8] （P265） 也正因如此，企业集群主要诞生并盛行于那些具有丰富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地区，因为那里存在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使得集群内部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嵌入性：一方面，它有助于集群内部所形成的相互信赖关系，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它便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沟通，从而也可以大大促进外部分工。
一方面，就自发内源型的集群而言，其所在地往往具有共同的历史习惯，或拥有某种共享文化传统，特别是伦理认同的传统。事实上，集群中的文化往往源于家庭伦理及其扩展，例如，第三意大利地区就是凭借延伸的家庭纽带创造了以合作为基础的经济联系，并有助于通过家庭网和朋友网寻找新雇员；显然，这种特征在浙江地区的集群中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因而浙江的集群往往都是自发内生的。例如，就以集群著称的温州而言，无论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是交通地理上都不具有优势；但是，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沉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自1876年温州被辟为商埠后，西方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与永嘉学派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碰撞与融合，造就了温州人的以冒险、务实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温州精神”。同时，传统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又造就了温州人集体主义的精神，因此，一旦政策放开温州就很快恢复了传统的商业文化，并在家族伦理以及集体伦理的基础上壮大了企业集群。
另一方面，就移植外源型集群而言，集群要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就必须形成一套合作的文化，并与当地的其他制度规范相容，这也就是目前一些学者主要探讨的集群的根植性问题。就目前的移植型集群的形成而言，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依靠政府创办的集群，这主要是指各地政府创办的各种开发区、高新产业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一是由于政策指引而形成外资投资集中的地区，并且这些投资的产业是高度关联的。在这些类型的集群所在地往往没有传统的集体文化，而集群的形成往往是政策或者地理位置的因素；但是，由于人口流动比较频繁而无法形成一个互信的文化伦理，这些地区的集群企业之间也就难以形成良性的合作和竞争关系，更难以形成健全的信息交流机制。正因如此，随着政策优惠不再以及地理位置优势的减弱，这些地区的集群就面临着严重的根植性危机；事实上，广东地区的集群大多是这种类型的集群，因而近年来一些集群已经处于衰退状态，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集群正向其他地方转移。
总而言之，运行良好的集群往往存在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正是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氛围促使集群内部形成一种相互信赖关系，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使企业家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容易进行，企业之间的深度劳动分工得以执行。显然，伦理的认同实际上也体现了某种集体主义的文化观念，而集体主义文化则能够蕴育并适应社会共同治理模式；[9] 也正因如此，社会共同治理模式与集群更为切合：集群内部信息的沟通、流畅以及交易频率的较高，都促进了社会共同治理机制的发展。所以，笔者强调，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分工有序展开、集群对地区的根植性等都有赖于所有地区的伦理化。
四、简短结语
尽管集群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或者制度资源等），而且，一些小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效果；但是，集群一旦形成之后要保持其生命力，集群及其内部企业的效率就主要源于分工协调收益，而这依赖于企业之间良性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要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则需要有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要形成产品的差异化，这是深化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二是要形成相互竞争的氛围，这是激励技术创新和提升人力资本的动力；三是形成社会共同治理机制，这是促进合作而防止机会主义的保障；四是要注重文化伦理的培养，这是提高隐性协调水平的关键。事实上，只有建立在基于信任的互动之上，企业之间才可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从而不仅提高单个企业也可以提高集群乃至整个地区的效率，这正是集群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显然，这不同于主流经济基于均衡的分析，因为均衡分析往往把集群效率看成是小企业通过联合而实现规模经济的结果，甚至认为“规模经济越大，对集聚的支撑力越强”；[10] （P45） 同样，集群往往在特定区域的出现也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由历史或偶然因素对多重均衡进行选择的结果，认为是“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了某个地区建立了一个行业，在此之后，累积过程便开始发挥作用”。[10] （P48） 巴斯夏强调，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只能是那些不仅看到直接结果，而且也能看到经济政治行为的后续结果的人；就集群而言，我们不是要基于所谓的累积循环效应来解释现在的存在，而是要从演化的角度，探究那些促使集群壮大和萎缩的特殊因素。在笔者看来，影响集群盛衰的核心因素就是文化伦理，它是隐性协调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勒. 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
[2]杨格. 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
[3]朱富强. 分工效率：演进主义的观点[J]. 上海经济研究，2004，（1）.
[4]朱富强. 协调机制演进和企业组织的起源：一个演化经济学的分析[J]. 学术月刊，2004，（11）.
[5]朱富强. 企业治理机制：从单向治理到社会共同治理[J]. 学术月刊，2007，（12）.
[6]朱富强. 成熟市场下企业效率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启示[J]. 中山大学学报，2004，（2）.
[7]石忆邵. 企业群落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 工业经济，2001，（10）.
[8]福山.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Greif,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 5.
[10]梁琦. 产业集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